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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歷史可追溯至1709年陳賴章墾號開墾大加蚋，亦可從1884年台北府城建城算起。
事實上，依照考古所獲得的證據顯示，早在7000－45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市內的圓山與芝山岩等地已有相當豐富的史前文化。

約2000年前，台北市中山區出現了十三行文化，該文化與之後生活於台北盆地的平埔族有極深的淵源。
而根據1654年所繪製的《大台北古地圖》及其他文獻得知，當時絕大部分仍為溼地的台北市，除了平埔族社之外，並無其他聚落。
不過，在此段時間，並沒有精確的文字記錄，可供後人按年計月地細數臺北歷史史事。這種情況直至17世紀有其文字記載後，才有所改變。

史前時代（西元前5000年－西元1700年）
依據轄內的芝山岩遺址所得到的最新考古研究，台北市於舊石器時代晚期即有人類居住。也就是，當史前時代，台北仍為一個大湖泊時；僅有諸如圓山，芝山岩等高地浮現當時，就有其人類活動。他們食後所棄烏蜆殼、蠔殼、鐘螺殼及川蜷螺等半鹼水性和海棲性貝殼類成為貝塚，除此，亦有陶器、石器、骨器等遺跡。

先陶與大坌坑文化（前5000年－前2700年）
圓山遺跡擁有四個前後不同年代的文化遺跡，而根據擁有的最古老遺跡顯示，台北市史前的人類紀錄可溯自距今7000年、甚至更早。此活動歷史紀錄稱為先陶文化。
以現有資料顯示，約2.7公頃的圓山地區所殘存的史前人類紀錄，以粗製石器與漁獵活動為主。所謂先陶文化，就是尚不會製陶的群聚；大抵居住於圓山高地，並以簡單礫石器、石片器與簡易網罟，捕獵山下湖內的漁貝維生。先陶文化層與左鎮人或長濱文化相似，不過並無證據證明台北圓山文化與台灣其他地區的先陶文化有所牽連。

距今7000年前至4700年前，圓山地區發展出更進步的大坌坑文化。大坌坑文化為台灣新石器時代代表，其命名雖然是來自首次發現的大坌坑遺址，不過卻廣泛分佈於包含台北圓山在內的台灣全島各地。以現有資料顯示，此階段的台北史前人類，除繼續活躍於圓山外，至少還包含位於圓山北邊的芝山岩。地形相當類似的這兩處遺址，合計面積廣達約20公頃。而被歸類於新石器早期的大坌坑文化，聚落規模尚小，除以狩獵和漁撈營生外，也有種植根莖類作物的初級農業。據研究推測，擁有該文化的主人可能是南島語系民族的祖先，而發源自台北的原住民，正是南島語族的一支。

圓山文化與芝山岩文化（前2800年－前500年）
芝山岩山頂的岩石地面，直線為海底古生物的爬行痕跡距今4800年前，繼先陶文化與大坌坑文化之後，台北出現了圓山文化，此文化與稍早此兩個史前文化最大的不同點就是分佈區域極廣。以台北市而言，該文化分佈於台北盆地北側的圓山、芝山岩、關渡一帶等，區域甚至可能遍及淡水河沿岸與新店溪下游的岸邊小山丘處。而根據自1964年起陸續展開的碳14測試，以貝塚著稱的該文化存在的時間約為西元前2800年至西元前500年，而因為發源地頗為封閉，圓山文化雖持續2000年以上，但期間並沒有長足的進化。圓山文化遺跡的食用貝類多屬於半淡半鹹水性的貝類。另外，該文化已學會飼養家畜與較高級的農耕技能，甚至有證據顯示該年代可能已有稻米農作。以文化時間帶區分，圓山文化應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史前文化。

這時期的台北除了圓山文化外，尚存在另一個重疊的史前人類活動紀錄，那就是芝山岩遺址。與該遺址同名的芝山岩文化，存在於距今約3600年至3000年前間，已有木製器具、繩索、稻穀與植物種子等人類活動紀錄，也有充當農具的石器、陶器和骨角器。比較特殊的是，該遺址還出現罕見的掘棍與裝飾品。

