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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安二十年 (215 年) ，孫權趁曹操用兵漢中之機，親率大軍直撲合肥。此戰東吳精銳盡出，十萬大軍竟為張遼的七千守軍所破，連孫權本人也差點為曹軍所俘，幸賴淩統、甘甯、呂蒙等人奮力死戰，才得以脫身。合肥逍遙津一役，是張遼畢生最閃光的佳作，演義說“這一陣殺得江南人人害怕，聞張遼大名，小兒也不敢夜啼”，可稱為防守戰術的經典戰例。
　　《資治通鑒》胡注引《水經注》“淝水出九江成德縣廣陽鄉西，西北入芍陂。自芍陂上施水，則至合肥。淝水又北過壽春縣北，入于淮”，“夏水暴漲，施合於淝，故曰合肥”。合肥北通淮河，南達長江，具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齒”的戰略地位，三國時期更是曹魏軍事重地。
　　1、防禦上，曹魏東置合肥、中守襄陽、西固祁山。合肥地處淮南重地，既利屯田戍邊，又扼孫吳北取徐揚之路。
　　2、攻勢上，合肥南控巢湖，遙望建業，能夠對東吳構成威脅。曹魏隨時可以自淮河調水軍至巢湖集結整備，然後從濡須入長江攻吳。東吳不得不在濡須口夾水立塢，以防曹魏南下入江。
　　3、策略上，曹操時不時由合肥越巢湖發兵南下，把東吳的兵力和注意力長期率制於此，保長江一線大部分地區的安寧。魏吳接壤數千里，而十多年間只在此一隅發生戰鬥，道理概在於此。
　　基於合肥的重要性，魏吳兩國在此地先後展開數次大戰，烽火遍及合肥、濡須等地。曹魏南下，吳守濡須以拒；孫吳北上，魏守合肥以待。
　　建安十六年，孫權聽從長史張紘之議，將治所從京口西遷到“山川形勝”的秣陵，建石頭城，改名建業。同時，呂蒙以“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入，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為由，勸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
　　建安十八年，曹操攻濡須，孫權與之相拒月餘，雖各有小勝，卻難以為功，曹操只得發出“生子當如孫仲謀”之歎而退軍，並一面使張遼、樂進、李典等七千人屯合肥，一面遣朱光屯皖，大開稻田。但當初曹操軍譙備邊，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不聽蔣濟“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的勸說，征令內徙，使“江淮間十餘萬眾皆驚走吳”，導致“江西遂虛”，皖城實際已是座孤城。
　　建安十九年，孫權接受呂蒙“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眾必增，如有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的建議，親率大軍征皖，呂蒙薦甘寧為升城督，督軍急攻，一戰而獲太守朱光及參軍董和，並男女數萬口。待張遼率兵來救，聞城已拔而退。同年七月，曹操知皖城失守，不顧賈逵、傅幹等人的諫阻，忿然再次舉軍親征，然“士馬不能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軍遂無功”(此戰史無明記)。曹操始悟與其膠著於此，不如回師而西取張魯。
　　建安二十年，劉備定蜀，孫權令諸葛瑾從求荊州諸郡，劉備當然不許，關羽盡逐權置三郡長吏。孫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以禦關羽，權住陸口，為諸軍節度。劉備聞之，親提五萬大軍下公安，遣關羽進益陽，爭三郡，大戰一觸及發。是時曹操兵臨漢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孫劉遂分荊州，重結舊盟。
　　這樣，東吳西向無事，孫權遂把目光又投向東線的合肥。
　　建安二十年，孫權親率十萬兵馬攻向合肥，麾下將領有呂蒙、甘甯、淩統、蔣欽、潘璋、陳武、賀齊、徐盛、呂范、宋謙等；而合肥僅有張遼、樂進、李典及護軍薛悌的七千守軍，曹軍主力又遠在關中，無力赴援，兵力十分懸殊。
　　早在曹操西擊張魯之前，交給護軍薛悌一道秘密教令，函邊寫著“賊至乃發”四字。現吳軍果真北上，張遼、樂進、李典、薛悌乃開函看教，教令上書：“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但敵眾我寡，分兵出戰，是否上策，諸將皆疑，唯張遼領會曹操用心之所在。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樂進等猶豫不定，張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素與張遼不睦，但為其堅決赴敵的精神所打動。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張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次日淩晨，張遼帶著八百死士殺進孫權初到而不整的陣中，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陳，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直沖至孫權麾下。權見遼來勢兇猛，大為驚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塚，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余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複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早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遼等乃還修守備，眾心遂安，諸將十分佩服。
