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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可見荀彧首先考慮的是存漢之本，順民“懷漢之思”，防天下之逆節。所以範嘩認為他並非“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此舉也為裴松之所盛贊：“蒼生蒙舟航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祚，豈非荀生之本圖，仁恕之遠致乎?”在稱贊荀彧有功於“蒼生”之外。裴松之外，裴特別強調了是荀彧使漢祚延長了二紀，並認為這是荀彧之“本圖”，是“仁恕”。
與荀彧立身行事相近的還有沮授。袁紹初興，沮授即勸他“西迎大駕，即宮鄴都”為奮鬥目標，其後又力勸袁紹迎漢獻帝，認為“今迎朝廷，於義為得，於時為宜”。
可見，荀彧出仕割據群雄，選擇迂回曲折的途徑來達成“匡佐”的目的，這絕非是其孤立的個人行為，而是與漢末亂世時士大夫的普遍動向相一致的。正如範嘩所言：“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對於懷抱匡復之志的士人而言，這種權謀是“本於忠義之誠”的權謀，最終是要“歸成於正”的。
本文摘自《貴州文史叢刊》2009年第2期，作者：李磊
一、關於荀彧之死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被曹操譽為有“巍巍之勛”的荀彧離世。關於他的死，袁宏《後漢紀》卷三十、陳壽《三國志》本傳稱其“以憂薨”，而裴注引《魏氏春秋》則記為“太祖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範曄《後漢書·荀彧傳》所載與《魏氏春秋》略同。盡管諸史對荀彧之死的記載不一，然而不論是認為他死於“憂”抑彧是認為他死於“藥”，均是將荀彧之死看作他反對曹操晉爵魏公、加九錫的必然後果。荀彧自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背棄袁紹而投奔曹操，二十年間為曹操統一天下不遺余力，其兄弟子侄皆仕曹氏，又與曹操結為兒女親家，可以說是曹操的核心成員，且深知曹操之為人，又何以在曹操即將走上人生頂峰、躊躇滿志之時堅決反對，從而自陷於死地呢?
袁曄《獻帝春秋》記載了荀彧死訊在吳、蜀的流傳，從中可見時人對荀彧之死的看法。茲引於下：
“(荀)彧卒於壽春，壽春亡者告孫權，言太祖使(荀)彧殺伏後，彧不從，故自殺。(孫)權以露布於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未已。’”
袁曄為孫吳名士袁迪之孫。據《三國志·陸瑁傳》，袁迪與孫吳丞相陸遜之弟陸瑁相游處。故可推知，袁曄所載荀彧死訊流傳吳、蜀之事必有所本，應非杜撰。《獻帝春秋》一書亦見於《隋書·經籍志二》，與信史荀悅《漢紀》、袁宏《後漢紀》等同列。從上引可知，壽春逃亡者誤傳了荀彧死因，可見其並非曹方高層。但非高層者關注荀彧、並將荀彧之死當作忠於漢室(不肯殺獻帝皇後伏後)，可見荀彧在曹操統治區具有一種忠於漢室的形像。誤傳的消息無疑為孫權方所接受，才會繼而“露布於蜀”。劉備之語亦表明他認可荀彧對漢室的忠心。壽春逃亡者、孫權、劉備分別代表了割據的三方。荀彧雖為曹操謀主，其忠心漢室的形像卻得到三方的一致認同，並被認為這是荀彧之死的原因。
我們還可從荀彧死後漢獻帝的表現來佐證這種看法。據《後漢書·荀彧傳》載：“帝哀惜之，祖日為之廢讜樂，謚曰敬侯”。祖日為祭祖神之日，應有識樂，然而漢獻帝因荀彧之死而在最具神聖性的祭祀儀式上“廢譙樂”，足見其對荀彧“哀惜”之情。而且無論是《三國志》還是《後漢書＞，均在荀彧死後表述 “明年，(曹)操遂為魏公雲”，意在凸現荀彧給曹操晉爵魏公所帶來的阻力。只有荀彧死去，曹操才能如願晉爵魏公。
後世關於荀彧之死的論議，也大多承認荀彧忠心於漢室。然而，令論者難解的是，荀彧既忠心於漢，又何必輔佐曹操，這豈非自相矛盾嗎?這引發了歷代論者長時間的討論。
《三國志·荀彧傳》裴注中記載了所謂“世論”：“世之論者，多譏彧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彧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疚焉。”“世之論者”對荀彧之死持以“譏”的態度，認為荀彧一生分為前後兩期，前期為魏傾漢，其晚年改節忠漢，蓋出於愧疚之心。
裴松之為晉宋之際人，距荀彧之死已近二百年，所謂“世之論者”當指這一時期的議論者。魏晉南朝士族一脈相承，祖宗人物之論與家族地位甚為相關，尤其是在門第升降之時更是如此。頗疑此“世論”與晉宋之際的特殊政局有關。當時門閥政治的條件消失，舊有的家族格局處於變動之中，荀彧後裔荀伯子，多次上表追訟魏晉封爵排位舊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謗毀，彧延及祖禰”，還“常自衿蔭籍之美”，對琅邪王弘說：“天下膏粱，唯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宣明”即時為執政的陳郡謝晦。對於荀伯子的做法，“世人以此非之”。對荀彧之“譏”，彧許便是時人對荀伯子“深相謗毀、彧延及祖禰”的報復。
至唐代，杜牧《題荀文若傳後》雲：“荀文若為操畫策取兗州，比之高、光不棄關中、河內；官渡不令還許，比之楚、漢成皋。……及事就功畢，欲邀名於漢代，委身之道，可以為忠乎?”杜牧對荀彧之死完全持否定態度，他認為“邀名”是荀彧立晚節的動機。司馬光反駁此說不合人情：“凡為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貶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為帝，則彧為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彧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明清之際，王夫之從“天良未泯”的角度來解釋荀彧阻止曹操加九錫、晉爵魏公的行為。他說：“夫九錫之議興，而劉氏之宗社已淪。當斯時也，荀非良心之牿亡已盡者，未有不側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發之不禁耳，故雖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己。……彧之失，在委身於操而多為之謀耳。”孫明君認為荀彧死於理性與感性的分裂：從現實出發，認識到漢不可為，於是擁護曹操重造天下，但在情感上又與舊王朝藕斷絲連，所以荀彧死於困惑與矛盾。此論從個人心態出發，對荀彧多有理解之同情，不較古人責以君臣之義，但仍可看作是王夫之觀點在現代學術話語中的延續。
以上諸家都把荀彧仕操看作是他面對亂世時不得已的選擇，而且無論是對“蒼生”還是對“漢室”，均為一種相對有利的選擇。與第一類看法相比，第二類看法帶有“理解之同情”的色彩，也更顯深刻。其實，無論是前一類看法，還是後一類看法，討論的視線均聚焦於荀彧個人的心境、志向、謀略上，如此討論，只會將荀彧之死的意義局限在他個體生命的意義上。荀彧之死並非孤立的現像，它在當時、乃至後世所引發如此持續而廣泛的關注，就說明荀彧之死具有典型意義，可以說是時代精神之境遇的像征。因而，對荀彧之死的理解，必須放在漢末士大夫之整體動向這樣一個大的語境中，如此方能看到荀彧之死所隱喻的時代意義。
二、漢末士大夫的匡復之志

