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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夷山懸棺，是中國及東南亞懸棺葬的源頭。它是武夷山貢獻給人類的一種奇特的葬俗，更是超出葬俗之外的一個難解的文明謎團，包涵著太多的福建上古文明密碼。船棺還包含著一個種族的秘密，牽涉著一個種族的興亡... ...
　　上古時期的武夷山是「武夷閩」生活的地方，據古書記載，古時武夷山有「懸棺數千」，經過數千年歲月滄桑，至今仍保存有近20處。自古以來，人們都試圖解開懸棺的謎團。
　　早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考古科研人員就開始向這個世界性的懸疑發起衝擊。當年9月15日，福建省博物館的考古工作者歷盡艱難，把一具懸棺從當時的福建省崇安縣(今武夷山市)武夷公社黃柏大隊一個離地面垂直50餘公尺的白崖洞上成功取下。可是他們發現，懸棺是對中國文明史學的挑戰，它的無數文明密碼，超過了考古人員的歷史常識，超過了科學家既定的認知水準，它讓專業的學識智慧面對著它顯得短缺。以致30年過去了，至今人們仍未能喝下解密懸棺的慶功酒。
　　但從前年以來，與武夷山相鄰的浦城縣，連續兩年入選「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福建省博物院院長楊琮先生稱，浦城縣的墓群發掘「將福建文明史推進了1000年」。考古成果和現代科技手段觸發了我們對船棺的再認識，並對解答懸棺之謎形成了重要的證據鏈。
　　武夷山懸棺有兩種類型：主要一類為《武夷山志》所載「中闊首尾漸狹，類梭形，且具棹楫」的船形棺，它由整木製成，有棺蓋棺床兩部分，棺床中部刳出長方形屍柩，棺蓋刳空為孤形，合一而如至今內河使用的小蓬船，1973年鄉民在觀音洞取下的及1978年福建省博物館在白崖洞取下的兩具皆此類型；另一類為圓形棺，亦取整木製成，類似簡易的獨木舟，故又有稱為「獨木舟船棺」，此類懸棺武夷山考古中有少量發現，武夷山西側的江西貴溪仙巖均為此類。
　　經將船棺送有關科研單位作碳14實驗測定，成棺年代大致在距今3200~3700年之間，相當於商代期間；參考成棺年代遲於武夷山的江西圓形棺在距今2800~2500年之間，相當於春秋至戰國期間，總體推定武夷山懸棺處在中國歷史上的商周時期。
　　從製作技術上看，武夷山諸船棺形體相似，造型規整，輪廓流暢，棺木四周均刨鑿成直角，棺床棺蓋套合緊密，棺木刳空厚薄均勻，而且整棺製作中還採用了刨、鑿、砍、削、鋸等多種工具和多種工序，絕非石器工具所能勝任，因此可以判定武夷山船棺葬不可能是新石器時代的水準，起碼應是青銅器時代的產物。
　　察看武夷山棺中隨葬物，除有墊屍裹屍的粗、細篾席以及麻織品外，最為引人注目的有兩種物品：一是棺內往往有鱉殼龜甲或者木製龜形板，二是發現有伴放黑、棕卵石現象。
　　細點著這一切，人們不禁向船棺發出一遍遍的追問：古閩地曾是一塊什麼樣的土地，古閩族是什麼樣的一個種族，古閩人從哪裡來又到哪裡去了？而我們又將對船棺和對古閩文明作出怎樣的回答？
　　自古以來，福建上古時期基本被遺忘和扭曲。我們所能知道的古閩地是這樣的情狀：「閩，蠻夷也」，「閩，不羈之地，不牧之民」。
　　可是，站在船棺前我們不免對「古閩文化蠻夷」的說法產生懷疑：船棺取材為楠木，楠木是樹種中質地堅硬的一種，船棺直徑近1米，楠木越粗壯樹齡也越長，質地就越堅硬如鐵。要砍倒它，石器根本不可能，初期的青銅器也莫内它何，即使鼎盛時期的青銅斧具要砍倒它，除非如同鐵器並達到鋼化的程度；要在堅如磐石的巨木中刳出空柩，並且要剖編出棺中的隨葬品篾席，也須有這樣的刀斧！因此長期來人們對古閩人製作船棺的利器只能作天問式的想像。