　　東吳大軍雲集，立即展開了攻城作戰。但由於魏軍初戰告捷，軍心大振，而吳軍銳氣頓失，此消彼長，再加上合肥防禦工事在前揚州刺史劉馥的積極籌建下，非常完善堅固。東吳幾萬大軍連續圍攻十餘日，戰役狀況和慘烈程度估計可與郝昭守陳倉相媲美，孫權久攻不下，軍中又疾疫流行，只得望城興歎，撤軍引退。
　　吳軍依令皆引兵就路，大眾既去，唯留孫權與呂蒙、蔣欽、淩統及甘寧等人率車下虎士千餘人，尚在合肥以東之逍遙津北，張遼從高覘望知之，立即與李典、樂進率步騎突襲過去，孫權見勢不妙，“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
　　形勢緊急，淩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扞衛，甘寧引弓射敵，諸將一起浴血奮戰，發現部卒鬥志低靡，“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吳軍士氣為之一振。激戰中，陳武奮命戰死，宋謙、徐盛皆被創披走，潘璋時“身次在後，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淩統扶扞孫權出，權乘駿馬上津橋，敵已毀橋，津南已見徹，丈餘無板，親近監谷利時在權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策馬馳驅而去。
　　賀齊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權，隨後中兵拒擊，得徐盛被創所失之矛。淩統亦返身再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絕，被甲潛行”，其餘諸將也皆陸續返回。
　　《獻帝春秋》記載張遼問東吳降兵：“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誰”，降卒答曰：“是孫會稽”。張遼後與樂進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舉軍歎恨。
　　戰後，張遼等諸軍追擊，“幾複獲權”，曹操得知，頗為張遼之勇猛精神所動，遂拜遼為征東將軍，後多留諸軍，使之專任東部戰區；樂進增邑五百，並以進數有戰功，分出五百戶封一子列侯，遷右將軍；李典增邑百戶。
　　而孫吳方面，蔣欽力戰有功，遷湯寇將軍；淩統、潘璋拜偏將軍，“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遂倍給本兵；陳武臨戰陣亡，“權哀之，自臨其葬”，並以其愛妾殉葬(殘念啊)，複客二百家。
　　此次戰役張遼能以區區七千人，大破十餘倍之吳軍，其在戰前的準備謀劃，戰中的審時度勢，執行的堅決徹底，都將防守戰術發揮到極至，可謂以弱敵強的經典戰例。此次戰役，曹軍勝在三個方面：
　　其一是料敵機先。曹操二次兵臨合肥，雖仍勞而無功，但有了詳細查看地形的機會，預測了孫權將來用兵的必然態勢，故能根據守城各將的關係和特點，預為佈置。對其教令，《通鑒》胡注雲：“操以遼典勇銳，使之戰，樂進持重，使之守，薛悌文吏也，使勿得與戰”；而孫盛評曰：“至於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眾我寡，必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斯言是矣。
　　其二是靈活善戰。張遼不僅對曹操的戰略指導思想能夠融會貫通、大膽用兵，在執行中還能夠靈活機變、拼死力戰。其充分理解士氣對交戰雙方的重要性，即守城時不能一味死守，而應攻守兼雜，使敵來的不暢、攻得不順、退的不便，真正體現了防守戰術的精髓，連曹操也是“循行遼戰處，歎息者良久”。
　　其三是戰備完善。早在官渡之戰時，曹操就表劉馥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張遼等人屯合肥數年，也早有所準備，故孫權屢攻不下。
　　赤壁戰後，孫權親臨前線十一次，以此次的形勢最好，但也敗得最慘。雖說對比劉備夷陵戰敗的元氣大傷，東吳僅僅損失了陳武和數千兵，還沒到傷筋動骨的程度，但在心理上的影響是巨大的，以至於張遼抱病隨曹丕南征時，“權甚憚焉，敕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可見張遼成了孫權心中的夢魘。此次戰敗，主要有二個原因：
　　其一是驕忽輕敵。孫權自恃人馬眾多，而合肥守兵寡少，來時不備，去時無防，連續遭到兩次襲擊。先挨當頭一棒，挫了銳氣，再遭銜尾一擊，差點蹉跎，致使大好形勢白白流失，甚是可惜。
　　其二是恃勇好戰。此戰之所以會產生那麼大的後果，是因為兩次遭襲都有孫權在場，且勢如危卵。早在第一次圍合肥，孫權就想率輕騎突敵，張紘諫曰：“夫兵者兇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強暴之虜，三軍之眾，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原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孫權雖納紘言而止，但沒予以重視。故賀齊涕泣再言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群下震怖，若無天地，原以此為終身誡”。血淋淋的教訓，總是易於接受，“大慚！謹以克心，非但書諸紳也”。
　　血賤逍遙津一役，不光是造就了張遼的絕世名將之譽，其更深遠的影響還在於使東吳君臣重新考慮國家戰略思想。《呂蒙傳》“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正是這種轉變的體現，故在曹操於次年再度出兵濡須之際，孫權派都尉徐詳見操請降，魏吳修好，開始注目勢力暴漲的劉備，集中精力計謀趁機奪回荊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