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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蒙古國"大清洗": 中國僑民未留下一個活口

1930年代蒙古國"大清洗": 中國僑民未留下一個活口

  1937年9月10日,正式打響大清洗第一役,當晚蒙古人民革命黨高層65名幹部被捕,包括中央委員會成員、大呼拉爾(相當於議會)成員、部長會議成員、軍隊高層全部將領...內務部在蘇聯專家教導下,對這65人實施坐火椅、拔指甲、扯光頭髮"等酷刑、扒光衣服、嚴禁睡覺、不准吃飯、直到在偽造的「招供狀」上簽字為止。根據蘇聯歷次清洗經驗、這些人最後都毫無例外地「承認」了自己參與反革命集團、並供出更多「同夥」名單。

  大清洗第一場勝仗抓出了「根登 — — 德米德反革命間諜集團」,又根據他們的「口供」,揪出更多的人,蒙古軍隊的規模本來就小,軍隊旅以上有187名將領被捕;51個中央委員會成員有36個被槍決。有1000多名軍人為了避免被殺,主動「承認」自己的「反革命罪」,最初只有幾個人得到赦免,以後絕大部分仍被槍斃。

  門德是首批被逮捕的65人中的知識份子、他為了保命、把所有認識的熟人全咬成了「同謀」、他因「戴罪立功」得到了較好的關照、但1941年大清洗過後他仍被送到莫斯科處死。工業聯合會的主席普熱夫,一個擁有一顆「紅心」的幹部,也是首批被逮捕的人,他對著行刑隊大喊:”我承認我犯了罪,但是我願意招供罪狀更大的人死刑得以延期,普熱夫又供出了無數的”同謀”,類似的案例在大清洗中數不勝數。在酷刑和死亡威脅下,極少有人不”認罪”不”咬人”。

  蒙古軍中威望僅次於蘇赫巴托的德米德在押送到蘇聯途中離奇死亡,不僅他的父親和兄弟遭處決,連懷孕的妻子娜察亦被殺死。針對宗教界的大清洗同時展開,規模更為龐大和血腥,手段更為粗暴野蠻。內務部抓「喇嘛反革命集團」的邏輯是,如果你是學生,那麼你的老師肯定就是同謀,若你是老師,你的學生亦同謀,宗教界師生關係盤根錯節,所有僧侶皆可被打成反革命。

  前來指導大清洗的蘇聯總顧問格魯伯奇克1938年8月向史達林報告:「到7月20日,771座寺院已有615個變成廢墟,仍在運轉的僅有26座,8.5萬名喇嘛僅留下17338人,這些人還未逮捕,對中高層喇嘛我們將在下一階段戰役中全部解決。」大清洗期間兩個特殊機構淩駕於一切黨紀國法和黨政軍機構之上,一個是非常委員會,作為最高軍事法院;一個是特別委員會,是最高法院。至1939年4月,兩個委員會卷宗顯示,共判處29198人為反革命罪,其中僅非常委員會查辦的25785個政治案件,已作出判決的卷宗顯示,20099人被處決,5739人投入監獄。

  宗教界的清洗,按標準定額,每個肅反人員一天辦10個案子,超額完成者有獎。一個叫班紮拉格奇的肅反人員在摧毀一個寺廟的過程中,平均每天辦案60個,成為「先進工作者」;另一位叫巴雅爾馬格奈的肅反人員因一周辦幾百個案子,獲得北極星勳章(蒙古給軍功卓著者的獎勵)。內務部成員盧瓦桑薩姆丹1962年回憶,由於逮捕的僧侶太多,導致監獄擁擠不堪,每週會有一兩次集體處決,每次用卡車一車車拉出去。

  十月革命後,有很杜哈薩克人、布裡亞特蒙古人、塔塔爾人從蘇俄逃入蒙古,史達林對這些人懷恨在心,認為他們「逃避革命」,那也是另一種「反革命罪」,他下令喬巴山對他們實行清洗。蒙古2.1萬哈薩克斯坦人被消滅了2000人;140個塔塔爾人只剩下4個;來自中國內蒙的漢蒙兩族人士幾乎未留下一個活口,其中還有內蒙人民革命黨的成員。

  處決「反革命」幹部群眾時,內務部強制黨政軍成員去觀看,喬巴山表情木然,老實忠厚的總理阿瑪爾臉上常掛著眼淚,這一切被「蘇聯專家」看到眼裡。伏羅希洛夫向大清洗中喬巴山的副手,中央委員會書記——魯布桑劄布授意:得除掉阿瑪爾。阿瑪爾已是蒙古高層剩下的最後一兩個有聲望的人,所以史達林才在根登之後讓他當總理裝點門面,蘇聯專家們可以藏在「阿瑪爾政府」幌子後面作惡。因此搞掉阿瑪爾之前,莫斯科授意先發起宣傳攻勢弄臭他。