植物園文化與十三行文化（前1000年－1000年）
圓山的史前人造砥石，約兩個人高。距今約3000年至1800年前，台北湖漸趨消退。浮現的小丘陵除了原本圓山、芝山岩及關渡外，還包含台北盆地南部，現今植物園及建國中學一帶。這些地區的住民，可能來自圓山文化時期演進，也可能是由中國南部或南島地區移民而至。遺留下來的考古跡證顯示：當時的史前人類，生活已轉為農耕為主。該文化最大特色為出現了拍印方式裝飾的方格紋陶器，其製作技術大約與圓山文化的程度相當。

在植物園文化晚期，距今2000年前左右，包括台北在內的整個北台灣進入金屬器時代，十三行文化則為其代表。此階段的史前人類分佈範圍更廣，除上述數個文化層地區之外，還包含位於台北市中山區的西新庄子遺址。十三行文化大致從距今2300年前開始出現，到漢人進入台北後才正式結束。而該文化的主要特徵是減少使用石器，且已知煉鐵。除了精緻的鐵器外，尚有為數不少的以手工製作，含細砂，火候高，且質地堅硬的紅褐色夾砂陶。

十三行文化通常可依照發展時程，再區分為早、晚兩時期。其中早期年代距今2000年至1000年前間，晚期年代則距今1000年前之內。晚期的十三行文化甚至可視為平埔族凱達格蘭族。而除漁獵與精緻農業外，該遺址發現了可用來紡織的陶紡輪，證明十三行人應會利用簡單工具來製作衣服。另外，十三行人住的「干欄屋」則與台灣平埔族與原住民部落的建築十分相似。

平埔族時代（1000年－1700年）

已漢化的凱達格蘭族圭武卒社，攝於1897年大部分學者根據晚期十三行文化的特徵，推斷該文化為平埔族的活動紀錄。雖說沒有文字記載可供佐證，但是大致可以確定的是在西元17世紀的台北市，多數已從湖泊變成了以平原為主的溼地，而在此溼地捕魚、狩獵，山田燒墾式農作的住民即為平埔族，而居住在台北市的平埔族，一般則又被稱為凱達格蘭族。

不論是1603年陳第所寫的《東番記》還是1697年郁永河所著的《裨海記遊》，都明確記載了17世紀前，台北市全境皆為凱達格蘭族的活動範圍。相傳該族祖先是從台灣本島最東境的岬角—三貂角登陸，1694年發生康熙大地震後，被迫遷徙的凱達格蘭族人數略為減少，但仍為台北地區最主要的住民結構組成部分。雖然在此一時期，台灣其他地區已歷經荷治，鄭氏王朝，中國清朝的統治，但台北市仍為平埔族聚居的未開墾平原。除了1632年，80多名西班牙人組成的探險隊曾短暫入內，前往該族北投社、里族社等社安撫傳教外，並無任何開發。
而台北的平埔族時代，一直到1709年陳賴章墾號入墾台北才漸次結束。

因凱達格蘭族漢化極早，因此相關文獻紀錄不多。就現有資料顯示：該族與其他平埔各族同為母系社會，從婚姻與財產制度中可顯而易見—男性必須入贅，家產也由女性繼承，這與漢人文化有極大的差異，此差異迄今仍存於台北某地區。除這，今台北市許多地名為凱達格蘭族社名音譯而成。例如：大龍峒、北投等等。而這些平埔族社群，最為活躍的有圭武卒社與大浪泵社。

圭武卒社（Kimotsi）是20世紀前，台灣平埔凱達格蘭族的一個支系部落，活動範圍約為現今台北淡水河岸的大稻埕一帶。據荷蘭人1654年所繪製的《大臺北古地圖》，該社至少有百餘戶。該文獻亦顯示，該社除了以漁獵為主之外，也從事農業，活動範圍則可達社子島。更有跡象顯示，當時包含圭武卒社在內的凱達格蘭族已有灌溉水源的雛形。

大台北古地圖，圖右即為淡水河流域除了圭武卒外，台北市內較大的凱達格蘭族社尚有大浪泵（Paronpon）社，活動範圍則約為現今台北市的大龍峒與圓山一帶，實際上，台北市的大同區、大龍峒以及圓山的舊名—大龍峒山，皆源自大浪泵社的閩南語音譯。迄今Paronpon仍是台北市大龍街的音譯名稱（Paronpon　St.）。