　　因為先驗性的中國文明發展史告訴我們，商周時期是中原地區青銅器鼎盛時期，而古閩地，那時《周禮》記之為「七閩國」，生活在武夷山的是「七閩族」的一支，叫做「武夷閩」人，那時的古閩地正是被視作草萊初闢的「原始社會」狀態，最多也只是剛剛進入到新石器向青銅器進化的時期。而船棺的生產技術不但同期的中原無法辦到，以至在整個中國古代社會都極為困難，古閩地怎麼可能有這樣的文明水準？
　　但現在，儘管你不相信，浦城土墩墓提供了古閩人鑄冶技術的一些線索：當年楚王墓發掘中得到的「越王劍」、唐代僧人在福州冶山疏浚歐冶池得到的青銅劍，以及福建松溪湛盧山冶煉爐遺址的發現，證實了2500年前春秋時期越王派歐冶子隱居古閩地打造出的「越王劍」，果真是天下無雙；出人意料的是，現在浦城的土墩墓一打開，比越王允常早1000年的西周，古閩地已不是一把而是一批這樣的無敵鋒鏑今天還閃著寒光！
　　武夷山船棺和浦城的青銅劍是這麼地吻合：當北方鑄冶「鼎」的技術爐火純青時，古閩人鑄煉刀斧的技術也達到登峰造極！再結合漳州蓮花池、三明萬壽巖古閩史前文明的發現、全省二、三十處舊石器新石器遺址的發現，以及浦城、曇石山精美的陶器玉器青銅器和船棺中的竹製品麻織品等事實，我們完全領會到了古閩族的發達水準。因此可以認為，這是一塊長期被看作蠻夷而並不蠻夷的地方，這是一個長期被視為蠻夷而並不蠻夷的種族。我們可以斷定：上古時期的古閩族人有著異乎想像的高度文明，他們既有製作船棺的技術能力，也有把船棺架壑到天洞的能力！
　　傳統歷史主義演化論，從來都「將南中國漢人看成是北方漢人南遷」，也把古閩地原住先民與中原種族接上「正統」延續的種源關係。現在古人類學家通過對人類血清和基因的研究對這些「偽理論」重新審視和質疑，得出了「南中國人」的來源路線是非洲─印尼─華南的基本脈絡；考古界也拿出證據，黃春榮先生在其《閩越源流考略》中否定：「已出土的距今18萬年左右的舊石器和3~1萬年的人類化石，說明該地區在帝嚳、堯、舜之前已有人類勞動、生息、繁衍在這塊富饒的土地上，證明這裡的人類始祖並不是般瓠，也不是周叔熊，更不能都說是『三苗』的後裔。」
　　船棺的特殊造型以及特殊的隨葬品，都傳導出了古閩人特殊的種族特徵，它與史籍記載及現代科學分析相吻合。
　　舟船形棺槨可能是古閩族種回歸的期盼。船棺除了棺床做成舟船形外，棺蓋還製作成船篷形，棺床後隔板處還有方形孔像是船桅桿的插孔。船棺與自古流行於東南沿海蜑民的獨木舟不但造型相似，連用材也大多一致，它揭示出了古閩人與海洋的緊密性。它暗示我們：古閩族人連死都要「我祖乘船來，我要乘船返」。
　　學者們根據《山海經》記述的內容與中國遠古上古情況相符，基本肯定這本中國最古老的地理志是「唐虞之際」的夏朝人所作。《山海經》記載「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曰閩中山」，閩史專家盧美松解讀為：「閩在海中」，是指古閩地包括了從東南之海至武夷山脈之間的陸地和島嶼。
　　學者們研究古閩地質地貌和東山陸橋的變化，從數次升降數次海侵的海陸兌變，證明距今五、六千年福州為海灣而周邊乃為島嶼，閩地彼時是「面向海洋的文化圈」，得出古人眼中的「閩在海中」確實是古閩地的真實情形。
　　在此基礎上有的學者把「閩在海中」解讀為「閩來自海中」，又破讀出另一層意思──古閩族人原是海上居民，他們是一個來自海中的族群。從福建田野調查看，「貝丘文化」代表的生活在瀕海的福州曇石山遺址上的古閩人，被鑑定為「蒙古人種南亞類型」；「山地文化」代表的生活在內陸的武夷山武夷閩人，被鑑定為「南方蒙古利亞種」。如果不冠上「蒙古」這個字眼，「南亞類型」和「南方利亞種」其實就是一個詞意，即他們源近於馬來人種。
　　因此古閩人把棺槨做成船形，表達出了這樣的指向：他們的先民原是由海上而來的海上居民，他們把船棺架壑升天，是回歸祖地的期待。
