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晉時代的天下第一精銳 北府兵
《晉書》卷七五史臣曰:“建元之際,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系存亡於社稷,負扆資之以端拱,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史臣所論,起自陳郡謝氏謝尚輟黃散以受軍旅,迄于謝玄以疾解北府之任,其間四十餘年(344~387),謝氏于晉室有殊功而少愆失,故作褒掖如此,以見謝氏家族發揮的歷史作用。與東晉其他幾家當政士族相比,謝氏翼衛東晉朝廷而又門風謙退,不妄生事端的特點,是非常明顯的。
但是,還有不曾為史臣注意到而後果甚為重要的問題,即淝水戰後不及二年,謝安離京師外駐廣陵,讓出了中樞相權;三年甫過,謝玄又退居會稽,讓出北府兵權。謝氏此舉雖屬被逼于皇帝和宗室的壓力,但壓力之下毫不反抗而放棄相權和兵權,這在東晉門閥政治歷史上是罕見的。謝氏離開中樞的結果,是相權完全歸於宗室司馬道子;謝氏讓出兵權的結果,是由謝氏組成和指揮的北府兵逐漸解體。長遠看來,這些變化對於門閥政治的逐漸消亡,關係非常重大。
北府兵在淝水之戰前夕從事淮南、淮北的戰爭,指揮者是謝玄。淝水之戰,謝石受其兄謝安之遣,解僕射之任,以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統率兄子謝玄、謝琰以及豫州刺史桓伊等軍應戰。謝安則坐鎮建康。淝水戰後的北伐戰爭,謝玄為前鋒都督,謝安甚至自求征討。這些階段,合共約十年左右,馳騁疆場的大半都是北府兵,最重要的將領是出身謝氏豫州軍府的劉牢之,指揮權則在謝氏家族人物之手。謝玄卸北府之任後,北府宿將日就零落,他們分散於淮北、淮南各州郡及其它軍府,不再自成系統,也不能合力應戰。
太元十二年正月謝玄自彭城南返會稽以後,原由謝玄統領的徐州,與兗、青二州又析為二鎮。宿將朱序監兗青二州軍事、二州刺史,自彭城退鎮淮陰。朱序為桓溫舊部,將家出身,當十餘年前桓沖為徐州時曾暫駐兗州。朱序雖然資望甚深,但於北府沒有多少歷史關係。所以當他再度出刺兗、青時,謝氏舊將留駐淮南、淮北者未必服從他的節度指揮。觀《晉書》卷八一《朱序傳》序於此時表求運江州米帛以資軍俸一事,可知朱序兗、青任內,軍資還要仰賴上游桓氏老巢支援,不能在兗、青就地取給,也不能從揚州江南諸郡獲得,其處境是困難的。朱序在兗、青未得久任,太元十三年四月徒刺雍州,戍洛陽,譙王司馬恬遂出繼兗、青之任。《晉書》卷三七《譙王恬傳》:“恬既宗室勳望,有才用,孝武帝深仗之,以為都督兗、青、冀、幽、並、揚州之晉陵、徐州之南北郡軍事,領鎮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譙王恬所督既包括晉陵在內,則其時兗、青二州治所已由前此之淮陰南遷京口。《譙王尚之傳》直謂其父“活鎮京口”;《太平廣記》卷二七六引《異苑》謂恬在京口為都督,重修鄧艾廟,均可證實此點。《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五亦作如是說。
至於徐州刺史之職,自謝玄離北府後即由執政司馬道子兼領。因此之故,徐州刺史雖置文武,但府第當在建康。《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五在述及升平二年(358)徐州刺史荀羨等北鎮下邳而於京口有留局以後說:“後徐州寄理(治)建業(建康)”。徐州寄治建康,即是指司馬道子兼領徐州時之事。
太元二十一年(396)孝武帝死,安帝即位,司馬道子始解徐州之任,《通鑒》謂“以散騎常侍彭城劉該為徐州刺史,鎮鄄城。”彭城劉該不見於今本《晉書》。《魏書》卷二六《長孫肥傳》有劉該遣使詣肥請降記事,據《通鑒》時在隆安五年(401)七月。義熙元年(405)南彭城內史劉道憐追斬叛將劉該。劉該刺徐州時駐鄄城,刺北青州亦治荒外,其人前後居疆埸之任八九年之久而未得代,似亦習于征戰而且還反復於南北之間的將家。劉該刺徐州之前曾為散騎常侍,此官在晉世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閒散,用人漸輕。東晉末年亦可用將門子弟居之,劉隗之孫劉波自北投南,為桓氏將,曾累遷而居此職,劉牢之子劉敬宣亦嘗居此職。凡此種種跡象,說明劉該或為北府將而又早已投身建康,依靠司馬道子。劉該為徐州刺史鎮鄄城之後,據《司馬道子傳》,隆安元年(397),道子以其衛將軍府及“徐州文武”悉配其子司馬元顯。下年王恭死後謝琰出刺徐州,當是另行組織徐州刺史這一機構。而劉該由徐州刺史轉北青州刺史,亦當在這個時候,因為不能有兩個徐州刺史同時存在。