大浪泵社於文獻的初次記載，也相同出現於荷蘭人1654年所繪製的《大台北古地圖》。後來因為發生康熙大地震，該地圖所描述的大浪泵居住地與當地樣貌與1697年郁永和《裨海紀遊》、1704年的《康熙皇輿全覽圖》以及1722年的番俗六考等都有所出入。不過一般認為該社的活動範圍不脫基隆河與淡水河交界處附近。

清治時期（1683年－1895年）
早在1620年代，荷蘭與西班牙即已先後入侵台灣，並展開對台灣的統治。但實際上，這兩國的治理範圍皆未包含台北市。一方面是因為台北仍多為沼澤；一方面是該兩國所佔領的台灣區域集中於台灣南部與北部的主要港口。不具海港便利的台北市當然不受覬覦。隨後擊敗荷蘭東印度公司，以台灣南部為根據地的明鄭鄭氏王朝，雖多次派兵向北擴展勢力範圍，但仍侷限於基隆與淡水一帶。即使是1683年進入清治初期，台北也並無顯著的開發利用。

18世紀初，漢人移民台北的速度明顯加快，因而促成了以艋舺，大稻埕，士林三地開發為主的台北新發展。而這些發展於19世紀末期的台北府城的建立後，更達到清治時期的尖峰。

移民時代（1683年－1800年）
陳賴章墾號的申請書(於1709年)從18世紀開始，主要來自福建閩南人與廣東客家人的漢族移民，就扮演了開墾台北市的角色。這種以官府力量為副，移民勢力為主的此一階段歷史，與台灣其他新興城市大致相同。換句話說，清治時期的台北市歷史，除了台北開府、建城之外，可以說全都是以移民為主的歷史。也就是在強悍的漢人文化入侵下，原本居住於台北的凱達格蘭族，最終於20世紀初幾近滅絕。

首開開墾台北風氣之始的，是18世紀初的陳賴章墾號。陳賴章是指中國大陸泉州人：陳天章、陳逢春、賴永和、陳憲伯、戴天樞於1709年為了合股開墾大台北地區而成立的團體，「陳賴章」這個名稱即是取合股人的姓氏姓名而成。像這樣以土地開發、開墾為主的合股團體，一般來說都稱為「墾號」。陳賴章墾號所申請的地區為台灣北部的大加蚋，其開墾範圍面積相當廣，包含艋舺、錫口、大龍峒、大稻埕、等現今台北市的中心地帶在內。其中又以艋舺的開墾為主要內容。因此，一般來說，台北市歷史的正式啟動，是由艋舺開始，而諸如艋舺龍山寺，艋舺清水巖等歷史建築，也都是由於此一泉州墾號的進駐而來。陳賴章墾號不但是18世紀初台灣最大規模的漢人開墾事件，也造成了日後台北地區平埔族的遷移、同化與滅絕。

1723年，朱一貴民變平息後，由於該民變於北部獲得平埔族相當程度的響應，漢人所屬的清朝地方官員深知必須設治加以防範。台灣御史吳達禮報請清政府增設淡水廳，並管轄大甲溪以北，此建議隨即獲准，台北市也因此首度納入漢人行政體系。不過，台北市所在的區域，此時仍多屬平埔族所聚居的「蕃境」，為避免糾紛，清政府仍嚴格禁止中國大陸移民逕自開墾。台北市廣大的平原耕地所帶來的誘惑，使得清廷禁止漢人移民進入台北的禁令無法產生拘束力。

1729年，廣東客家人簡岳一族至拳山開墾，與當地凱達格蘭族發生糾紛，造成漢人數百人死亡，全族盡滅。此次事故，讓清朝官員重申台北市為蕃界的的禁令。並規定不論生蕃、熟蕃，皆與漢人勒石分界。其屬地如有「奸民偷越蕃境、抽取藤條、捕殺山鹿、私運貨物者」，主管的地方官員都會受到降級調用及罰俸的連坐處分。不過此一禁令依舊無法阻擋從淡水河上岸的零星移民。而為了管理移居台北市所在區域內的漢人，淡水廳於1731年在八里設置巡檢司，其範圍包含已有相當多漢人居住的干豆門、北投、以及南港。

