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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不惜冒著生命危險渡海前往中國留學，為的就是要積極吸收先進文化，以刺激本國的發展。在歷經大化革新(645)之後，天武、持統、文武天皇時代更確立了律令國家的體制，710年元明天皇將京城遷至平城京，此時以貴族文化為本位，以佛教文化為中心的初唐文化深深地影響了日本，而我們將這段時期的文化稱之為「白鳳文化」。
　　隨著律令制的建立和中日文化的交流，出現了燦爛的白風、天平文化。白鳳文化指大化改新(645)至遷都奈良(710)時期的文化，仍以佛教藝術為核心。它的前半期深受中國六朗文化影響，後半期則顯示唐代(盛唐前期)文化的影響。基本上，白鳳文化是藉由遣唐使將唐代初期的文化帶入日本。特別是佛教文化在此時得到了良好的發展，寺廟的建築和佛像佛畫的製作十分興盛，建築、繪畫、彫刻等各方面的技術亦有相當的進步。
　　除佛教美術外，白鳳文化時期的和歌亦值得一提。所謂的和歌是日本人以自己的語言所吟詠的詩歌，有別於以中國文字吟詠的漢詩。在漢詩文獨領風騷的時代，此時出現了像額田王、柿本人麻呂等傑出的和歌詩人，甚至連天智、天武、持統三位天皇亦有作品留傳。
　　而自710年遷都奈良的平城京後，政局安定，國力逐漸增長，農業、商業、手工業、礦業等各項產業發達，而此情況共維持了八十餘年，直至794年遷都平安京為止，我們稱此時期「奈良時代」。
　　此時日本政府以「農為國本」，大興水利，並鼓勵開墾，於是耕地擴大，收獲量大增。此時鐵製農具相當普及，且懂得利用肥料以增加收成。在商業方面，政府在平京城東西兩側設立市集，以每月前半與後半輪流之方式開市。手工業方面，自秦氏等歸化人將編織技術傳入日本後，麻布、絹布等已普及各地，並成為庸、調之納稅基本項目。此外，亦生產高級陶器、漆器以供貴族生活所需。
　　礦業方面，早在674年對馬即發現銀礦，708年在武藏的秩父郡挖出銅礦，為紀念此一盛事，當年甚至將年號改為「和銅元年」。749年更在陸奧發現了金礦。而隨著律令制度的發展，日本政府便模仿唐制於708年鑄造了日本最早的銀幣與銅幣，史稱「和同開珎(寶)」。唯，據說當時的貨幣發行並非是因應經濟發達之所需，而只是一種法定貨幣。一般民眾主要仍以米、布作為交換之「貨幣」。為鼓勵民眾使用貨幣，政府甚至頒布「蓄錢敘位令」，依民眾存錢之額度，授與相對之位階，而政府之一般支出亦以貨幣支付。透過如此強制和獎勵措施，貨幣才逐漸流行，但亦僅限於平城京東西兩側之市集，鄉下地方依然是以物品充當貨幣，彼此交換所需。
　　奈良藥師寺東塔是遺留至今的白鳳文化時期最出色的建築。這是一座三層塔，但每層都附有飛簷，所以看起來好像是六層。塔頂上聳立著相輪，給人以明快的感覺。雕刻方面，作於公元658年的大阪觀心寺的觀音像具有北齊、北周的雕像特色；大阪野中寺的彌勒像，有天智天皇5年(666)的銘文，此像衣襟邊緣雕著的連珠花紋，是隋代由西方傳到中國的圖案。日本從這時開始，在佛像、佛畫上也使用這種花紋，受中國的影響可以想見。
　　屬於白風後期的興福寺佛頭，具有杏仁形眼、鼻有稜角、嘴唇寫實、含著古典的微笑。在日本，這種式樣的白風銅像很多。持統朝(687~696)製作的奈良藥師寺藥師三尊像則是初唐式樣，其源流出於龍門奉先寺的盧合那大佛。
　　繪畫方面，法隆寺金堂的壁畫最為著名，可惜公元1949年被燒損。這是採用線描與暈染法畫出的立體感和真實感很強的傑作。法隆寺金堂的壁畫與印度阿旅陀石窟的壁畫相似，可見它的描繪法是從印度經中國傳到日本的。公元1972年從奈良縣高松家古墳中發現的壁畫引起史學界注目，壁畫用鮮明的色彩，精湛的技巧，繪有青龍、白虎、男女像等。高松寡的壁畫可與法隆寺金堂的壁畫相媲美。根據王仲殊的推定，高松家壁畫是7世紀末或8世紀初的作品，「壁畫中的天象圖、四神圖及男女人物像的裝束、服飾等，都深受中國文
化的影響，具體生動地說明了當時中日兩國文化交流之密切。」
　　奈良時期編輯的《萬葉集》中不少和歌出自白鳳文化時期皇族及其臣下歌人之手。和歌用萬葉假名寫成。所謂萬葉假名是借用—漢字的音和義寫出日語音聲的文字。這個時期的和歌大都是描寫風景的敘景歌或歌頌皇室的讚歌。和歌的五七調受漢詩五言七言形式的影響，長歌後面常常附有的反歌是受漢賦反辭的影響。著名的歌人有柿本人麻呂、額田王等。大化改新以來，不少皇室貴族能寫作六朝風格的漢詩，後世編輯的《懷風藻》中即收錄了白風文化時期大友皇子等16人的28篇詩。這個時期的漢詩尚處於模仿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