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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五四」帶來的變化，過去一般較多注意「個人」的淡出和「群體」的凸顯(落實在 「國家」、「民族」之上)。而「五四」前後也是西潮衝擊以來中國人最願意把自己和「世界」聯繫在一起的時候。當巴黎和會的結果告訴中國人，「世界」仍是一個外在的區域，尤其世界性的「公理戰勝」其實並不包括中國之時，「國家」、「民族」與「世界」這些新詞彙之間的關係就未必融洽，甚或可能對立了。風潮來時，最易激動的青年學生首當其衝，也是所謂現代社會的常態。
　　當年的學生因巴黎和會的刺激轉而偏向民族主義，是一個不爭的現象，但這種轉變在我們的歷史記憶中似太直白。其實「五四」帶來的變化未必一致：從趨重個人到趨重群體，「五四」前後的確呈現出很明顯的轉變；但此前面向世界的趨勢卻仍在持續，即民族主義的興起並未立刻導致世界主義的衰落，較明顯的轉變要更晚才出現。這一動向過去未受關注，部分即因歷史的豐富性被忽視，使我們寫出的歷史都「簡明扼要」得像電線桿，其實歷史可能更像一棵棵鮮活的樹，有主幹也有枝葉。
　　清季梁啟超最反對中國人知有個人、天下而不知有國家，曾因此而不惜指責其老師康有為；如今卻強調既要知有國家，更要知有個人和世界，幾乎完全反其道而言之1918年歐戰結束後，許多中國讀書人將其視為新紀元的開端，康有為、蔡元培和李大釗等見解不同的人都看到了世界「大同」的希望。最能「與過去之我戰」的梁啟超，更有非常明顯的轉變。他以前曾經主張世界主義是理想，而民族主義是現實，如今卻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梁啟超在清末曾指責中國人沒有國家思想，或「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或「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國家」。也就是說，中國人一向重視「個人」和「世界」，而忽視其間的「國家」。如果梁啟超看到的真是中國的「傳統」(這與 「修齊治平」的傳統進程顯相抵牾)，則以反傳統著稱的新文化運動，倒呈現出明顯的傳統意味。那時的兩大主流正是「個人」和「世界」，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當時北大學生傅斯年說的一句話：「我只承認大的方面有人類，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實的。『我』和人類中間的一切階級，若家族、地方、國家等等，都是偶像。」
　　當年人所說的「階級」，略同於今人所說的「階段」。傅斯年的表述，或許也受梁啟超的影響。梁在1912年曾說，「我國數千年教義習慣，由國家等而下之，則地方思想、宗族思想、個人思想甚發達焉；由國家等而上之，則世界思想甚發達焉」。而對處於兩者「中間之一階級曰國家者」則少有心得，故國家思想「發育濡滯，而至今未能成形」。兩人所見當然也有不同，傅斯年的「中間階級」較寬，包括了家族和地方，而梁啟超卻將這些都歸於與個人同類的一頭，特別強調「國」是最應重視的單位。
到「五四」時，梁啟超的見解已變，主張「國家是要愛的」，但「一面不能知有國家不知有個人，一面不能知有國家不知有世界」。只要把傅斯年所說的「人類」更換為梁啟超所說的「天下」或「世界」，則梁氏在清末所斥責的中國「傳統」，到「五四」前後恰成為青年學生心目中的正面價值，並逐漸成為梁啟超自己也接受和提倡的主張。
　　與梁氏在清季的見解相比，這是一個根本性的逆轉。以前他最反對中國人知有個人、天下而不知有國家，曾因此而不惜指責其老師康有為；如今卻強調既要知有國家，更要知有個人和世界，幾乎完全反其道而言之。最能與時俱進的梁啟超，顯然是在呼應稍早國內新文化運動中興起的思潮。
