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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代亡國之君中，明代的崇禎帝死得最淒涼。361年前的甲申年夏四月，闖王李自成的大軍攻破北京，崇禎皇帝讓太監敲響緊急狀態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鐘。可平時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大臣麼，無一人出現，早就作鳥獸散了。只有太監王承恩陪在旁邊。真正成了孤家寡人的崇禎帝用劍殺死了長公主，然後吊在紫禁城的煤山一棵槐樹上。
　　《明史‧莊烈帝本紀》記載著崇禎帝自殺前所寫的遺詔：“朕涼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臨死前依然說“諸臣誤朕”一則反映崇禎帝剛愎自用的性格，也反映了他失望之際的心情：你們這些大臣們，世受國恩，最需要你們的時候一個人也見不著，白養你們了！
　　宋代最後一個皇帝趙佶和崇禎帝相比，同樣是自殺，卻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不是淒涼而是悲壯。大明和李自成軍事力量的對比，遠不如南宋和蒙元軍事力量對比那樣懸殊。蒙元是在掃平歐亞大陸，剪滅金、西夏，降服吐蕃、大理之後，包抄了疆土狹小的南宋。以武力最鼎盛時的蒙元來攻擊弱小的宋，就如今日超級大國美國進攻伊拉克一樣，勝負早定。即使這樣，南宋獨自抗擊了蒙元幾十年，直到1279年，宋朝君臣退守南海邊的崖山。蒙元水師逼近，宋軍在張世傑的指揮下，打了一場慘烈無比的“崖山保衛戰”，因力量過於懸殊而失敗。丞相陸秀夫背著8歲的小皇帝蹈海自殺。史載：“後宮諸臣，從死者眾”。“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萬餘人”。大戰中和帝室失散的張世傑知道少帝已死，領著船隊再度出海，航至海陵島一帶海面時遇颶風溺死海中。
　　張世傑、陸秀夫和在北京就義的文天祥被後人稱為“宋末三傑”。而為大宋殉葬的士人遠不止這三人，蒙古兵攻陷潭州(今長沙)時，嶽麓書院幾百個儒生全部戰死。
　　而明代呢？皇帝自殺時，身邊連半個陸秀夫都找不到。清兵南下時，投降的大臣一個接一個，前赴後繼。江南一些縉紳起兵主要是為保衛家鄉、保衛引以自豪的華夏文化，實在沒有多少士人願意為這個王室殉葬。連東南文人領袖錢謙益，口口聲聲要殉國，待到國亡時，柳如是勸他投河成大節，錢說水太涼了，以後再說。他最終還是投降了滿清，沒當成陸秀夫。連後來的清代皇帝也瞧不起這些投降的大臣，說漢族文人太柔弱，讓他們入了《貳臣傳》。
　　明代的文人無恥者、貪生怕死者多於以前任何一個朝代，而整個大明，提倡理學有時不遺餘力的讀書人從小接受的是做忠臣孝子的名教教育。在旌表貞烈之士上，明代的皇帝花的功夫最多。可是他們培養不出文天祥和陸秀夫，倒是培養了許多洪承疇和錢謙益。
　　明代的教育為什麼失敗？關鍵是統治者並沒有尊重文人，他們沒有真正把文人當成有獨立意識的人來對待，而是當成奴才來處置。明廷所要培養讀書人的忠，乃是忠於一家一姓、帶有奴性的忠，而非愛社稷、護百姓的大忠。
　　可以說，從開國皇帝朱元璋開始，除了其間有建文帝、仁宗、宣宗幾個對文人不錯的皇帝外，大多數皇帝和文人的關係是非常緊張的。朱元璋幾乎是有意識地、有計劃地改造文人，讓文人的自尊掃地，氣節不存。他動不動就打大臣的屁股，他賦予太學以下各類官學的管理人員有任意侮辱讀書人人格的權力。到了他的兒子朱棣，更是變本加厲，滅忠於建文帝的方孝孺十族。
　　方孝孺的滅族實則向天下的知識層昭示一個道理：不要忠於道統和原則，而是要忠於最終的勝利者。
　　這樣有計劃既“殺儒”又“辱儒”的王朝，哪怕把理學的地位抬得再高，讓讀書人念再多的孔孟聖賢之說，也只能培養一大批善於講假話、作秀的文人。一個國家到了知識層無恥的地步，那就沒救了，最後只能是“桃花扇底送南朝”，讀書人的氣節還不如妓女。
　　而宋代和明代相比，則是相當尊重文人的。陳寅恪說：“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宋代的開國皇帝趙匡胤和明代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正相反，朱元璋是想方設法來打擊文人的氣節，而趙匡胤則是想方設法來贏得文人的心，甚至給後世繼位者立下具有憲法權威性的遺詔，規定不能以言論來殺文人。宋代養士三百多年，儘管王朝武力一直很弱，但文人多半能和朝廷同心同德，共撐危局。
　　孟子說過：“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宋代的皇帝即使逃離到海上，還有那麼多人跟隨保衛。而明代李自成陷北京時，大半河山還姓朱，可皇帝身邊只剩下個太監了———明代的皇帝對太監往往比對文臣好得多，最後殉葬的是太監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