東漢朝廷在經歷了黃巾起義與董卓之亂後已名存實亡，然人心仍維系於此。袁宏說：

“漢自桓、靈，君失其柄，陵遲不振，亂殄海內，以弱致弊，虐不及民，劉氏之澤未盡，天下之望未改，故征伐者奉漢，拜爵賞者稱帝，名器之重，未嘗一日非漢。”

雖然袁宏以“虐不及民”解釋人心歸漢尚待商榷，但他敏銳地看到了士大夫階層仍舊希望在漢朝的名義下恢復統治秩序的心態。黃巾起義被**後，閻忠曾勸執掌大權的皇甫嵩行不臣之事，皇甫嵩以“委忠本朝，守其臣節”而嚴加拒絕。董卓亂政後，袁紹等關東諸將因不知獻帝存否而推劉虞為主，劉虞亦以“宜共戮力，盡心王室”而加以斥責。

即使是到了群雄並起時代，欲代漢者均遭強有力的反對，而且反對聲往往來自其親友彧僚屬。如袁術在給舊友陳珪信中顯不臣之意，陳珪即答：“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以為足下當勸力同心，匡翼 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待到袁術欲稱帝，其僚屬“眾莫敢對”，以消極的態度表明反對的立場，主簿閻像更直接言明“漢室雖微，未至殷紂之敝”，進行勸阻。時為袁術下屬的孫策，已據有江東，亦寫信勸諫袁術忠心於漢室：

“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子脅於強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鹹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

袁術稱帝後欲聯姻呂布，陳珪以“受天下不義之名，必有累卵之危”來恐嚇呂布，於是呂布便械送袁術使者至許都。再如袁紹並有四州之地後也想代漢自立，借主簿耿包之言試探軍府僚屬，然“議者以(耿)包妖妄宜誅”，袁紹知“眾情未同”，“不得已乃殺(耿)包以彌其跡”。