總綰北府諸將的徐州本治京口,自謝玄去職之後,先由司馬道子在建康置局遙領,後入將家劉該之手而遷治于接近黃河的鄄城,不得回治京口。這是一方面的情況。另一方面,本來是僑寄江北、常以廣陵為治的兗州,卻入孝武帝深相委託的譙王恬之手,移鎮京口。這樣,就在東晉的要害之地,出現了罕見的州治互移現象。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我認為這是出於中樞控制北府諸將的需要。
淝水戰後謝玄北伐,北府諸將多偕同北行,謝玄自領的徐州與兗州刺史,也均隨軍事需要移駐北方。其時北方各族混戰正酣,江表無烽警之虞,朝局亦尚穩定,京口無需重兵駐守。後來謝玄南歸,北伐活動暫時停頓,但留在北方的北府諸將並未立刻相偕南還。暫駐淮陰的宿將朱序,雖以其監青兗二州軍事、二州刺史之職,有指揮北府諸將的權責與資望,但未必為北府諸將所接受,也未必符合朝廷的願望。所以司馬道子以執政地位兼領徐州刺史,必有對北府諸將遙領而羈魔之的目的,但實際上是徒有其名,鞭長莫及。後來劉該刺徐州鎮鄄城,當是承司馬道子的意旨,謀求實際控制久在荒裔的北府諸將。這當然是不會有成效的。劉該出為徐州刺史後,只有一兩年即轉為北青州刺史。
如前所敘,太元政局,孝武帝與司馬道子之間,既是主相相維以張司馬氏的皇權,又是主相相爭而各有樹置。太元十三年(388)四月,孝武帝委譙王司馬恬以兗青二州刺史以代朱序。兗青二州刺史既然起不了實際控制遠在北方的北府諸將的作用,所以改鎮京口,徐圖在京口重新配置力量,與建康呼應,以代替過去徐州刺史鎮京口的作用。司馬恬在京口,以子司馬尚之為廣陵相,父子隔江相望,企圖牢固地控制下游,以為建康保障。
孝武帝既然先走一步,以親信譙王恬據有京口,司馬道子接著於十四年七月也走一步,以妃兄名士太原王忱出刺荊州鎮江陵,取得了上游。然後孝武帝又乘司馬恬死的機會再進一步,以皇后兄名士太原王恭為“都督兗、青、冀、幽、並、徐、〔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案後來改號前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王恭與孝武帝關係之密切,遠勝於譙王恬。至此,東晉政局又恢復了中樞實際執政者(這時是孝武帝本人)牢固控制京口,權臣(這時是司馬道子)則據有上游以為分陝之勢的格局。
孝武帝死,形勢為之大變,主相矛盾不存在了,司馬道子獨攬朝權。據有京口的王恭徒有地望虛譽而無實力,無法對抗司馬道子。所以他在籌畫討伐王國寶時,不得不以北府宿將劉牢之為府司馬,引他還駐京口以為援助。據《晉書》卷七四《桓修傳》,我們知道與劉牢之同還京口的北府將,還有晉陵人孫無終等,而劉裕就在孫無終軍中為司馬。這樣,曾長期被置於邊裔的北府將紛紛率部南返,或投京口,或投建康,得到在江左內爭中發揮作用的機會,而京口由於有了還駐的北府兵,也恢復了對建康舉足輕重的地位。為了至少在名義上統領在北方屯駐作戰的北府諸軍,先有司馬道子在建康置局,兼領徐州刺史,後有劉該繼為徐州刺史,出鎮鄄城。隆安元年,劉牢之已引所部北府兵歸於王恭麾下。王恭雖然只居究、青刺史而無徐州刺史之名,亦未受平北將軍一類軍號,但由於有劉牢之以府司馬率北府兵相隨,是名副其實的北府鎮將。《王恭傳》謂恭“自在北府”云云;又王恭起事前曾說劉牢之曰:“事克即以卿為北府。”這些情況,說明在京口為北府鎮將的王恭,只有倚靠劉牢之的北府兵才能自存,才能具有鎮懾作用;而劉牢之的北府兵南歸後還須依附士族,仍然是一支為門閥政治所用的軍隊,還不具有對士族的獨立性。