　　傅斯年和梁啟超這些言論都發表在五四學生運動之後，可見面向世界的潮流仍盛而未衰。但側重「個人」的傾向則可見明顯的式微，儘管梁啟超還試圖自圓其說，把「國家」與「個人」和「世界」聯繫起來，主張應建設一個「世界主義的國家」，並「托庇在這個國家底下，將國內各個人的天賦能力盡量發揮，向世界人類全體文明大大的有所貢獻」。但此前排斥個人和人類之間一切中間因素的傅斯年，卻逐漸向落實在「國家」之上的「社會」方面轉移。
　　正是「五四」的變化，使傅斯年感到一種以「社會」為中心的新道德觀「必成此後這個時代的一個最大問題」。而「青年的第一事業」，就是「無中生有的去替中國造有組織的社會」。他強調：「我們在這個世界上，並不僅僅是一國的人，還是世界中的市民。」但他特別說明：「在現在的時代論來，世界的團結，還要以民族為單位。」故中國人必須養成「社會的責任心」和「個人間的粘結性」，從「零零碎碎的新團結」開始，進而「以這社會的倫理，去粘這散了板的中華民國」。這和不久前要否定家族、地方、國家的傅斯年，顯然已相當不同。
　　或許他們都還憧憬著以個人為基礎的「世界大同」，不過，少壯的傅斯年已承認「現在還只能有以民族為單位的世界運動」這一現實，而老輩的梁啟超仍嚮往著建設一個「世界主義的國家」。與傅斯年相類，梁啟超也說「我們做中國國民，同時做世界公民」。但他更強調要「一面愛國，一面還有超國家的高尚理想。凡屬人類有價值的共同事業，我們總要參預」；甚至「目前報酬如何，我們都可以不管」。因此，對已經「背叛」中國的美國總統威爾遜，梁氏也能原諒。
　　可見「五四」的確是個轉折的時代，人人都呈現出某種日新月異的意態。頗具詭論意味的是，在國家乃個人與世界的中間階段方面，傅斯年可能受到民初的梁啟超影響；而「五四」後的梁啟超在偏重個人與世界方面則明顯向傅斯年靠攏，那時的傅斯年又已有所轉向，反朝著更早的清末之梁啟超的方向轉(即世界主義是理想，而民族主義是現實)。這些轉變之下隱伏著萬變不離的中心思慮，提示出一個更為根本的趨勢：「進入世界」其實是好幾代中國讀書人嚮往和努力的目標，但被他人主宰的「世界」是否肯接納願為世界公民的中國國民，其間還糾葛著無量數複雜因素，讓人欲語還休。
　　梁啟超、廖仲愷、余家菊那時在內政方面的見解是相當不同甚或對立的，然而他們在面向世界的傾向上則表現出異曲同工的共鳴重要的是「五四」後的梁啟超並非特例，他所說的「人類有價值的共同事業」具體即指剛成立的國際聯盟，也可以說是今日聯合國的前身。在巴黎和會以前，從康有為、梁啟超到李大釗等具體政見相當不同的士人，都曾把國聯與「世界大同」相提並論。但多數人在目睹巴黎和會的結果後已對國聯所代表的理念大失所望，而廖仲愷在1920年1月1日發表《中國和世界》一文，仍在慶祝「世界大同的元旦」，他指的就是當年1月10日即將正式成立的國聯。
　　國家主義派要角余家菊後來也回憶說，他1922年出國留學時，國人仍「醉心於世界和平」，對威爾遜在凡爾賽和會的失敗，「世人終覺其為偶爾小挫，難阻進化潮」，他自己對「公理戰勝」的夢想也仍在持續，要到歐洲後才觀感大變：「我親眼看見弱小民族的困苦，親眼看見各國民性的差異，親眼看見各國國民意識之發揚，親眼看見各國之劍拔弩張」。於是「和平的幻想，大同的迷夢，都粉碎了」，從此走上國家主義之路。
　　當年很多人轉向民族主義正因國聯所象徵的「公理戰勝」對中國而言太過虛假，然而梁啟超卻可以原諒威爾遜，廖仲愷仍視國聯為「世界大同」的開始，余家菊的回憶表明不少人分享著類似的心態。要知道梁、廖、余那時在內政方面的見解是相當不同甚或對立的，然而他們在面向世界的傾向上則表現出異曲同工的共鳴，最能表明世界主義的餘波依然不弱，仍有相當的影響力(後來胡適所謂「充分世界化」的提出，才是世界主義真正衰落的表徵；世界化而必須爭，且須充分，表明此事已成疑問，不得不大肆鼓吹，反映出強烈的危機感)。
　　後來的研究者多看到五四運動後民族主義傾向增強，但當時的國家主義者則看到相反的傾向。中國的國家主義派在歐戰後逐漸興起，後來發展成為青年黨。他們所說的「國家主義」，在英文就是今日一般譯作「民族主義」的nationalism，無異於三民主義之一的「民族主義」。或因其視角的獨特，他們都觀察到中國當時面向世界的非國家主義傾向，並感覺到強大的壓力。