　　棕黑卵石可能是古閩種族的膚色崇拜。馬來人種以較矮小、皮膚棕黑為特徵。古閩族符合這一特徵嗎？鑑於現代技術手段方面的原因，我們沒看到關於船棺中骨殖分析以及關於DNA基因分析或Gm血型測定報告。但我們可以借助人類學者對中國40個人種群體的Gm血型樣本分析所取得的結論：南北方漢族的Gm血型幾乎以長江為界(大致在北緯30度)形成分界線；研究者還就顱骨聚類分析，得出了兩大聚類：北方屬蒙古人種大陸支，南方屬蒙古人種海洋支，因此相對於北方人而言，矮小黑瘦的長江以南人，確乎接近於馬來人種。
　　有關古閩族人歷史的傳述，與這些分析和結論有太多的吻合。我們打開《山海經》，打開《小雅》、《虞書》，關於中國南方黑色人種的記載就撲面而來：「不死民，其人為黑」；「雨師妾，其人為黑色」... ...而有關古閩的史籍，黑色人種傳述也不絕如縷：「閩濮」——小黑人；「山都」——形如「崑崙人」(小黑人)；「南山有羽民國」——南山，即武夷山，羽民國即謬以為武夷山人能高飛，郭璞在「南山羽民國」下注「卵生」。人類卵生的神話是馬來文化的特徵，而中國的卵生神話顯然是馬來文化的舶來品。
　　而從實證上看，古閩人與現代科學分析及古代記載是一致的。古閩人的身形和膚色，在曇石山人身上都有驗證，從其骨骼化石上判斷最高身高不足160公分，而膚色，專家稱與黑人相似。武夷閩人同源於馬來人種，那麼用曇石山人可證武夷閩人。據此我們推論，船棺中的棕黑卵石，大約既是古閩人對自己種族卵生神話的信仰，也是對自己棕黑人種漂泊而來的膚色念想。
　　龜形板可能是古閩族種的圖騰崇拜。閩，在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裡這樣注釋：「閩，東南越，蛇種。」 後世更有人接過許氏的詮釋，乾脆把「閩」與蛇的關係釘實：「閩為山地，多出蛇之類，故門下增蟲字，以示其特性。」「蛇種」的界定，從此把閩人與蛇崇拜緊緊綁縛在了一起。
　　筆者曾於本刊今年第1期刊發的〈被遺忘和扭曲的古閩人〉一文中，專節論及「閩人不崇蛇」， 認為自古以為閩人崇蛇實為對古閩族的誤讀，指出今天福建及至台灣少數民族中仍存有蛇崇拜現象應為越人治閩時所遺，因有專述，此處從略。
　　圖騰崇拜是一個民族判別於其他民族的精神信仰，也是一個民族的特性。在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已基本證實了古閩族人與海洋的緊密性，有趣的是漢武帝祭祀武夷君時也用的是魚乾而不是陸上或空中的禽畜，又從一個側面再次表明了古閩族人身上留下了太多水上居民的特性。但即使他們上岸安居並且創造了岸上文明，也仍然沒有忘記自己「海歸派」的身分，所以幫助他們回歸祖地和保佑他們在水上生產生活的最好寄託物，無疑地就指向了「龜」。
　　龜與水文化有最密切的關係，本來中華民族自古就視龜為神，它與龍、鳳、麟一樣是中國四大靈物，而它在和農耕民族相比中，更受水上民族的特別推崇，是水上民族的「水母」。因此龜既是古閩人眼中的神尊，也是他們與祖宗的聯繫，龜順理成章成了古閩族的圖騰崇拜。這就是船棺的隨葬品中為什麼總有龜殼鱉甲，或者至少也有龜形板的原因。
　　商周之後船棺在武夷山劃上了休止符。打春秋開始，「船棺軍團」進行「戰略大轉移」，它們越過福建分作三個方向隨年代漸次遞減。主要的一路溯長江而上最後到陝西，另一路順江河而下向湖廣延伸至越南泰國，再一路飄洋過海散入新馬泰蘇門答臘等東南亞諸島。
　　追蹤福建上古史，我們發現不止是船棺，而是有關古閩地的文字記載和福建考古發現都驚人地一致，全在商周後戛然而止。我們又發現，春秋開始，原「七閩國」為「閩越國」嬗代，90餘年後，「閩越國」被漢武帝剿滅，而福建無史可考時期正和閩越國壽命一致。
　　學界對這段空白歷史的研究也基本處於空白，即使研究，也基本採信《史記》、《漢書》所說，認為江南自古為「百越之地」，古閩人本就是古越族的族屬(即古閩人是古越人的一支)，春秋時越國被楚國吞併，失國的越人進入古閩地對古閩族人示以懷柔，於是兩族融合產生了新的種族新的方國即「閩越族「和「閩越國」。