1740年，繼泉州人之後，同樣來自福建的漳州人，首次大舉移民至台灣，代表人物為郭錫瑠。在他的領導之下，漳州人首度進駐台北松山一帶，並從新店青潭溪興建可供灌溉景美、公館，甚至松山的瑠公圳。由於瑠公圳的成功開鑿，讓漳州人的開墾速度加快不少。這階段，除了水利之便造成的移民與開發外，台北市地區尚有1741年何士蘭的開墾內湖、士林，1742年－1749年間泉州人開墾木柵與客家人的持續開墾拳山。這數波移民潮除了引發不少蕃漢衝突，也促成大量漢人與平埔族女子通婚，進而間接加速平埔族的漢化。這項漢化趨勢，於1765年設立理番同知官銜後最為顯著，在鼓勵原住民漢化的政策下，一年內包含台北在內的台灣漢化熟蕃所屬平埔族達93社，歸化稱臣的生番二百數十社。政策推行下的蕃漢融合，宣告了平埔族勢力的消退，而許多平埔族人也被漢化，開始以漢人自居，使用漢姓，講起閩南語。

高度開墾與台北開府（1800年－1895年）
與18世紀相同，19世紀的台北市歷史，同樣是以漢人移民活動所衍生的歷史、人文事蹟為主軸。除了泉州三邑人居住的艋舺與漳州人所居的八芝蘭兩聚落持續開墾發展外，泉州同安人的聚居地的大稻埕與大龍峒也急起直追。這四個地區的開墾，除了使得平埔族逐漸漢化滅絕外，也造成了多起分類械鬥，並促成台北府城的興建。

一府二鹿三艋舺
主條目：一府二鹿三艋舺
18世紀中期，眾多泉州府（以泉州三邑人為主）人移民定居台北艋舺，與當地平埔族通婚後人口大增，艋舺因而趨於興盛。早在1759年，原艋舺增設都司，不過仍為設於新竹的淡水廳管轄。1811年，原本設置於新莊的縣丞機關移至艋舺，並隨後設立台灣艋舺營。1825年，艋舺營主官從游擊升格為參將。除此，也設置固定駐兵於艋舺的台北營制。

除了官方廳署漸漸轉移至台北艋舺外，艋舺的移民速度與開墾速度也頗為驚人。位於臺北盆地中心的艋舺，背臨平原，經過水利系統不斷地開展，形成物產豐饒的廣大腹地， 而人口增加也使各種需求快速擴張，這些因素造就了艋舺的商業優勢。從此，艋舺繼新莊之後成為水陸輻輳商業中心，盛極一時。據姚瑩所著《台北道里記》記載，光是艋舺一地就「擺接十三莊」且「居民舖戶四五千家」。因此盛況，產生了「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說法，表示台北艋舺已是全台灣第三大城市，且是台灣北部第一大城。

大稻埕與大龍峒的開發
1853年，在艋舺分類械鬥頂下郊拼中落敗的泉州同安人，不得不將信仰的霞海城隍與整個宗族舉家從艋舺遷徙至數公里遠的大稻埕經商。19世紀中期後，新興台北的發展約等於大稻埕商圈的發展。


今大稻埕仍擁有許多古蹟同安人聚居於大稻埕一帶，與附近的港口碼頭息息相關。19世紀中期，尚未淤積的淡水河，依舊可航行來自閩南一帶的戎克船。大稻埕碼頭所帶來的航利，除了方便移民人潮上岸外，更可帶動商業的運作。於是大稻埕逐漸得到發展，與艋舺共同成為台北市的兩大聚落。

泉州同安人除了開發大稻埕之外，還有大龍峒。大龍峒舊稱大浪泵，源於平埔族凱達格蘭族「大浪泵」社的閩南語譯音。根據歷史記載：18世紀之前，大浪泵社全境皆為平埔族人所聚居，並無漢人。1802年，泉州同安人王元記、王智記、陳蘭記、陳陞記、高明德、鄭西源等六戶，在此開設44間瓦店，因而形成俗稱四十四崁的街道，該街道取其原「大浪泵」地名閩語諧音於隘門街坊，題名為「大隆同」。一般來說，大龍峒發展雖然不如大稻埕，但仍以文教功能聞名。

