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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們應當看一看明朝的戰爭形態。明朝受到的威脅，在早期，主要是北方蒙古軍事貴族的威脅，至於南方的安南，雲南的少民，以及暴斃的帖木兒，其實都未給明朝造成大的或者實際的威脅。而與蒙古軍隊的戰爭形態，主要以大規模的騎兵作戰為主。東方的騎兵戰術與西方存在區別，那就是騎兵作戰強調的不是其衝擊力，而是其機動性，尤其在唐朝大規模騎兵奔襲作戰興盛起來之後，傳統的重騎兵也就走向了末路。隨著馬蹄鐵被蒙古人從西方帶回，這樣的戰術有了更加現實的支撐。
　　克制騎兵的戰術很多，傳統的步兵方陣在當時並不是一個好的選擇，而騎兵則是對抗騎兵的較好方案，明朝騎兵的戰術和蒙古騎兵具有相似度。史料記載的靖難的中的戰鬥：“己卯，都督朱榮來報，賊運糧者五萬，平安率馬步六萬護之，結為方陣，負糧者居中，去其營二十裏。上命虎賁士萬人絕賊壁，間遮賊援，命漢王伏馬步數萬林間，俟賊戰疲，突出擊之。上親率大軍往逆之，賊眾來接戰，以騎兵夾擊之，左右馳射，矢注如雨，賊人馬辟易。縱步軍橫貫其陣，斷而為兩，運糧者皆棄而走，賊陣大亂，斬首萬餘級，乘勝追擊，殺死並降者複萬餘人，盡獲其糧餉軍資器械。”
　　這可以說明當時明朝的騎兵是作為機動的傷害輸出者，而作為衝擊對方部隊的，還是步兵。誠然，當時也存在衝擊力很強的騎兵部隊，但是可以看出這在當時的騎兵隊伍中並不是多數。需要“精騎”才行
　　“乙丑，至深州，複遇真定賊帥以馬步三萬來邀。以騎兵千餘遙阨其歸路，上率精騎百余先薄賊陣，賊勢動，大軍乘之，遂奔潰。皆望真定走，我騎兵要之，生擒監軍內侍長壽，並指揮、千百戶數十人，斬首萬餘級，獲馬三千餘匹，眾悉盡降，遣之”
　　而這一時期火器對於騎兵並不能起到良好的作用，如下面的記載：“辛巳，令諸將列陣前進，午至夾河，盛庸亦列陣以待。上先以三騎覘賊陣，見其火車、火器，強弩、戰楯悉列陣前，遂掠賊軍而過。... ...上預作木矛，長六七尺許，橫貫鐵釘於其端，釘末逆鉤，令勇士直前擲之，連貫其盾，亟不得出，動則相牽聯，不可以蔽，遂乘其空隙以攻之。賊被箭，遂棄盾走，倉卒發火器，俱不能著人，反燒其陣，賊眾亂。騎兵乘之而入，直搗其腹心，賊皆前奔。
以上，都是在說明當時的騎兵戰術，和當時火器的運用，這對於後面的敍述，是有用的。
　　當然，能否有效運用手中的武器，和士兵的訓練以及將領的素質有著很大的原因，面對建文的官軍，永樂帝能夠有效的運用騎兵，而當面對擅長騎兵作戰的蒙古軍隊，就需要新的戰術和大量的步兵來對抗了。這時，他肯定也意識到了火器的作用。
　　　在歐洲，十字弓被教廷長時間禁止的原因在於，其可以經過簡單訓練便讓農夫輕易殺死一個騎士，這對於歐洲的傳統統治階層是個巨大的威脅，同樣，英格蘭人用長弓兵也輕易擊敗了法國騎士，這雖然和軍隊的運用指揮上也存在著關係，但是也可以看出，箭矢是克制騎兵的有效武器。可是，訓練一個弓箭手需要較長時間，這一點完全可以參照英格蘭軍隊長弓手的訓練，而弩雖然訓練簡單，但是製作弩的工藝並不比弓簡單太多，需要機件的鑄造打磨，材料的削切。而相對來說，當時簡單的火器的製作則要簡單很多，火門槍很多都是鑄造完成，不需要衝壓鍛造，削切打磨的複雜作業，這樣一方面可以大量製造裝備，一方面可以極大的降低成本，這對於擁有大量軍隊的明朝，是一個現實的選擇。
