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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滿漢雙軌制，並非清朝首創的權力機制。類似的政權結構，在中世紀中國北方邊疆諸族建立的王朝史上，如鮮卑的北朝，契丹的遼朝，女真的金朝，蒙古的元朝，都曾出現。
         那共同特色，便是征服族群的血統貴族高踞權力核心，依仗“全民皆兵”的征服族群的武裝力量，吸納被征服各族的所謂文化精英參與文官統治。
         不過，貫穿於清代全部權力史的滿漢雙軌制，也非滿清列帝所追步的金元機制的重複。它的結構準則是“以滿馭漢”，而作為權力支的滿洲八旗，其實是以滿洲權貴為核心的滿蒙漢人組合的軍事共同體。它設官分職必定區別滿漢，而漢軍與漢臣雖屬同族，卻有體制內外的區別，就是說漢軍旗人作為滿洲“世僕”，享有滿洲血統貴族的若干特權，較諸被征服的漢人(也是被征服諸族的泛稱)，也高出一等。它的外在形態，隨著滿清征服全國的內戰趨向結束似乎淡化，某些通過科舉或捐納晉身的漢人，也可位列宰輔或出任督撫，但那意味著滿漢雙軌制的傳統發生質變麼？
         以往的清史論著，幾乎異口同聲曰是。推而及於晚清史，又異口同聲，譴責清末“排滿革命”思潮之非，說是上世紀初同盟會綱領十六字，竟有八字鼓吹“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將民主革命變形為“種族革命”，乃轉移鬥爭大方向，體現了資產階級或者農民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云云。這樣的邏輯，推到極端，便是“告別革命”論。
        晚清的“排滿革命”思潮，是否屬於歷史的錯誤？那是假問題，姑置勿論。但看晚清百年史，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六朝，滿清統治者放棄了滿漢雙軌制麼？就史論史，只可說沒有。
         不妨先看尾聲。辛亥革命由武昌新軍的下級兵士引爆，固然出於舉國人士逆料，但假如沒有四川立憲派士紳鬧事，清廷急調端方率湖北軍隊入川鎮壓，造成武漢防務空虛，留守的新軍能造反嗎？假如沒有慈禧生前許諾“預備立憲”，喚起各省士紳競相鼓動“地方自治”，四川士紳敢與總督對抗嗎？假如沒有慈禧死後攝政王組織“皇族內閣”，恰好反證清廷立憲是假把戲，各省立憲派士紳能因失望而站到清廷的對立面嗎？如此等等，都彰顯滿清統治者甯死也不放棄“以滿馭漢”的世襲特權，代價當然是滿洲整體統治的死亡。
         人們常常譏笑歷史學家是“事後諸葛亮”。的確，真的史家，要是不顧政治高壓或者金錢誘惑，堅持從歷史本身說明歷史，就不敢脫離歷史實相，迎合揣摩當局旨意，而混充預言術士。將說史等同於蔔筮，十個必有十個失敗。
         新權威主義者不是盛稱滿清“康乾盛世”嗎？很可惜，只提“康乾”意味著刪除了，而這十三年(1722年農曆十一月至1735年農曆八月)，恰是滿清權力機制的轉折關頭。
         雍正帝是否弑父奪嫡？史家爭論已久，且不去說它。但雍正在位期間，囚兄屠弟，重點打擊滿洲親貴，並重用非科甲出身的漢臣，卻似乎表明他在消弭滿漢界限。是這樣嗎？不然。由現存當時公私史料，無不證明此人關注的焦點，在於如何強化君主個人獨裁。他非但沒有觸動滿漢雙軌制，反而通過信用其弟怡親王，始建軍機處，剝奪內閣職權，並十分注意軍機大臣的滿漢均衡，並在死前委任的顧命大臣大半為旗人，彰顯他使權力機制既恪守“內滿外漢”祖制又成個人獨裁工具的心態。
         戊戌維新前夜，僭主慈禧的心腹榮祿，不是當面警告康有為“祖宗之法不可變”，以示對光緒帝的藐視麼？他說的“祖宗之法”，就是雍正為強化君主獨裁而捍衛的“以滿馭漢”體制。
         按照邏輯，歷史變了，體制也應該與時俱進。但時間已進入十九世紀末葉，滿清帝國的內外生存環境，都已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豈知支配帝國權力者頭腦的統治法則，仍以一百六十年前清世宗的言行為圭梟。於是慈禧集團絞殺了“變法維新”，緊接著煽動義和團“扶清滅洋”，利用愚民的民族沙文主義心態，指望穩定滿洲的世襲特權。不料玩火自焚，導致慈禧步亡夫咸豐後塵而創造帝國首都二度淪陷於外國侵略者的新紀錄。
         當然滿漢雙軌制尚未死亡。正如恩格斯所說，傳統是一種巨大的惰性力量。它既然已有將近三百年的歷史，它既然已成為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體制的有效形態，便不可能隨著滿清的垮臺而很快終結。它會變形嗎？它會借屍還魂嗎？它會超越清史而進入新的輪回嗎？至少是民國史需要研究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