　　這些說法本來就很矛盾，筆者對此有諸多疑問。第一問是「閩本越」嗎？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周之前，「閩」作為地稱已出現在《山海經》裡，作為國稱已記入正史《周禮》中；而「越」第一次出現稱呼，可以確認的是春秋管仲的一句話「越之水，重濁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可知「越」作為地稱出現得晚，作為方國稱更不見蹤影，周之前它只可能是東夷的不見經傳的弱小一支。
　　其次從地域上看，前面所引盧美松先生解讀「閩在海中」時對閩的地域已述，而越的地域，古歷史地理研究專家也是越史研究的泰斗陳橋驛指認在「今山東東翼直到今錢塘江以南越故地」，陳先生甚至直言：「在先秦時代，『中國』是『中國』，南蠻是南蠻，漢人是漢人，越人是越人，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族類，界限是截然分明的。」所以，越既早不過閩，地域又兩判，「百越」就不可能在「閩」之前已是一個大種族的通稱，而「閩」也就不可能是它的一個族屬。
　　第二問是越人入閩對古閩人綏靖，兩族人親愛團結融合成「閩越族」了嗎？答案也是否定的。從古閩地的文書與地書都在春秋時整齊劃一地斷檔，七閩國從此無國，古閩人從此失跡，武夷山船棺盡數遷徙上想想，如果越人入閩是綏靖，那麼古閩國古閩族還這麼灰飛煙滅那就於理實在不通；再說越人從吳越衝突開始到楚越戰爭結束，都在不斷地開動戰爭機器積極爭霸和維護霸主地位，他們是在沙場遊戲中一路好戰過來，這從《越絕書》開始都是有記載的，而唯獨入閩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馬不裹革兵不血刃，你相信這種溫柔嗎；另外，我們既沒法從史志上找出兩族融合的隻言片語，也看不到兩族融合的考古佐證，更看不到兩族融合產生新族的現代科技分析報告。
　　第三問是閩若屬越，越人容得在閩之越以「七閩國」獨立於己嗎？答案一樣是否定的。眾所周知，閩在閩越國之前是一個正史記載堂堂正正的「七閩國」，就算閩人即越人，那麼時時圖霸的越國容得讓自己的族屬作為「七閩國」獨立在自己之外？就算越有這個大度，就算無諸像是中央接收大員一樣羽扇綸巾入閩而來接管「自家人」，已經有不短歷史且有足夠文明程度的「七閩國」也不可能輕輕鬆鬆毫無衝突地讓無諸接收並創立另一個國號「閩越國」吧？事實上，我們在福建民間故事中，確曾看到有大量古閩地上「漳蠻」、「粵蠻」、「汀獠」等或獨立或聯合抗拒無疆(無諸)的鬥爭傳說。所以什麼才是歷史真相？
　　導致這些錯誤認識的情況可能是這樣：由於後世我們只能從《史記》讀到最初的福建史，無諸成了福建第一個見諸文字的歷史人物，閩越族成了福建最早的民族，閩越國成了福建歷史的開篇，因而錯亂了人們對福建上古歷史的真正認知。事實是：「閩越族」並非是古閩族與古越族融合構出的新族，而其實是「閩地越人」；它並非真正意義的族稱，而其實是後世因為劉邦封了無諸為「閩越王」，人們把這時的閩地看作「閩越國」，因而從「王稱」帶出「國稱」和帶出「族稱」的結果。
　　因此找尋船棺流徙的真相，我們覺得只有一個推想才是合理的：越人入閩，古閩人可能遭到了種族殺戮或種族驅逐，戰爭的野蠻撕擄了閩地的文明。
　　在文章結尾的時候我們只須問一句：為什麼船棺在商周之後離開了武夷山，歷史上的古閩族哪裡去了？相信我們已能回答：越人強勢占取了七閩國建立起閩越國，古閩地血雨腥風，古閩族失去了自己美麗的國土，曾經在武夷山寫下輝煌文明史的古閩人只得重新跳上獨木舟忍淚逃命，其中一部分逃向海洋，無意間劃向了自己的馬來祖地，大部分的古閩人離鄉背井劃得越來越遠，他們只能世世代代認他鄉為故鄉，只剩下死後窠臼藏棺，在懸崖上向故土高高遠遠地翹望……
　　船棺，是古閩族人再也劃不回去的孤舟，隨著它的消散，一個曾經高度文明的民族從此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