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lin520

—魯定公一O年—周敬王二O年—西元前五百年—
    這是秦漢時人為託古改制，特模擬儒家學說，揉合黃老思想，而替孔子所作的一篇足以代表儒家最高政治哲學—大同主義的文章。因為這篇文章作好之後，就破編入禮記．禮運篇，所以叫「禮運大同篇」或「禮運大同章」。又因為這篇文章也兼論及「小康」世界裡的政治局面，所以又可以叫「禮運大同小康篇」或「大同與小康」。
    大同，就是「大同世界」，也就和孟子所說的「達則兼善天下」類似。
    小康，就是「小康世界」，也就和孟子所說的「窮則獨善其身」類似。
    據史書記載：從戰國時代學術思想的百家爭鳴，到秦漢帝國政治力量的一統天下，就說明了政治思想由紛亂而歸於一尊：儒者的王道政治，法家的霸術思想，老莊的無為哲學，墨子的兼愛非攻，以及楊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的利己主義，無一不想「以己之所學以易天下」。然而歷史往往因為時代的反常需要，壞的學說也被選擇，好的主義竟遭揚棄，所以到了棄漢兩大帝國一經建立，法家乃獨霸於秦，而黃老則盛行於漢。例如史稱「秦王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曹參信黃老言，治民貴清靜無為，任相國三年守職而已。」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等等，就是指明這一史實。幸而這時飽讀儒家經典的儒家忠貞分子，仍然在秦漢帝國政府掌握大部政權，不過他們都明白：要想再用孔子的王道政治理論，去曉諭醉心於「刑名法術，黃老無為」學說的帝國政權主人，已經不大可能。何況漢帝國政府的統治者，也深知「黃老之說雖好，而黃老之人威望不夠」。於是儒家門徒，或者為了「繼絕學」，或者為了「迎合漢家統治者崇尚黃老」的政治心理，乃委曲求全地想出個移花接木的變通辦法，就是在不違背儒家基本政治哲學的大前提下，開門「聯黃老而容莊墨」，在這種歷史形勢的需要之下，纔有這個偽託的「禮運大同篇」的誕生。
　　據當代史學家錢穆在「中國思想史」一書裡說：
　　禮運也是編集在小戴禮記中一篇無主名的作品，大概也出在荀卿之後秦漢之際，同樣是會通百家後的新儒家理論。這一篇文字，在前雖沒有獲得像大學、中庸般受注意，但最近百年來的中國思想界特別提出這一篇文章，實因其代表了古代新儒家思想之又一面。大學較偏重政治，而禮運則較重經濟，但都根據儒家態度，要來解決全部複雜的人生問題，而求達到一理想人生的新境界，完成一理想的人文社會的「烏托邦」。這一點上，「禮運」與「大學」，可謂是異曲同工貌離神合的姊妹篇。：：：禮運思想還是儒家思想之推衍，但提高了「道」的地位，抑低了「禮」的地位，這已融受了道家觀念；人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亦已融受了墨家觀念；並頗重經濟生產立場，較之荀卿僅用經濟分配觀點，來擁護禮之效用的說法又轉了一方向。這些都可指出當時思想界，調和異家別派希望獲得更高出路之一種努力。
　　這篇出於後人偽造的文章，如就純歷史學的觀點說，則毫無價值，因為既是出於偽造，就完全失去了直接史料的珍貴性；然而如就純政治學的觀點說，則很有價值。因為雖說是出於偽造，但是文章立論高遠宏偉，足以代表儒家最高政治哲學的「大同主義」。至於這篇偽造的史料究竟是出於何人的手筆呢？可惜文獻無徵無從考證；因為既係存心偽造，當然儘量不留痕跡。
　　關於以上各點，據時人蕭公權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裡說：
　　按「禮運」一篇，自宋以來即有疑之者。如宋黃震謂「篇首匠意，微似老子」，清姚際恆認為「乃周秦間老、莊之徒所撰」，陸奎勳更斷定是「戴氏傅會孔子迎合漢初崇尚黃老風氣之偽書」。姚氏又按其內容，謂「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乃墨子之道。」近人錢穆君，據史記「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更參取江永、崔述諸說，推定「孔子為司寇與蜡賓時，子游不過六歲，不足以語大同小康之義。」凡此所論，並非純屬無稽。故禮運可疑，不當取作孔學之代表，殆已為定案。然大同之義高尚優美，雖越出孔子「雅言」之範圍，尚不與儒家之宗旨相反背。例如稱「天下為公」，斥「世及為禮」，殆即引申以德取位之教；「不獨親其親子其子」，殆脫化於汎愛之言。大同似仁道之別名，小康近從周之大意；彼此雖有程度之差，而內容無品質之別。吾人如放棄疑古之謹慎態度，承認大同為孔子之理想，或不至於蹈嚴重之錯誤。
　　的確，禮運大同篇的政治理想極高，就連孔子曾以「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為憾的周公，也被打入小康政治局面下的君子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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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禮運篇（篇名，共有49篇，此篇為第九篇）大同章，一般簡稱 " 禮運大同篇 "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

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

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