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紀念堂
三月學運，發生自1990年3月16日至3月22日，又稱台北學運或野百合學運。在該次運動中，人數最多時曾經有將近6000名來自台灣南北各地的大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靜坐抗議，他們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政經改革時間表」等四大訴求。這不但是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學生抗議行動，同時也對台灣的民主政治有着相當程度的影響。在該次學生運動後，總統李登輝一方面依照其對學生的承諾，在不久後召開國是會議，另一方面也在1991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結束所謂「萬年國會」的運作，台灣的民主化工程從此進入另一嶄新紀元。
事件背景
從1980年代末期開始，台灣社會就歷經劇烈的變動：解嚴、解除報禁、黨禁，民間活力四起、各種社會運動蓬勃發展。台灣各地瀰漫着一種騷動隨時而出、不安於室的氛圍。這股澎湃、新生的風潮，自然而然地也漫延到校園內，使校園成為聚積社會能量的一個重要場域（莊智 2002年）。
然而，相對於社會力的蓬勃發展，政治上的種種改革，卻似乎永遠追不上民眾的要求。1990年是第8屆中華民國總統改選的年份，當年2月，中國國民黨提名李登輝、李元簇為第八屆正副總統候選人，但由於國民黨內部對李登輝採用之副總統人選及決策方式有所歧見，國民黨領導階層爆發嚴重之權力鬥爭，形成所謂「主流派」（支持李登輝）與「非主流派」（反李登輝）之爭，非主流派企圖推出林洋港、蔣緯國參選，但因林洋港拒絕接受連署而破局，而這兩派之爭又牽涉敏感的「省籍問題」，史稱「二月政爭」。就在同年3月13日，遷台四十年來從來未曾改選過的國民大會，又自行通過「臨時條款修正案」，將1986年所選出的增額代表任期延長為9年，創下國會議員自行通過延長任期的惡例。
在這種情況下，各地各界對國大代表一連串爭權牟利的行為，不但開始感到不耐，同時也開始展開抗議，「罷課、罷稅、抗稅」的呼聲四起。由於民進黨黨主席及國代赴總統府請願，遭抬離毆辱而有升高抗爭強度的趨勢。1990年3月16日，9名台灣大學的學生到中正紀念堂前靜坐抗議，拉出寫着「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的白布條，為「三月學運」揭開了序幕（林美娜 1990，35，圖片頁）。
事件經過
3月16日
由於學生選擇的靜坐地點在集會遊行所禁止的博愛特區中，靜坐者面臨了可能被警方驅離的狀況。於是，一些學運份子、社運份子、以及媒體記者，在知道這個消息後立刻前往支援，在寒風中一直撐到第二天早上，廣場的指揮中心成立，三月學運度過了最危險的一個夜晚。
3月17日
由於媒體的報道，3月17日的傍晚已有200多名學生進駐廣場靜坐，台大自由派學者並於同日發起「柔性罷課」，宣布自19日起一週將上課地點改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並定名為「民主教育週」。由於各級議會與社會團體自16日起，就陸續發表「聲討國大」行動，國民黨政爭已拓展成全民各階層的動員，在媒體持續披露廣場靜坐消息下，17日在學生靜坐現場旁圍觀的群眾，已迅速突破2000人，廣場儼然成形，並持續成長。
3月18日
1990年3月18日
3月18日，廣場的靜坐運動已快速發展成全國性的學運份子串連活動，參與靜坐示威的大學生已達數千人。當天下午，甫成立的民進黨發起造勢大會，動員數萬群眾在廣場大門旁邊進行演說，主軸在於聲討國大。廣場之學生自治領域，表現出超齡的政治運作，以和平理性態度，擴大靜坐的參與，依共同討論來形成決策共識，發表《廣場通訊》與社會進行對話，並進行自我教育與組織的工作。靜坐廣場與圍觀聲援的民眾間以繩索區隔，在廣場決策委員會表示要以「自主、隔離、和平、秩序」的四大原則來進行廣場抗爭時，三月學運已用自主的邏輯，宣示了學運成為獨立自主的社會力之一。
也是在這一天，在由學運團體所組成的校際會議上，學生們正式發表了三月學運的四大訴求：
解散國民大會，重建一元化的國民大會制度。
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重建新的憲法秩序。
召開國是會議，全民共謀體制危機的解決。
提出民主改革時間表，呼應民意的潮流。（引自林美娜 1990，83）這四條要求反應當時台灣民間社會一部分人士對統治者的具體要求。
3月19日
3月19日，在學運團體、學生自治組織與教授的集體動員下，廣場人數爆增。上午10時，10名廣場靜坐學生發起絕食抗爭，絕食聲明中要求李登輝與李煥於21日前答覆廣場四大訴求，將道德張力推向高峰。當日傍晚，廣場學生已突破三千人，晚間11點，校際會議通過「野百合」為三月學運之精神象徵，因此此次學運又稱「野百合學運」。在一份由學生廣場文宣組所發出之〈野百合的春天〉傳單中，學生們對選擇野百合作為該次運動之精神象徵的原因，有如下的說明：
自主性：野百合是台灣固有種，象徵著自主性。
