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和生活需要平衡嗎?
工作與生活平衡,這是一個永恒的話題,但是除了讓老板減少工作量,大家好像想不到用什麽辦法來實現這兩者的平衡。《適合比成功更重要》在這方面為你提供了很多支持。你可以先做完“工作與生活平衡測評”,看看自己現在的工作壓力是否合理,然后看看“測評結果的運用”中列舉的關于如何讓自己的工作與生活達到平衡的建議,有一些建議雖然簡單卻極其實用,比如養成一個“與科技隔絕”的習慣。
除此以外,書中還提到很多有趣的數據,比如,每 10 分鐘的通勤時間,意味著切斷 10% 的社交聯系。這麽算下來,2 個小時的通勤時間就意味著完全沒有社交生活。再比如,手機和現代通信讓從朝九晚五的工作變成7 天每天 24 個小時的全天候工作。工作與生活平衡,其實會讓工作的總產出更高(請注意,不是工作效率,而是效能)。這些內容真的應該讓你的老板看看。
最后一個讓我喜歡的觀點是關于“工作和生活相平衡”的討論中的新趨勢,那就是 “超越平衡”——平衡更多是一種零和遊戲。我們也清楚,工作多些,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就要少些。而最新的理論關注“工作和生活效能”,即通過學習和訓練,提高生活和工作兩個方面的能力和效率來獲得平衡。如果通過學習和管理,我們可以在 10 分鐘的時間達到以前 30 分鐘的工作效能;以前陪孩子做作業的2個小時,能被換成 45 分鐘的有趣的互動溝通。如此空出來的時間,是不是能為自己做點兒什麽?
今天的職場徹底變了
還記得那些“工作就是鐵飯碗”的美好時光嗎?可別這麽想。今天,一個職場人在他整個的職業生涯中平均會換 5~7 份工作。在一個企業的工作時間長,並不等同于工作穩定。幾十年前,通用電氣的前首席執行官杰克· 韋爾奇還是一個周末泡在辦公室里加班的年輕工作狂。正如他在《贏》這本書中提到的一樣:“我那時將那些周末加班的日子視為沖鋒。當時的我並不明白,人們希望自己可以在任何地方閑待著,只要不工作就可以。”其實, 大家的確是這樣想的,無論他們口頭上說不說。而現在的工作者,不再羞于談這個話題。
嬰兒潮一代是震驚和改變世界的一代。他們為產假、公民權益、人人平等的機會和權 利作斗爭,他們發明了個人電腦、搖頭丸、阿瑪尼的權力套裝和無責任離婚。曾幾何時,女性為了擠入董事會,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忍受漫長、痛苦的工作, 即使這會付出延遲結婚、生育或孤獨一生的代價。
現如今,年輕的職場人把工作帶入一個全新的狀態。那些接觸到了高科技產品的革新 者創造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帶上他們的蘋果手機、移動電話、筆記本電腦、掌上電腦,他們可以在任何一個地方工作。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創造了屬于自己的時代。一次次的 調查當中,這些新生代工作者逐漸將休假排在首要位置。在 2004年人力資源管理協會進行 的一次調查當中,“工作 / 生活平衡”是繼“報酬”之后,最被職場人關注的。
今天的家庭不同以往
越來越多的調查開始關注現代家庭中發生的轉變,以及家庭成員如何處理家庭與工 作的關系。85% 的美國工作者與家人一起生活,這增加了他們下班后的日常責任。阿弗雷德 ·P· 斯隆基金會關于父母、孩子和工作三方的調查顯示,工作與家庭的沖突導致美國工作者痛苦不堪。高壓下的工作者會傾向于將工作帶回到家,並且在家中感到惱怒和筋疲力盡。
你的父母或祖父母也許會回憶起那段日子,爸爸將培根買回家,媽媽則負責在家照顧 2~5 個孩子。在現今的勞動力人口中,只有不超過 20% 的人還過著這種傳統的家庭生活。不過,大多數的母親選擇外出工作——80%的職場女性是母親,她們面臨著人格分裂的困境。在仔細權衡后,很多女性把工作時間的靈活性排到了工作晉升的前面。當中學生的學習和培訓日程表排得如首席執行官一樣滿,陪伴和接送他們的工作就落到已經勞累不堪的父母親的身上。更加雪上加霜的是,1/4 的美國工作者需要照顧長者,這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誰需要工作 / 生活的平衡?
每個人都需要平衡。如果沒有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我們會錯過生活中許多歡樂、美妙和偉大的事。如果你度過的大多數的日子都是用于工作、奮斗和獲得成功,並且你所謂的自由時間是用來進行激烈的對抗性遊戲或努力地完善自身和關系網,也許你只剩下很少的時間和精力去欣賞你的成就,去給自己留一些自然的、寧靜的、簡單的存在狀態——對于生命來說,這如同空氣、水和笑聲一樣重要。
不幸的是,對于大部分商業活動來說,這個狀態是常態。
維多利亞時代的作家約翰 · 羅斯金列舉出人們快樂工作所需要具備的 3 個條件:除了“找到適合的工作”、“在其中獲得成就感”之外,還有第三個條件,那就是“千萬不要超負荷”。多少才算“超負荷”?這個尺度由你自己拿捏。施樂首席執行官安妮 · 莫妮卡曾經說,“商業需要7 天,每天 24 個小時的全天候運作,但是個人並不需要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