汝南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東漢門生故吏與師長故主的關系有如君臣，即使如此。袁術、袁紹代漢自立之意卻屢遭僚屬廣泛而堅決的反對。若將荀彧勸阻曹操晉爵魏公之事與上述諸事作一比較，便會發現其間的相似性：一方面作為僚屬，能夠忠心於府主，如荀彧為曹操僚屬，屢次挽救曹操集團，用曹操的話說是“以亡為存，以禍致福”，另一方面，當府主顯露不臣之心時，又堅決反對，荀彧甚至是不惜生命。這種相似性表明荀彧之所作所為實乃當日士大夫之普遍選擇，絕非立異之舉。

我們還可以比較他們在勸阻府主時的言辭。荀彧所言為：

“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勛庸崇者，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此語將曹操所獲之權力的合法性限定在“匡振漢朝”上，再責以“忠貞之節”，其邏輯正與陳珪從反面警告袁術不要“陰謀不軌、以身試禍”、孫策從正面奉勸袁術要“效忠守節、以報王室”相同。“匡振漢朝”在當時語境中是不可動搖的政治原則。

曹操在用荀彧計奉迎漢獻帝之後，曹操才能“挾天子以令諸侯”。如袁紹要南攻曹操，沮授認為“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 ”。而當曹操將征袁氏所據之冀州，張承卻認為“漢德雖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挾天子以令天下，雖敵百萬之眾可也。”可見“漢朝”在時人心目中地位之重。誠如袁宏所言，“人懷匡復之志，故助漢者協從，背劉者眾乖，此蓋民未忘義，異乎秦、漢之勢，魏之討亂，實因斯資”。


三、“擇所歸附，待時而動”——士大夫實現匡復之志的途徑

擺在士大夫眼前的問題是。東漢政權已然瓦解，“匡復之志”並不能依靠皇權自身的力量來實現。他們所習慣的、適應於統一政權的政治觀念失去了依托之所，如果沒有認識到時局的變化，堅持以傳統的方式維護漢天子的權威，往往會產生南轅北轍的效果。

董卓亂政，忌憚握有兵權且甚有威望的皇甫嵩，於是以漢帝的名義征召皇甫嵩為城門校尉，實為解除其武裝。皇甫嵩忠於皇命，不顧現實而應征，遂使關中、隴右皆成董卓的勢力範圍，反而助長了董卓的氣焰，使朝廷局面更加不堪。董卓死後，漢獻帝在關中被李催所控制。陶謙等關東諸將推朱倘為太師討李催迎天子，李催亦以朝廷名義征召朱俏。朱儁認為“以君召臣，義不俟駕，況天子詔乎”，不從陶謙而赴長安。與此同時，司徒王允在朝廷與李催相周旋，命宋翼、王宏分別出任左馮翊、右扶風，為朝廷外援。李催欲殺王允而先征宋翼、王宏入朝。王宏認為“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征，明日俱族”，但宋翼堅持“王命所不得避”而應征，於是二人人朝旋即被殺，客觀上縱容了李催等為亂關中。

可見，當朝廷之名為權臣所竊，迂腐地盡忠實則是遂權臣之意、陷朝廷於更加不利的境地。因而欲行匡復之事，首先便要直面亂世，在當時的政局中，依托割據群雄、借助他們的力量，就成為那些試圖中興漢朝的士大夫的唯一選擇。
董卓亂政時，張承“欲合徒眾與天下共誅卓”，張昭勸他說：“今欲誅卓，眾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動，然後可以如志。”張昭看到了自身力量單薄“難以成功”，所以主張“擇所歸附”。然而“歸附”的目的在於 “待時而動”，最終要“如志”即實現匡復之志，

荀彧出仕曹操亦當是出於同樣的考慮。《後漢書·荀彧傳》說他“見漢室崩亂，每懷匡佐之義”，“聞操有雄略，而度紹終不能定大業”，“乃去紹從操”。荀彧洞察時局，“擇所歸附”是擇強而仕，其目的在於實現“匡佐之義”。可見，荀彧與曹操的結合，絕非建立簡單的府主與僚屬關系，彧者私人依附關系，其間隱含著政治合作的意圖。故而，範嘩論曰：“察其定舉措，立言策，祟明王略，以急國艱，豈雲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範嘩將荀彧出仕曹操看作是一種策略。並肯定這種策略的正義性。

觀荀彧生平所為，“崇明王略，以急國艱”最典型地表現在他力勸曹操迎漢獻帝一事上。荀彧言辭間雖以晉文公納周襄王、劉邦為義帝縞素作比，有籠絡人心之嫌，但觀其本心，實為顛沛流離的漢獻帝考慮：