草根性：野百合從高山到海邊都看的到，反映了草根性。
生命力強：她在惡劣的生長環境下，依舊堅韌地綻放。
春天盛開：她在春天盛開，就是這個時刻！
純潔：她白色的純潔正如學生們一般。
崇高：在魯凱族裡，她更是一生最崇高榮耀的象徵。（引自林美娜 1990，116）台灣野百合道盡了學生心目中的三月學運，包含了對台灣主體性的認同（自主性）、全民的運動（草根性）、對抗不義的勇氣（生命力強）、青春的活力（春天盛開）、學生的理想道德象徵（純潔）、以及參與者生命中的榮耀（崇高）。
3月20日
3月20日，廣場靜坐的學生已超過五千人，決策委員會決定由原來七名擴增到十二名。面對總統大選的前一天，全國目光焦點均聚集在廣場，學生的壓力越來越重，而在社會力表態上，各級議會均派代表前往探視學生，但基於超黨派原則，沒有政治人物得以上台發言。總統府則發出新聞稿表示，李登輝總統已決定召開國是會議，以處理憲政體制與政治改革的問題，並訂定改革時間表。這是統治者對三月學運之四大訴求首次的正面回應。代表軍方的參謀總長也公開肯定學生的抗議是愛國行動，並建議學生儘早結束靜坐行動。這是軍方首次對學運公開表態，雖然是肯定，但是也令人嗅出不尋常的氣味。稍後，警政署、教育部、各校校長開始呼籲學生儘速返校上課。
3月21日
3月21日，甫當選第八任總統的李登輝決定於下午3時，在總統府接見53名學運學生代表。靜坐學生透過各校討論的機制，形成與李登輝會面的四點要求共識：
請李登輝總統接受學生們追求民主憲政的決心情操，以及學生提出的四項嚴肅要求。並對民眾公開發表。
在第8任總統就職前，國是會議必須由各階層、各黨派的代表公平組成，必須討論中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國會全面改選、並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
全體在廣場上的學生於李總統明確同意以上兩項要求，即結束靜坐活動，學生將對國政大事的發展繼續保持高度關切。若李總統不能對上述要求作肯定的答覆，我們將堅持原則、持續抗爭。
為了確保上述主張得以落實，我們將即刻組成校際聯合組織，持續監督國是會議，必要時並隨時號召全國學生再度組織動員，在台灣未能完全徹底民主化之前，我們絕不停止奮鬥。（引自林美娜 1990，141）學生代表在與李登輝會面後回到廣場，廣場上的學生在看過雙方會面的錄影帶後，進行分校討論，以決定是否要結束這次抗爭。最後，校際會議以22：1的壓倒性投票數，決議於22日早上宣佈撤離中正紀念堂廣場。
3月22日
3月22日早晨，指揮中心正式宣佈撤退聲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校際會議最後決定繼續「全國學生運動聯盟」（簡稱「全學聯」）之組織工作，各地學生陸續撤出廣場，結束為期六天的三月學運。
影響
同年6月28日，李登輝於台北市圓山飯店舉行「國是會議」，150位與會各界代表除了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外，還包括美麗島事件受刑者、民進黨領導人和海外黑名單人士，此次「朝野協商」針對「國會改革」、「地方制度」、「中央政府體制」、「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憲法與臨時條款修正方式」等五組議題逐一討論，最後達成「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回歸憲法」、「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修憲採取一機關兩階段方式」、「修憲以《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名之」等共識，並一一透過法定體制逐一落實。
三月學運對台灣政局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從比較巨觀的角度來看，一方面，對於台灣的政治發展而言，「雖然三月學運的學生，後來並未重回廣場，然而當時高舉理想大旗的四大訴求，也逐漸內化成台灣90年代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訴求，在台灣社會普遍接受下，陸續在十年中完成國家民主化的初步改革，以及政權的和平轉移」（不著撰人 nd）。另一方面，對於學校裏面的校園文化而言，「透過這次學運和成果，開拓了校園內更大的民主空間，讓學生不再那麼畏懼政治，有助於台灣社會的更民主化」（王振寰 1990，274）。
從比較微觀的角度來看，事實上，很多現在屬於民進黨陣營、或者和民進黨理念比較接近的新生代社會菁英，其實都和三月學運前後的校園運動以及社會運動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比如說，前總統府副秘書長馬永成、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范雲、《蘋果日報》總編輯陳裕鑫、蕃薯藤執行長陳正然、民進黨秘書長林佳龍、前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羅文嘉、立法委員郭正亮、李昆澤、鄭麗文、前立法委員段宜康、前內政部政務次長顏萬進、前新聞局長鄭文燦等，都是「學運世代」的重要成員（莊智 2002）。在某種程度上，「學生運動」正是屬於他們這一世代的人的共同語言。