　　國家主義派領袖李璜注意到，清季官定的國家教育宗旨，是忠君、尊孔、尚公、尚實、尚武五項；民國元年新頒教育宗旨，仍不忘「以軍國民主義垂示國人」，這「兩個教育宗旨均含有國家主義的色彩」。1919年議定的教育新宗旨是「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神」，已「由國家主義的教育而趨向平民主義」，但至少還有「共和精神」在；到1922年又頒布新教育標準共七項，除「注意國民經濟能力」一項多少還有點國家的意思，余所關注者為個性、平民、生活、地方等；全然不再考慮「用教育確定國體」和「用教育以綿延國命」的功能了。
　　國家的教育宗旨應當如何是另一回事，非本文所欲討論。教育界在五四後呈現出淡化民族主義的傾向，則大致不錯。國家主義派要角陳啟天說：「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一切教育的材料均起了一個大大的改變：人人以為有國家彩色的教材太狹隘，不如採用含有世界彩色的教材；紀述戰事的教材太慘酷，不如採用歌頌平和的教材較合人道；培養愛國思想的教材太危險，不如培養文化理想的教材可讚賞。」這些想法「固含有一部分的真理」，然未免「矯枉過正」和「理想過高」，無助於「渡過國家目前的難關」。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後「國家主義」之名顯然不那麼受歡迎，陳啟天在論述國家主義觀念時，「為免除與習慣見聞之國家主義相混淆而發生誤解計」，特冠名為「新國家主義」，其實他所說的並無什麼改變。陳氏並一一論證其「新國家主義」不僅不與世界主義、和平主義、人道主義、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個人主義、平民主義等相違背，且根本是上述主義的「基礎」，至少也「與之相輔」。這些說明皆是防衛性的，並不曾正面挑戰世界主義。
　　稍後與國家主義派激烈衝突的國民黨，也感受到世界主義的強烈衝擊。孫中山到1924年仍「常聽見許多新青年說，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不合現在世界的新潮流，現在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主義是世界主義」。他在駁斥這一見解時，也不從學理上反對世界主義，僅強調世界主義也是「從民族主義發生出來的」，中國人「要發達世界主義，先要民族主義鞏固才行」。到1928年，國民黨元老胡漢民仍在論證「世界主義是民族主義的理想，民族主義是世界主義的實行」，頗類似於前引國家主義派的態度。
　　可知試圖拉近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努力持續了較長時間，不少讀書人不僅彷徨於其間，且盡量設法微妙地保持住這一兩歧性，很少徹底偏向一邊。直到20世紀70年代，我還親見一夥知識青年在鄉村中認真學習世界語，為將來的世界一家做準備。後來中國真面向世界了，但獲益的是當年學英語的知青。在這個存在「話語霸權」的「地球村」裡，英語遠比世界語更「世界」，實非昔年那些充滿理想的青年所能逆料。
　　「五四」後傾向民族主義的很多是此前嚮往世界主義的同一群人，由於思想群體性的凸顯，更容易形成一種漣漪重疊的表象，多少掩蓋了民族主義對世界主義的衝擊強度回到「五四」當時，在學生們因巴黎和會的刺激而轉向民族主義之時，教育界還在因應此前新文化運動和歐戰掀動的思潮。那些提倡國家主義者的主張本與五四學生的新趨向相近，可是他們卻感覺到因五四運動而起的強烈阻力和壓力。在一般人眼中，此前嚮往世界主義和如今傾向民族主義的，都是同一群人(傅斯年便表現出類似的兩面性)；更可能的是，國家主義者眼中所見，不過是一個帶有「禮失求諸野」意味的「漣漪重疊」現象。
　　徐志摩曾說：「拿一塊石子擲入山壑內的深潭裡，你聽那音響又清切又諧和。餘音還在山壑裡迴盪著，使你想見那石塊慢慢的、慢慢的沉入了無底的深潭... ...