北府兵擺脫士族控制而成為一支獨立的力量,是王恭兵敗以後的事。王恭敗死後,駐在京口的都督軍府與州刺史分離:王恭所遺以京口為治的兗青二州複改徐州,謝琰為刺史;王恭所遺都督兗、青、冀、幽、並、徐、揚州之晉陵諸軍事職則由劉牢之繼任,亦在京口。刺史不帶都督,成為所謂“單車刺史”;而都督擁兵,北府之名專歸都督所有。《晉書》卷一○○《孫恩傳》謂謝琰以徐州刺史南討孫恩,加督會稽五郡軍事,遂“率徐州文武戍海浦”;而同書卷八四《劉牢之傳》則謂劉牢之奉朝廷命討桓玄,“率北府文武屯冽洲”。這裏,謝琰的“徐州文武”指刺史所部,劉牢之的“北府文武”指軍府所部,兩者是區別得很清楚的。
劉牢之由王恭府司馬上升為都督數州諸軍事,這是北府兵由士族工具的地位轉變為獨立力量的開始,也是東晉門閥政治演變的一大關鍵。原來,劉牢之在王恭軍府時,王恭雖然只有仰仗這支武力的支撐才能存在,然而他出於門閥士族的偏執,對劉牢之以行陣武將相遇,禮之甚薄。劉牢之也自負才能,深懷恥恨。可是另一方面,王恭為了得劉牢之死力,又不得不屈尊與之拜為兄弟,甚至還在自己生死攸關的時刻,向劉牢之許下“事克即以卿為北府”的諾言。同時,司馬元顯派遣時為廬江太守的另一北府將高素向劉牢之策反,其諾言也是:“事成,當即其(案指王恭)位號”。交戰雙方都對劉牢之以北府相許,後來果然成為事實,說明時勢如此,非劉牢之不能統率北府兵,非劉牢之不能發揮北府兵的作用。門閥士族壟斷北府職任,並按照自己的願望來使用北府兵,已不再可能;門閥士族專兵的現象,已經不存在了。不過這還只能說北府兵已成為一支獨立的軍事力量,至於說成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那還須要等待一個過程。
歷史的演變總是迂回曲折的。新近居位的劉牢之並不能自如地運用其北府統帥的權力。《劉牢之傳》謂“牢之本自小將,一朝據恭位,眾情不悅,乃樹用腹心徐謙之等以自強。”其時內有司馬道子父子宗室名分之重,外有門閥士族桓玄的社會影響,一朝據位的劉牢之既不能也不敢突破這些障礙。劉牢之惶惶然不辨方向,舉措失常,一變再變,直到投降桓玄後桓玄以之為會稽太守時,才明白籌算不在自己手中,形勢對自己極端不利。他說:“始爾,便奪我兵,禍將至矣。”但是事機已失,無可挽回,廣陵一江之隔,遂不可達,終於窮途自縊。劉牢之完全失敗了。他敗於政治而不是敗於軍事。政治上失敗,軍事力量也隨之瓦解。後來劉裕興北府之師以克桓玄,並沒有現成的北府兵可用,只有利用京口的條件另起爐灶。
值得注意的是,劉裕雖然起兵於北府,但是從義諸人除劉裕本人確知曾為孫無終司馬、劉牢之參軍外,其他人與昔日的北府有過直接關係的,恐怕不多。在南的北府舊將,已經被桓玄誅戮殆盡。史家往往只注意到劉宋的建立是北府兵的勝利,未曾注意與劉裕共義之人並不是那些當年有疆場功勳的北府將領,而這一點對於劉裕以後的活動是相當重要的。
《宋書》卷一○○沈約《上<宋書>表》,說到京口共義者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等人,“志在興複,情非造宋”。這就是說,他們參加起兵,目的只在於打倒桓玄,興複晉室,而沒有廢晉自立,取代門閥政治的意圖。甚至於打倒桓玄,主要也只是由於桓玄妨礙了他們仕進途轍的緣故。桓玄鄙視魏詠之“不成令器”,又禁何無忌領小縣,分見魏、何本傳。桓玄原本器重孟昶,以劉邁忌之而未見用。《晉書》卷九六《列女‧孟和妻周氏傳》孟昶語妻周氏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造反)。”所以劉裕在逐桓玄、滅盧循、“興複”東晉以後,為了“造宋”,還必須建立對北敵的疆場功勳,求取信於朝野,並於其中物色可以隨同“造宋”的人物,才可以逐步完成晉宋禪代的準備。劉裕遲遲不敢稱帝,必于滅南燕、滅譙縱、勝後秦以後始成其篡事,主要原因就在這裏。如果有疆場功勳的劉牢之在,而劉牢之又能夠準確估量形勢,謹慎行動,代晉過程就可能不是如此曲折了。
北府影響於東晉的政局,大而且久。百年來特殊的歷史條件,使京口蘊藏著可觀的軍事力量。但是如果沒有劉牢之輩北府將失敗的教訓,劉裕的成功得來可能更不容易。這是研究晉宋之際歷史不能不注意的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