　　和西方步兵面對的裝備厚重盔甲，並具有強大衝擊力的騎士，東方的步兵面對的更多是具有強大機動性和速度的蒙古式騎兵，對於面對典型的輕甲，甚至無甲的東方騎兵，火器部隊最現實的問題並不在於其傷害力，而是在於其火力輸出速度。這也就能夠解釋，為什麼明朝對於多管的火器以及佛郎機這樣能夠快速裝填的火器有著獨特的愛好了。在加上為了大量生產裝備，火門槍成了當時的主流。
　　李約瑟引自明代火器專家趙士禎的觀點，明朝在十六世紀初的對吐魯番的軍事行動中，以及一些在明朝服務的西亞使團那裏已經瞭解了西亞的火繩槍，並可能有小規模的仿製。為什麼沒有裝備呢？很可能和火繩槍的製造工藝複雜(需要鍛造，部件眾多。)有關，可是，一支製造精良的火繩槍，並不比一副弓箭有著更大的作戰效能，(事實上在歐洲，弓箭在火器出現後還一直服役了幾個世紀，這不是沒有道理的。對於大兵團機動作戰盛行的東方軍隊，這種(殺傷)高，精(准)尖武器，並沒有太大的吸引力。
　　下面的永樂帝對於火器的應用效果的史料記載：“金幼孜：《北征後錄》：六月初七日，次忽蘭忽失溫，賊首答裏巴同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掃境來戰... ...未交鋒，火銃竊發，精銳者複奮發向前力戰，無不一當百。寇大敗，人馬死傷者無算，寇皆號而往，宵遁至土剌河。戊申，駐蹕忽闌忽失溫。是日，虜寇答裏巴、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等率眾逆我師……上麾安遠侯柳升等發神機銃炮，斃賊數百人，親率鐵騎擊之。虜敗而卻。武安侯鄭亨等追擊，亨中流矢退。甯陽侯陳懋、成山侯王通等率兵攻虜之右。虜不為動。都督朱崇、指揮呂興等直前薄虜，連發神機銃炮，寇死者無算。豐城侯李彬、都督譚青、馬聚攻其左。”
　　可見，火器在當時是作為攻擊敵人騎兵陣型的武器。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十八轉引的《北征錄》曰：“六月九日發飛雲壑，虜列陣以待。上敕諸將嚴行陣。虜偽乞降，上命敢招降敕授之。俄而左哨接戰，至為龍口虜擁眾犯禦營。都督譚廣以神機營兵直沖其陣，敗之。
　　《明太宗實錄》永樂八年五月丁末條：“上追及虜于回曲津，命安遠伯柳升以神機銃當先，銃發，聲震數十裏，每矢洞貫二人，複中傍馬，皆立斃。”
　　《明太宗實錄》永樂八年五月己酉條：“(明成祖)命諸軍先渡河，伏騎士數百于柳林中，命步騎十餘持銃後行，以實草於囊載之中以誘虜，戒之日：‘虜至則引入伏中，舉銃伏兵聞銃即出。’上按精兵千餘最後發，虜見大軍渡河果貪所載物，競趨而至，既入伏中，銃發伏兵躍出，虜亟回走，上所率兵已至，虜窮急莫知所向，複奔渡河，馬陷入淖泥，遂生擒數十人，餘盡死。”
　　《明太宗實錄》永樂十二年六月戌申條：“駐蹕忽蘭忽失溫。是日,虜寇答裏巴、馬哈木、太平、把禿學孛率眾逆我師,見行陣整列,遂頓兵山巔不發。上駐高阜望寇已分三路,令鐵騎數人挑之,虜奮來戰。上麾安遠侯柳升等發神機銃炮,斃敵數百人。”
　　《明史紀事本末》之《親征漠北》：“(六月)壬子，師出三峽口，(瓦剌)餘眾複聚山上，數百人據海子，諸軍以火銃擊之遁去。”