分類械鬥
芝山岩出入口現況清治時期的台北漢人移民村庄，多為漳、泉兩大族群所盤踞。分佈地點大抵為士林、艋舺、大稻埕、大龍峒四地。這裡面，漳泉兩地雖同源自福建，語言習慣接近，但是自唐宋以來，該兩府就常因利益與宗教信仰發生衝突，而兩族群的衝突，即使移民到台灣後，依舊激烈激烈。

1787年，漳州人林爽文領導的民變也波及台北松山，艋舺和內湖，帶頭領袖為林小文。因為林小文為漳州人，襲擊地方也多為泉人所居住，加上該民變，泉州人與漳州人擁護對象與意見不合，因此該維持數月的動亂亦可視為漳泉械鬥的近因。之後，1809年－1860年間，分類械鬥充斥於這四個地區。台北地區的分類械鬥，除少數為頂下郊拼與零星閩粵械鬥之外，其他多為漳泉械鬥。其中1809年、1846年、1850年及1859年為有計劃性的大規模械鬥，其規模更是撼動遠在北京的清朝朝廷。

漳州人與泉州人武力衝突的理由十分複雜，但是基本上不脫利益衝突的性質。這些衝突包括：先來後到的土地分配衝突、灌溉水源爭奪、爭取墾地與建屋蓋廟爭議等等。加上當時清朝官府控制力薄弱，無法禁絕遏止，民風強悍與羅漢腳人數過多等原因，漳泉械鬥時而所聞。多次漳泉械鬥當中，又以1859年的械鬥最為激烈，不但造成漳州人八芝蘭（今士林）村莊全燬，退居芝山岩避難，也導致後來八芝蘭地區的重建。不過也由於此次爭鬥過於慘烈，兩幫人馬所屬地域的士紳最終出面調停，漳泉檯面上的爭鬥至此才告一段落。

台北府城
讓台北開始邁入台灣首善之區，是1880年代的台北府設置與台北城的構築。這兩項措施，不但讓台灣的行政中心正式由台南移至台北，也讓台北成為台灣的政治與經濟中心。而究其因，1871年發生在與台北相隔數百公里的台灣南部牡丹社事件，是促使台北建城的遠因。隨後，想藉台北升格來充實北台灣軍防的清朝北京政府，於1875年批准了福建巡撫沈葆楨的「台北擬建一府三縣」奏摺。至此，台北府城才正式成立。

台北建府之議欽准不久，為求防務需求，清朝初步決定於艋舺與大稻埕之間的未開墾荒地構築台北城。並構想將重要台北府城官署、宗廟等建築設立其中。在首任知府陳星聚與其後1881年上任的直屬長官福建巡撫岑毓英積極籌款興建，台北城終於1882年委由台灣道道員劉璈正式開工興建。在陳星聚知府與台灣道劉璈兩相合作後，台北城的城池終於在1884年正式完工。

台北城完工之際，城內文廟、武廟、開漳聖王廟、城隍廟、天后宮等廟宇也陸續落成。除此，面積約一平方公里的台北城也相繼同時建造了淡水廳、台北府、台灣布政使司衙門、台灣巡撫衙門等衙門，此時台北城內儼然正式成為全台北甚至全台灣的宗教與政治中心。之後的數年內，台北也在清朝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的建造下，成為具有鐵路，電燈的現代化都市。

日治時期（1895年－1945年）
1904年開始的台北、台灣間的人口比例失衡因馬關條約遭中國割讓予日本的台灣，於1895年正式進入日治時期。因為台北為所有台灣主要城市中最接近日本本土，加上也是剛起步的新興城市，容易實施市區計劃，因此統治台灣的台灣總督府與清代官署相同的選擇台北作為台灣政經中心。

在台灣總督府主導下，台北市不但因軟硬體建設迅速成為全台灣的政教中心及日本重要都市之一，也開始出現人口不平衡情況。1904年，台北市成為全台灣人口最多的城市，而直至1935年，台灣人口為530萬，而面積不到台灣百分之一的台北都會區，居住人口超過27萬，而活動人口則已突破33萬。