後續
「野百合腐爛，好臭」記者會
2004年4月9日，曾經參加三月學運的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執行長何燕堂、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郭明珠、蘆荻社區大學主任李易昆、族群平等行動聯盟發言人顧玉玲、英國艾塞克斯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張榮哲、中華民國基層教師協會總幹事莊妙慈、黑手那卡西工人樂隊團長陳柏偉、女工團結生產線總幹事賴香伶、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秘書長黃小陵、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秘書長王芳萍、中國時報產業工會總幹事蘇雅婷、台灣倉儲運輸業工會聯合會秘書卓玉梅等12位台灣社運人士在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門口舉行「野百合腐爛，好臭」記者會。他們說，他們受到三月學運的啟蒙，投身台灣基層社會運動，以行動實踐三月學運的「人民民主」口號與對抗國家機器的社運路線；但是，行政院發言人林佳龍、民進黨文宣部副主任鄭文燦等政治權貴頂着「學運先行者」的光環，藉由三月學運進入中華民國體制、成為政治權貴，卻侃侃以特定政治立場與統治者姿態粗暴打壓弱勢者的發聲空間、污名化新野百合學運；無論是2004年4月5日鄭文燦說的「絕食抗爭的學生是對民主化的不適應」還是2004年4月6日林佳龍說的「學生還未釐清體制外群眾運動與體制內司法途徑的關係」，都是這一類的例子，行徑粗野無比，早已「穿了皮鞋，忘了草鞋」，背叛三月學運「反壓迫」的精神。他們捏著鼻子，拿出已乾枯腐爛的百合花，丟棄在地上，象徵藉由三月學運進入中華民國體制的政治權貴腐化，「百合之腐，其臭無比」。顧玉玲強調，三月學運變成部分人士晉身政治權貴行列的最佳捷徑，讓反壓迫者變成壓迫者；新野百合學運反而成了照妖鏡，照出這些政治權貴的真面目，台灣社會應該嚴厲批判這些政治權貴。
野百合同學會
2008年1月6日13時30分，曾經參加三月學運的16位學者帶領數目不明的年輕學生重返中正紀念堂廣場，召開「野百合同學會」，發起「向民進黨討回黨產，把歷史還給人民」行動，宣稱要尋回三月學運的精神。[4]他們公開批評，民進黨不僅強烈扭曲與篩選台灣民主化歷史，更意圖把台灣民主化歷史變成該黨的「黨產」（即意圖讓民眾誤以為「台灣民主化，完全是民進黨的功勞」），所以他們要向該黨「討回黨產」；這個「黨產」是台灣人民共同創造的歷史，也是被政黨剝削的財產。
「野百合同學會」發起人之一的蘆荻社區大學主任李易昆批評：「『野百合』是學生們自發、草根性的社運，什麼時候變成民進黨的了？」他說：「我當時在廣場被啟蒙。民進黨以此方式收割，是強暴歷史。」
「野百合同學會」聯絡人何東洪（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助理教授）是三月學運決策小組成員之一。他批評，民進黨「改造」中正紀念堂，只是為了該黨的政治目的；當年參加三月學運的人，「那些藉學生運動爬到統治階級接班位置的前學運份子，他們高居廟堂，早已把野百合搞成爛百合；而我們依舊是保有野性、自主、生命力強的野百合！」他又批評，民進黨以野百合作為臺灣民主紀念館的象徵，是非常諷刺的事情：「元旦（2008年1月1日）我們看到臺灣民主紀念館廣場上巨型布幔上的台灣百合，想着：『那不是我們的野百合。我們的百合是自主、草根的社會運動，這些不該被民進黨據為己有。』」他批評，在民進黨的政治動員下，野百合被民進黨偷掛在蔣介石銅像前的大斜坡上並襯上綠底，這是對三月學運歷史剩餘價值的終極消費，「學生自發反威權的精神也被染綠，收歸為民進黨黨產。」他又批評，在臺灣民主紀念館內，只將二戰後的台灣民主運動書寫成「民進黨版」的黨外運動，見不到孕育三月學運基底的1980年代台灣社運軌跡，過去各類型的台灣社運歷史更慘遭全盤抹殺；而且，「民進黨膽敢以達悟族人的獨木舟作風箏，作為追求『自由之風』的象徵；試問：他們執政後，是怎麼對待原住民呢？」他依此批評，民進黨與國民黨的統治，本質並沒有不同，這兩個大黨都是兩個並存的統治階級。他也批評，國民黨從威權體制一路走來，直到政權被民進黨取代，都沒有真正思考與檢討，「看現在的民主紀念館就很清楚，民眾還是夾在兩大政黨機器中、被擠壓。」「國民黨偷人民的錢，民進黨偷人民的歷史，兩者都是不當黨產，人民都要討回來！」
台灣電影《最遙遠的距離》導演林靖傑也是三月學運成員。他諷刺：「野百合變成（民進黨）政權消費的符號。」他批評，有些三月學運成員成為政治明星，在民進黨執政以後都做了高官，卻忘了三月學運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