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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在公元3世紀前後，中國人發現了磁石能夠吸鐵的特性，同時還發現了磁石的指向性，並依此特性制造了“司南”。最遲在公元9世紀，指南針已應用於古代中國的陸上測量，還被陰陽家廣泛用來看風水。官府在丈量田地和判決土地訴訟時，也經常使用指南針。
　　大約在10世紀的北宋時期，中國人已將指南針用於海上導航。這對於海上交通的發展，中外經濟文化交流，起了極大作用。在北宋人朱彧1119年成書的《萍洲可談》中，有這樣一段文字：“甲令海舶，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 ...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一些外國學者在翻譯這段文字時，誤將其中的“甲令”(南宋政府的命令)一詞翻譯成了往來海上的阿拉伯船長的名字，因此就一錯再錯，得出了最早裝備指南針的不是中國海船，而是阿拉伯海船的錯誤結論。實際上，中世紀時阿拉伯人海船船體狹小，根本無法容納百餘人。當時往來南中國海、印度洋和波斯灣之間的商船，能夠容納上百人的只有中國海船，連阿拉伯商人也經常搭乘中國海船。宋代與阿拉伯的海上貿易十分頻繁，中國開往阿拉伯的大型船隊有指南針導航，阿拉伯人是很容易從中國商船上學到指南針的用法的。
　　雖然古代希臘、羅馬的學者們很早就已知道了磁石能夠吸鐵的特性，但長時間不知道磁石的指向性。而當歐洲人最終了解並掌握這一自然現象時，已落後於中國人一千多年了。而以磁石制造羅盤指引航海，落後於中國300餘年，用人造磁石導航晚於中國人100餘年。值得注意的是，歐洲人在早期使用的航海羅盤，是與中國人同樣的水羅盤，而且制作方法也與中國水羅盤幾乎完全相同。這一系列的趨同現象，只能以技術傳播來解釋。
　　在13世紀前半葉之前，歐洲人還停留在對中國宋代指南針的仿制階段。此時的歐洲人無論是在理論還是在實踐方面，都沒有什麽太大的建樹，沒有超過中國宋代的羅盤應用水平。
　　13世紀後半期，通過法國實驗物理學家皮埃爾的研究，歐洲的指南針開始了本土化的進程。隨著中國旱羅盤傳入歐洲，法國人又將旱羅盤改進，將其裝入有玻璃罩的容器中，成為便攜儀器。後來，這種攜帶方便的指南針被歐洲各國的水手廣為應用。
　　沒有指南針之前，航海只能使用觀星的方法推算大概方位。指南針出現後，海員們不僅可以確定方位，有時甚至能推算出兩地間的里程。從此，各國的遠洋船隊依據海圖和羅盤所記載、測算出來的航線、航向和里程，安全地行走於茫茫海天之間。
　　指南針在航海上應用，使得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的航行和麥哲倫的環球航行成為了可能。這大大加速了世界經濟發展的進程，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
　　由於宋朝與遼、金戰爭不斷，影響到了朝鮮與中國的朝貢貿易，加之日本藤原氏幕府的閉關鎖國政策，導致中國的指南針和火藥傳入這兩個近鄰國家的時間大大落後於歐洲，這與造紙和印刷術的發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直到公元15世紀前後，羅盤才作為看風水的工具，在朝鮮廣泛使用。而指南針傳入日本，則是公元17世紀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