“今車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矣”。

可見荀彧首先考慮的是存漢之本，順民“懷漢之思”，防天下之逆節。所以範嘩認為他並非“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此舉也為裴松之所盛贊：“蒼生蒙舟航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祚，豈非荀生之本圖，仁恕之遠致乎?”在稱贊荀彧有功於“蒼生”之外。裴松之外，裴特別強調了是荀彧使漢祚延長了二紀，並認為這是荀彧之“本圖”，是“仁恕”。

與荀彧立身行事相近的還有沮授。袁紹初興，沮授即勸他“西迎大駕，即宮鄴都”為奮鬥目標，其後又力勸袁紹迎漢獻帝，認為“今迎朝廷，於義為得，於時為宜”。

可見，荀彧出仕割據群雄，選擇迂回曲折的途徑來達成“匡佐”的目的，這絕非是其孤立的個人行為，而是與漢末亂世時士大夫的普遍動向相一致的。正如範嘩所言：“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對於懷抱匡復之志的士人而言，這種權謀是“本於忠義之誠”的權謀，最終是要“歸成於正”的。


四、士大夫的兩難處境與荀彧之死的必然性

雖然士大夫“擇所歸附”，想要“待時而動”，“然後可以如志”，但是割據群雄有著自己的政治立場，未必會與懷抱匡復之志的士人同心同德，這是士大夫在“以謀濟”的過程中所無法控制的。誠如範嘩在《後漢書·臧洪傳論》中所言：“夫豪雄之所趣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尚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豪雄以“利勢”為依歸實與士大夫以“守義之心”、力行“匡佐之義”有著原則上的區別。

在袁紹統一河北的戰爭中，臧洪以孤城力抗袁紹。他在回復陳琳的勸降信中指責袁紹“實且欲一統山東……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他對比自己和依附袁紹的陳琳：“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受命於君親，吾予托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則更標明袁紹之自立不臣，與士大夫忠於漢室、義存君父的立場絕不相容。　　除了政治立場的根本對立，更關鍵的是，士大夫無法車導割據勢力的發展方向。袁宏、範嘩、裴松之都看到了此時士大夫的兩難境地。袁宏說，“荀生之謀，謀適則勛隆，勛隆則移漢”；範嘩說，“方時運之屯遭，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勢強，則皇器自移矣。此又時之不可並也”。

不僅如此，依附於割據群雄的士大夫甚至連人身權利上也無法得到保障。在曹操集團中，據《三國志·何夔傳》記載，“太祖(曹操)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何)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豪雄控制著生殺予奪的大權，隨時能以一己之意誅殺士人。如名士崔琰受冤被罰為徒隸，曹操使人視之，崔琰“辭色不撓”，曹操就下令說：“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虯須直視，若有所瞋。”借口崔琰心懷怨恨而處死了他。此事使毛蚧“內不悅”，曹操大怒，又把毛蚧收入獄中。後來陳群在與崔林論冀州人士時，以“智不存身”來貶低崔琰，崔林辯解說“大丈夫為有邂逅耳”。崔林的辯辭透露出對自身命運無從把握的無奈。

在這樣的情況下，因為荀彧的阻止使得曹操晉爵魏公、加九錫之事“遂寢”，而曹操“由是心不能平”，那麼荀彧之死便是必然的了。

對於荀彧之死的意義，範嘩認為“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認為是對個體道德的忠實履行。裴松之則特別看重荀彧之死在“志行義立 ”問題上對當世與後世的教育意義：“及至霸業既隆，剪漢跡著，然後亡身殉節，以申素情，全大正於當年，布誠心於百代，可謂任重道遠，志行義立”。“全大正於當年”顯然是將荀彧之死看作是並世士人的道德宣示，“布誠心於百代”則是從道德宣教的角度贊揚荀彧之死的歷史意義。

範曄、裴松之從道德的立場出發對荀彧之死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然而從事功的角度來看，正如裴松之所言，士大夫的匡復之志確實還處於“任重道遠 ”的階段。荀彧之死像征著士大夫階層未能實現匡復之志，他們恢復漢朝的政治活動宣告失敗。荀彧的一生都在踐行著匡復漢室的政治理想，這個理想也是漢末士大夫共同的理想。面對“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的局面，荀彧試圖借助曹操的力量、曲折地實現政治抱負。荀彧所走的這條道路也是漢末懷抱匡復之志的士大夫一般所選擇的道路。當割據群雄企圖代漢自立時，士大夫即便身為僚屑、與豪雄有君臣之義，但仍舊會堅決地阻止、以期延續漢祚。當曹操試圖晉爵魏公、加九錫、劉氏之宗社將淪的危急關頭，荀彧挺身而出、堅決反對，使其事“遂寢二，便是漢末此類諸事中最為濃墨重彩的一筆，是荀彧以其生命繪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