始政時期（1895年－1910年）
1884年清法戰爭與1895年的乙未戰爭，是危及台北市的兩大戰爭。前者從基隆進軍北台灣的法軍進軍至暖暖一帶被清軍擊退。不過緊接著的乙未戰爭，侵台日軍則越過台北城池防務工事進入台北城。

順利進入台北城，並以台北作為行政中心的日方統治者，對於以守備日本為主的台北城存在價值抱持不同看法。在1900年的市區改正計畫中，台灣總督府以街地整理與貫通道路為由，連同城內文廟、武廟一起，開始動手拆除台北城牆，並擴展整個台北市範圍。

撇開較引起爭議的破壞古蹟之舉，台灣總督府該拆城計劃實讓台北市範圍從的一平方公里範圍，擴展近數倍甚至數十倍，且藉由道路貫通，讓大稻程與艋舺兩大區域融合成為一城市。而這些交通上的改革，也包含隨後的鐵路改建，巴洛克式街道開通，對外橋樑等硬體設施。得此暢通的鐵道交通，台北迅速成為可直接控制全台西部走廊的台灣首都，不過也因得此方便，讓臺北除了於1904年之際成為台灣最大的城市之外，也奠下了臺灣人口南北失衡的前兆。

政軍經中心建立（1910年－1940年）
約略的市區改正後，台灣總督府於1930年代期間，陸續完成了台北做為台灣政經中心所需的軟硬體建設。而這些包含各主要機關的官署廳舍建設，大量公學校設立也促成了台北市範圍向外擴充，而此擴充則以南北向及城東為主。

由日本人組成的該政府或其所轄台北地方政府於治理台北初期，先將原本佔領城內清代留下的土地與建築，如舊有街屋及重要官署衙門，加以興建屬於總督府或日本新移民的所屬機關建築及住宅，並移民大量的政府官員家眷入台北城內。這區域包含當時西門街、府後街，一方面拆毀舊有建設這期間一方面建造，包含台灣總督府，臺灣銀行，台北州廳，專賣局等官署廳舍。而這些大多位於台北城內的建物，通常華麗且寬敞且結構堅固，其使用狀態甚至沿用到二戰戰後，也提供台北於戰後的復甦資本。

早在1895年，台灣總督府為了宣導國語已開始於台北各地普設國語傳習所，不久此教育機構更名為公學校。1919年台灣教育令頒布，總督府開始實施半強迫性的義務教育，這項早於日本本土的教育政策雖說具實驗性質，但仍使台灣人於1930年代的就學率達百分之七十。而這些公學校設立的地點，通常就是漳泉漢人密集居住的大稻埕，萬華，大龍峒以及士林地區。

在社會教育上，做為台灣首善之區的台北，也設置多處改善社會不良習俗的正風會。這些團體有台北廳風俗改良會、艋舺同風會、大稻埕同風會等等。至1923年，台北市同風會共有51所，會員有14萬人左右。後來此會也於之後更名為教化聯合會，不過其改正結辮、蓄髮、纏足、蓄奴、納婢等不良習俗的宗旨並沒有改變。

除了這些硬體設施外，台北也負起各種新政的試行與推廣，這裡面包含度量衡、標準時間、衣著規定等等。而就是在各項軟硬體建設下，台北規模與風貌逐漸脫離農業社會的特徵，變成了具有東洋味道的現代都會，而1935年舉行的台灣博覽會上，作為主要展示場地的台北市呈現了這種急驟改變的面貌。


臺灣神社1920年代，以舊台北城以內區為主的城內建築漸趨飽和，但卻還是有愈來愈多的日本內地人來到台北。此不平衡的情況下，城內空間不足，地價又貴，於是有些人便在台北城區的西方，介於艋舺大稻埕之間的空曠墓地興建市場、郵局、神社、學校，這區域就是西門町，此地區直至2000年代，仍為著名鬧區，並以西門町徒步區延續至今。

不過此區域過窄，台北市區不得向西門以外區域延伸，因為擴展面面臨淡水河，在現實發展下，台北區域只好向南北發展。因此，台北南門附近的大加臘堡成為新興住宅區（今 建國中學附近）。另外，除了往南發展之外，1920年代－1930年代，因為興建於市區北部台灣神社與寬敞敕使道路因素，讓大直附近與該街道兩旁街廓成為高級地段，並在此年代興建多為獨棟獨院的高級住宅。而此路段的高級價值觀，甚至依循至今。