　　朝鮮《李朝實錄》太宗十四年九月己醜條“又遼東人皆雲，王師與北人交兵，北人伏奇兵，佯敗而走，王師深入，奇兵絕其後，圍數重，帝以火亐藥突圍而出，倍日而還。” 從引用的這些史料來看，明軍神機營作戰時經常首當其衝，作戰的方式有佈陣、進攻、伏擊、突圍等等。往往多為第一波火力打擊，這種火力輸出並不能持久，這很大原因在於騎兵的高速機動性和衝擊性。即便的三段射擊也不能對抗(事實上歐洲所謂的火力第次射擊是對抗步兵的
　　直到明朝滅亡，北方的騎馬民族仍是帝國的主要威脅，而帝國的軍隊卻愈發臃腫龐大，這也就能夠解釋為什麼三眼銃這樣的火器能夠長期裝備了。
(我個人其實樂見帖木兒能夠與永樂來一次對抗，相對於中亞國家的經濟實力和帖木兒那並不穩定的帝國，再加上穿越沙漠的補給線，我相信朱棣完全有能力和實力最終擊敗帖木兒。而帖木兒的突厥化軍隊無疑是當時裝備以及戰術先進的軍隊，我相信如果有這樣的一次對抗，會使明朝重視很多新型的裝備發展和戰術革新，這無疑會是明朝發生一場軍事上的大變革，只是可以帖木兒不爭氣)
　　毫無疑問地，火繩槍和大型前裝火炮是火器發展的主流，這一點戚繼光等人有了很清醒的認識，不過這種認識是在戚繼光和倭亐寇交戰後產生的看法，在他早期的《備俺答策》裏面，他可能沒有這種見解。所以說，之所以會產生新的武器見解，這是因為明朝面對了新的戰爭形態，一個是倭亐寇，另一個就是西方的殖民軍隊，日本由於地形和資源所限，軍隊作戰往往會排兵佈陣，正面對抗，這時，具有殺傷力和精准度的火繩槍就具有了現實的意義，再加上日本弓的肌無力，以鐵炮為主的火器成為了對抗裝甲武士的有效手段。
　　而西方軍隊在此時已經革新了常備軍制，其作戰形式在和土耳其以及其內部作戰中產生了革亐命，製造精良的火槍，西班牙大方陣正是那一時期的代表，不過西方的作戰理論在那一時期還是局限於補給和後勤動員，缺乏大兵團機動作戰的理論，但是在當時的西方戰爭形態下，火器無疑是正確的選擇。
　　明朝引進了如火繩槍之類的西方火器，並在末年獨自開發出了遂發槍，可見明朝對於新式武器的認同。在面對建奴軍隊的大規模騎步兵混合部隊和農民軍的大兵團步兵時，舊式強調速度的火器便露出了窘態，徐光啟在1631年，便提出了建設新型軍隊的建議：
　　“臣今所擬，每一營所用雙輪車一百二十輛，炮車一百二十輛，糧車六十輛，共三百輛。西洋大炮十六位，中炮八十位，鷹銃一百門，鳥銃一千二百門，戰士兩千人，隊兵二千人。……行之為陣，止之為營。遇大敵，先以大小火器更迭擊之；……敵在近，則我步兵以出擊之；若鐵騎來，直以炮擊之，亦可以步兵擊之。此則實選實練所致，非未教之民可猝得也。而不如是，又不足以破敵。... ...臣言三聚當用6萬人。若悉皆招募，費必不資，亦未可遽得。... ...若先練一營之人，先辦一營之器，兩者齊備，既成營矣。”
　　可是崇禎時期的明朝財政已經是負擔重重，這樣的大規模軍隊建設對於明軍顯然是存在困難，而舊的火器也不能都砸了賣鐵，於是那些讓人不快地火器便伴隨著明朝走到了最後。
　　但是我們不能否認那些火器曾起到的作用，也不能因為火器發展的方向錯誤而否認了明朝對於新式火器部隊的建設努力，我們應當說，明朝在面對新的軍事威脅後，其實是在努力糾正其火器發展路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