　　可以設想，若在餘音仍迴盪時再擲入一塊石子，便會出現兩次回音的繚繞；水中看不見的先後兩塊石子還在慢慢地、慢慢地沉落，而水面可以聞知的餘音卻已難辨彼此。同樣的情形也表現在石塊激起的漣漪之上：此前投下的石塊所激起之漣漪還在蕩漾，而後投下的石塊又激起新的漣漪。石塊雖有先後，兩次漣漪在視覺上卻是連接的，前者可能被一些人視為是新石塊所造成；且觸岸之鱗波還可借力反蕩，與襲來之新波互動重疊(overlap)。這樣一種波動不息的繁複層次雖是歷時性的，表現出來卻像是共時性的，因而也常被認知為共時性的。
　　這或許有助於理解歷史上那些帶有「禮失求諸野」意味的現象：中心區域已形成新的「禮」，而邊緣區域舊禮的餘波卻可能被視為新禮的影響。國家主義提倡者將其感覺到的世界主義壓力視為五四運動的後果，大致就體現了一個類似的認知。這裡並非皆是誤解：國家主義者感覺到的壓力當然是實際的而非虛幻的，他們不過未曾注意到水下正在慢慢沉落的石子是先後兩塊而已。
　　這同樣牽涉到學界久已關注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學生運動的關聯問題，不論將兩者視為一個整體還是將其區分對待，都不能否認學生運動本身那分水嶺的意義。傅斯年論「科學」在中國的歷程時說，「五四」前已有不少人立志於科學，但「科學成為青年的一般口號，自『五四』始」；正是「五四」使科學從「個人的嗜好」變成了「集體的自覺」。科學僅是一個面相，在其他很多方面，「五四」也起到了變「個人嗜好」為「集體自覺」的類似催化作用。
　　戴季陶曾說，在1919年這一年裡，中國人從個人、地方到民族、國家，都覺悟到「孤立生活不能適應新環境」，於是產生「一個大大的群眾運動」，其意義「就是表示離開孤立生活向共同生活的希望，就是打破孤立生活創造共同生活的努力」。從「孤立生活」到「共同生活」，頗類從「個人嗜好」到「集體自覺」，均體現出一種思想的群體性，正是「五四」帶來的大變。
　　「五四」後傾向民族主義的很多是此前嚮往世界主義的同一群人，由於思想群體性的凸顯，更容易形成一種漣漪重疊的表象，多少掩蓋了民族主義對世界主義的衝擊強度；同時，「五四」前傾向世界的「集體自覺」在時間的長久和認同範圍的廣度兩方面恐怕都超過了傾向個人的，故民族主義對前者的衝擊效果的確不如對後者那麼明顯快捷。
　　在「後五四」的幾年中，「前五四」的一些要素雖可見中斷和轉移，但仍有不同程度的延續。五四學生運動確實掀起了越來越高漲的民族主義浪潮，壓倒了此前一度得到伸張的個人主義；雖有少數傾向自由主義的讀書人不時提及「個人」，就整體而言，側重個人的傾向從此淡出中國思想界，迄今亦然。但在民族國家與世界的關係方面，由於章太炎所說的「超人超國」(超越於民族和國家)傾向本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一個表現形式，民族主義的波濤蓋過世界主義基本呈現為階段性的，且要到稍晚才逐漸明顯，至少在「五四」後好幾年裡，此前達到高潮的面向世界取向仍在持續。
　　張太雷在1924年就說，五四運動之後，以前「對舊社會思想的攻擊幾乎完全停頓，一切新出版物都換了戰鬥方面」，卻忽視了有人又在提倡東方文化。他強調，「世界文化是整個的」，其中「西方的是更進步的」；東方文化要逐漸趕上西方文化，「以趨於世界文化的一致前進」。故應有針對性地提倡社會主義，使青年學生樹立「世界的科學的人生觀」。但他同時注意到，一些青年雖能脫離中國舊思想，卻「不能掃除他們固有的個人主義的根性」，結果「又走入了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
　　且不論張太雷的觀察是否具有普遍性。有意思的是，他不僅主張用超人超國的社會主義來體現世界文化的整體性，以糾正反傳統努力的衰歇；同時又從超人超國的無政府主義中看到個人主義的影響仍在，看來此前那種「個人」與「世界」並重的傾向仍有所延續。
　　這些複雜的關聯互動現象正揭示出五四運動後「世界」也出現了某種分裂：以前曾是近義詞甚或同義詞的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現在已變成一種對立的競爭關係了。無獨有偶，「民族主義」也出現類似的詭論性分裂和對立：提倡民族主義的國民黨和鼓吹國家主義的青年黨雖有學理上的歧異，從西文看其思想資源來自同一個「主義」，那時卻互為仇敵，都欲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
　　簡言之，「五四」前中國人面向世界的傾向甚強，故其在「五四」後的餘波仍相當有力。這一顯明的現象過去多視而不見，或因我們的史學太追求簡潔明快、邊界清晰的敘事和定性分析，對歷史的豐富性強調不足。前者可能如陳寅恪所說，「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相反，那種反映處於競爭中的不同面相、讓更多當事人「說話」的多面化論著，讀起來可能不那麼順暢，或許更接近史事發生發展的原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