1930年代期間，相較南北的發展，台北往東發展的發展則更為明顯。在以六十萬人口為設計的台北市區都市計劃中，總督府開始於台北東門附近的東區大量增設學校預定地，其中以東門町及富田町為最多，而隨著學校興建，台北市大量民宅也隨之在此區域興建。然而這種官方主導公共建設，民間配合的都市東移政策，從1930年代一直沿用到21世紀的台北。

1935年，在南北與東區的快速發展下，面積不到百平方公里的台北市，共有日籍人士8萬人與台灣本地人18萬。若加上約兩成來自福建的商人，台北市人口突破32萬，而當時台灣人口則只有530萬。也就是說，只佔台灣面積千分之三的台北市卻佔據台灣總人口的6.3%。

戰亂台北（1940年－1945年）
1930年代末期中日兩國展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戰爭，中國抗日戰爭。包含台北市的台灣雖沒有直接牽連，卻仍因為戰時影響，所有台北市的經建建設均遭停滯，不但如此，許多台北的台灣閩南人與客家人也不得不皇民化與加入太平洋戰爭。另外，戰時也造成的全面性的物資缺乏與人口的流失。這種現象在1944年之後的盟軍空襲與市區人口疏散之後，更加明顯。這階段，包含榮町、京町、若竹町、老松町、兒玉町、古亭町所在的主要總督府所轄官署建物均遭程度不一的損壞，而台北學校，民宅也多有破壞。

1945年8月，日本二次大戰戰敗，台灣日治時期結束並邁入中華民國統治時期，而位於台北市中心的台北公會堂，則為台灣總督府受降於國民政府的儀式行使地點。

戰後開發（1945年以後）
1945年台北大稻埕慶祝「回歸中國」的街景1945年，日本於二戰戰敗，台灣主權移交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台北被政府規劃經營為台灣省的政經中心而持續發展。國共內戰後，台北市更被視同中華民國於台灣的國家首都。在此情況下，台北市的政經建設更為顯著。

由於200萬軍民於1949年隨國府撤退來台，以及1960年代眾多中南部民眾北上求學、工作的風潮，台北市的人口快速增加。在美援的挹注下，道路、住宅社區、學校等公共設施的新建工程也開始逐步進行，此開發進程自1960年代末期起，更開始向東邊的大片田野地拓展。

1970年代與1980年代為台北市的高度發展期，城市的商業重心也從這時候開始逐漸東移至台北東區，1990年代之後，各種主要建設更集中於信義計畫區。至此，台北朝國際化城市發展。不過如何兼顧傳統社區或商圈的整建與原有特色的保留，仍為該市一大課題。

台北新住民（1945年－1970年）
1945年台灣光復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於10月正式設立於台北市。仍為台灣政經中心的台北市，卻因十數萬日本裔市民離開，人口從戰前的三十多萬驟降到二十萬。人口減少導致的生產力與消費力的降低，加上國共內戰爆發等因素導致的政經失控，讓台北頓時呈現混亂。1947年，台北市大稻埕就爆發了因為查緝私菸所引起的二二八事件，報復式攻擊的結果，不僅僅是本省人民眾大量死傷，事件延燒全台灣，也促成台北市日後諸如眷村、族群等次文化或相關問題。1948年，上海爆發金融危機，國民政府輸出大量貨幣，以取得台灣民間蔗糖、米等資源，造成惡性通貨膨脹，連帶也使舊臺幣幣值大幅貶值，造成臺灣物價水準急遽上揚，引爆經濟危機，此刻的台北市也連帶受到影響，百業蕭條，經濟低迷。

