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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古代城市的糧食供應主要通過官府調拔和市場配置來進行，我們似乎看不到「農業腹地」的存在，或者說對於「農業腹地」的要求沒有西歐那樣嚴格，而是比較鬆弛、模糊。
　　首先，政治型城市的糧食供應主要依賴政府的直接調撥和配給。如南宋時，都城臨安有大量軍隊、官吏及其他政府人員，「凡諸軍、諸司、三學及百司顧卷、諸局工役等人，皆給焉」。其中僅糧食一項，年供應量高達170萬石。這些糧食部分來自租稅上的供米，部分來自「和糴米」。如乾道元年(1165)，來自兩浙各地的租稅米為80餘萬石，來自各地的「和糴米」為70餘萬石。再如常州城駐軍的糧食供應，舊額每月為米5000石，一年合計6萬石；南宋後期雖有減少，每年仍有近2.8萬石
　　綜合型和經濟型城市的糧食供應則主要依靠市場流通渠道。以建康府為例，南宋建康城的糧食供應，大部分仰賴商販，一旦「客舟稀少，價即踴貴，抑之，則米不來；聽之，則民艱食」。嘉慶十七年(1224)，知府余嶸稱，城中居民：「日食所須，仰給商販，米舟一日不至，米價即倍騰踴」，「以是數十萬之生齒常寄命於泛泛之舟楫米」。
　　不論怎樣，城市中普通居民的糧米需要多數還是由城鎮周圍的農民提供。在宋代，大多數農戶步擔人市，由「米牙人」收購。朱熹反映浙東「諸縣鄉村人戶搬米人市入糴，多被米牙人兜攬，拘截在店... ...」。這些「米牙人」類似西歐的「掮客」。西歐農民的糧食不能直接在城市銷售，必須先賣給經營零售業務的糧食商。中國的城郊農戶雖然可以自由入市，但也不能在城市隨意售糧，必須到固定的市行出售。陳作霖《金陵物產風土志》記錄：「田多而近郭者，碾米以入市。其聚處謂之行，皆在聚寶門外。或泊米船河下，不入行」。
　　然而，大城市的居民眾多，糧食的需求量很大，單靠「四鄉之民」已不能滿足需要，必需求諸於長途販運。南京是大都會，同治《上元、江寧兩縣志·食貨志》記載：「四鄉所產米，不能果數月腹，於是販魯港、和州、廬江三河運漕諸米，以糶於鋪戶，富戶復開礱坊以收之」。這些大都市既有富戶開設的「礱坊」，也有官府設置的官倉，以屯積販運來的糧米。如南宋都城臨安，非常繁華，人煙稠密。「細民之食，每日城內外不下一二千餘石，皆需之鋪家」。但是，臨安城的供應必須同時依靠外地。當時，城市的供應主要依賴大運河，大運河在城市的北門外，所以，臨安城較大的倉庫也靠近北門。周密《癸辛雜識·續集》說：「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糴而食者凡十六七萬人。人以二升計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二廂不與，客旅之往不與」。蘇州、秀州及湖州一帶米谷源源集於北關。
　　中國農村居民的糧食不一定直接賣給附近的城鎮。「細民」之糧可以隨意售賣，有可能通過發達的運輸網絡銷往較遠的地點。如兩浙路秀州魏塘鎮，宋元之際的方回在《續古今通考》中記載：「佃戶攜米或一鬥，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燭、紙馬、油、鹽、醬、醯、漿、粉、麩面、椒、姜、藥餌之屬不一，皆以米准之。[商人]整日得數十石，每一百石舟運至杭、至秀、至南潯、至姑蘇糶米，復買物歸售」。這裡，商人在魏塘鎮星星點點收積的糧食，主要運往杭州、秀州，南潯和姑蘇等地銷售。在明代浙皖交界的安徽廣德地區，每屆秋冬之際，從廣德到浙江長興泗安鎮的崎嶇小道上，「糶販步小車往來如織，日運米不下數百石」。廣德糧食山貨運到泗安鎮，再由水路輸送到太湖地區。
　　由於中國古代交通便利，四通八達，城鎮對郊區農戶的直接供應並不特別依重，它們主要依賴商人的輾轉供應。在湖南，葉適細察其糧食購銷渠道：「江湖連接，無地不通，一舟出門，萬事惟意，無有礙隔。民計每歲種食之外，余米盡以貿易。大商則聚小商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艦而同營，展轉販糶，以規厚利」。細繹之，眾多小農的余米，正是先由小商人收集，繼而彙集於大商人，並通過這些大商人「展轉販運」，流向城市，流向遠地市場。這種狀況，各地皆然。
　　中國的地主階層也直接參與城市供應，這一點與中古時期西歐的領主類似。在宋代，大多數地主的地租糧自食比例少，相當部分通過市場出售。誠如朱熹所說：「夫富人多粟者，非能獨飲而自食之，其勢必糶而取錢以給家人之用」。這樣，地主就把大量的地租轉化成了商品糧，並成為糧食市場的主要來源。而且，地主豪戶擁有運輸能力，不少人身居城鎮，熟悉市場行情，因此他們可以將商品糧直接運往城鎮或急需地點銷售。在江西吉州，地主委託城市鋪戶商人出售租米，鋪戶成為其代理商。糧食價格都由這些地主操縱。歐陽守道《巽齋文集》卷4曾記其事：城市鋪戶，「彼本豪民，初非自有米，米所從來蓋富家，實主其價，鋪戶所命焉」。地主不是直接經營糧食零售業，而是尋找代理商。有的地主則由其莊田管理者，即所謂「莊干」、「干人」等直接經銷。一般情況下，地主的經營活動與農民是逆向的。當價格低賤小農賣糧時，他們則大肆收購；當價格升漲小農求購時，他們則出售糧食，從中獲取厚利。
　　地主富室多從事糧食販運貿易，成為長途販運商。宋代最大的商品糧產地浙西地區，豪右地主將為數可觀的地租糧大量船載外運。巨室與富商並舉，為追求利潤而樂於興販，並深刻影響著當地及銷地的市場價格，這種狀況延續至明清。隨著商品數量的增加，商人資本的成長，市場網絡進一步發育，承載商品流通的能力增強，因此，城鄉地主逐漸將地租糧的運銷環節交付職業商人去完成。清人周之夔議論「其田主及有力家城居者，倉廒既設外鄉，或設他縣，每年不過計家口所食谷幾何，量運入城，余盡就莊所變糶，即鄉居大戶亦然」。明清之際，地主的地租糧開始在各莊就地變糶，收糧者主要為職業商人，再由他們販運外地。光緒《鳳陽縣志》卷18《人物傳·義行》記載，明清之際風陽人程啟肇，竟有豆船18艘，可見其從事的米糧貿易的規模應是相當可觀。
　　中國古代城市在經濟管理上卻比較寬鬆，城市的糧食市場可以自由競爭，市政當局只在必要的時機加以調劑，而且不存在任何打壓，主要利用官倉米價的堅挺進行調節，卻能事倍功效，平抑米市。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中國是一種大一統的社會，信息和交通十分發達，網絡遍佈全國各個角落，城市無論大小，無論什麼類型，都是統一社會中的一分子，只要天下太平，生存問題隨時都可以得到解決，因此也就沒有歐洲那種「緊張」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