1949年12月，國共內戰的戰局逐漸明朗，中華民國政府被迫從中國大陸遷都台北，台北市自此成為中華民國的實質首都。1950年代台北市發展的關鍵，除了首都的設置與經營外，就是大量外省人台北新住民的產生。當時兩百萬來自中國大陸的外省人以定居台北最多，加上1960年代城鄉差距帶來的就業機會不均所吸引來台北的台灣中南部移民，不但讓台北市人口從戰後的20萬迅速成長至1967年的100萬以上，也讓其人口族群結構，產生與台灣其他都市完全不同的現實狀況。為了因應人口增長的趨勢，台北市除了將其行政區域擴展，納入了郊區的木柵、士林、南港等行政區，也積極開拓東區田野發展。該市政府除了沿用日治時期已訂定的市區計劃外，更著重以土地高度利用為主的公共建設開發，並加速拆除市區大量舊建物。

此階段台北持續繁榮，各項建設也朝向現代都會的發展。不過因為人口增長超乎預期，加上經建建設失之妥當，交通、環保、衛生等建設不敷使用，因此1970年代末，台北市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各種社會問題。

高度發展（1970年代－1990年）
1970年代－1980年代，台北市各地除了持續興建高樓民宅外，也因應台北交通壅塞，市區內各種交通建設積極展開。其中，80年代末開始的台北市區鐵路地下化工程與初期台北捷運的建設，雖因施工佔去部分道路面積而造成台北交通堵塞及運輸機能的大減，即所謂「交通黑暗期」，但隨之帶來噪音、震動、空氣污染上的減少，及提高沿線生活環境品質，讓台北市交通狀況受到相當程度的改善。


1970年代的國父紀念館。館旁的101大樓與市政府尚未落成1980年代中期，台灣經濟延續著高度成長。在大批外資進入後，台北市順利轉型成為服務業為主的都會型城市。這期間最具代表的，莫過於1984年7-11超商與1983年麥當勞等新型商店的進駐台北，此兩指標商店的引進，讓台北產業產生極大的變化。
傳統型的商店於這年代相繼被淘汰。隨後1987年台灣解嚴及政治鬆綁等政策，更促成台北市邁向更自由的都市。政治開放所帶動的活絡經濟，使台北市各項政經建設更加彭勃發展。
而高度自由且有活力的生活狀態不但讓台北成為世界性都市，也將其台北生活模式帶動至台灣各地。相對的，商業高度成長與交通便利也帶來物價飆昇、地價高漲、貧富不均、環保等問題。
這些問題除了讓台北居民痛苦指數極度上升之外，也讓部分台北市居民離開台北，選擇台北縣甚至基隆、桃園、新竹做為居住場所。於是在1980年代末期，台北人口成長率趨緩，衛星城市增多，台北市也變成大台北共同生活圈的一個區域。

精緻與國際化（1990年以後）
開始注重歷史記憶的臺北，圖為整修中的陳悅記祖宅1990年代之後，歷經二十年的市區鐵路地下化、快速道路、台北捷運初期路網、公車專用道等交通建設陸續完成，相當程度地紓解了交通上的壓力。除此，台北也持續建構更便利的人文與教育環境，並在更開放的市民主義觀念下，逐漸建立以服務業為主，且朝多元化目標發展的都市前進。跨入21世紀前後的數年，台北市雖歷經政黨輪替，也曾發生過1997年白曉燕命案的治安危機、1999年921地震的東星大樓崩塌事件、2001年納莉颱風數億美金損失、2002年台北旱災缺水危機及2003年的SARS危機等重大民生事件，不過並不影響臺北市成為國際化都市的進程。

就都會整體擴張方面而言，位居台北東區，以台北101為主要地標的信義計畫區開始快速發展，台北市政府與議會亦遷至該地。該區域現代化街道，使台北市呈現國際化都市表徵。另一方面，在積極國際化同時，臺北市也開始認知傳統建築擁有的文化價值。2000年後，臺北市開始重視台灣文化建設的內涵與素質，並開始提倡文化平權、重現歷史記憶、強調庶民傳統、推動文化產業、提倡臺北學及釋放政府資源，並且創出嶄新的臺北文化氣象。

臺北地區首長名銜
八里坌巡檢：屬雜職，分防台灣北部，以捕盜為要務。
新莊巡檢：屬雜職，分防新莊，仍以捕盜為任務。
新莊縣丞：屬佐貳官，分擔徵糧，捕盜，水利等特定事務，駐防新莊。
艋舺縣丞：屬佐貳官，駐防艋舺。
淡水縣知縣
台北辦務署長
台北市尹（1920年設市後）
台北市長（1940年更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