  1939年3月阿瑪爾以「反革命集團庇護者」等罪名遭逮捕,被押送到蘇聯「審判」關押期間,蘇聯內務人民委員給他用盡了各種「非人酷刑」。1941年7月10日,特意選在了人民革命黨建黨日,宣佈阿瑪爾死刑。與阿瑪爾一同被逮捕,送到蘇聯處決的還有蒙古當時的國家元首,創黨元老,大呼拉爾主席團主席多格桑木。有趣的是,阿瑪爾生命最後一段時光裡,在獄中碰到了把他清洗掉的魯布桑劄布,但這次,魯布桑劄布不是來審問他的,而是與他成了獄友。大清洗中到底有多少人被處決,現在難以得到精準數位。

  這種罪惡的事史達林也認為見不得人,不會留下詳細的「歷史罪證」,當時亦不允許報導和研究,歷史學者目前常引用的數位是3.6萬至5萬左右,但研究者認為3.6萬這一數位遠遠被低估。1939年末,喬巴山在筆記本裡記下了這樣一段工作總結:「到11月,共處決喇嘛20356人,600名是高級喇嘛,3174名是中級喇嘛,13120名是低級喇嘛,摧毀797座寺廟;在1937年和1939年之間,逮捕了56938人,其中20396被處決,被逮捕的人中有17335人是喇嘛」。(注:喬巴山的數位比蘇聯顧問的要高)蒙古作為遊牧社會,寺廟是少有的固定建築,797座寺廟包含超過6000多棟古建築,每座寺廟還是周邊地區的經濟、文化、教育中心,數百年所積累下的書籍、卷冊、藝術品毀滅殆盡,寺廟的金銀器皿被蘇聯搜刮而去,僅有首都烏蘭巴托的甘丹寺被留存,但一直被關閉。

在「美麗的蒙古大地」,有獨立思想的知識份子被一掃而光,黨政軍和宗教界著名人物亦被殺戮殆盡,傳統文化遭到毀滅性打擊,經濟亦完全被蘇聯所控制。1941年莫斯科迫使蒙古放棄以維吾爾字母書寫的老蒙文,改用以斯拉夫字母書寫的新蒙文,對成吉思汗和蒙古歷史的歌頌與崇拜亦在被禁之列。到30年代末,蒙古與蘇聯之間的貿易狀況徹底顛倒過來,向蘇聯出口貨物僅650萬盧布,從蘇聯進口的產品達7500萬盧布。

  二戰時蒙古對「兄弟般情誼」的蘇聯發起了「只求貢獻不求回報」支援運動,向蘇聯捐助的金錢和物資遠遠超過自身承受能力,1942年開始,向蘇聯捐助羊皮衣服3萬件,食品600噸,現金10萬美元,黃金300公斤,坦克54輛(其中有32輛T-34坦克),同時低價出售給蘇聯48.5萬只馬匹,另無償贈送3.2萬匹。蒙古真正需要的是蘇聯的麵粉、玉米、鹽等產品,但蘇聯始終為食物匱乏所困擾,為了不給「友邦」添麻煩,蒙古又發起「自給自足」運動。經過多輪清洗,蒙古已不存在抗拒集體化的力量,1947年公社化運動全面完成,牧民的牲畜全部收歸「國有」。

  多年後「糾左」,有了點通融,僅允許戈壁地區和杭愛以北地區,每個公社成員可保有50頭羊。蒙古不僅直接派兵參加蘇軍作戰,還強令國民前往蘇聯服勞役,二戰時一直按史達林要求保持著8至10萬軍力,盡職盡責扮演好了「緩衝國」角色。史達林兩次干涉中國新疆事務時,蒙古又成為他從事國際地緣政治訛詐的馬前卒。

  1944年,史達林在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發起「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即斥責了顧忌中國抗議、畏首畏尾的喬巴山,勒令他立即向「東突」送去武器。喬巴山隨後命令蘇赫巴托的兒子噶爾桑率軍把200支步槍、230挺機槍和6挺重機槍、2000枚手榴彈、40萬發子彈送到新疆交付給叛軍頭領烏斯滿手,由於這批武器和蘇聯空軍的支援,中國軍隊平叛失利(注:烏斯滿後來又歸順中國國民政府,與蘇聯和蒙古作戰)。

  連蒙古領袖「小史達林」——喬巴山的接班人也是史達林隔代指定的「澤登巴爾」,老早就指示喬巴山好好栽培。娶了蘇聯妻子的澤登巴爾雖受史達林青睞,喬巴山未曾想到,赫魯雪夫發起「反史達林運動」,澤登巴爾立馬回應莫斯科指揮棒,在蒙古發起「反喬巴山運動」。 蘇式政治經濟體制在蒙古全面確立,把母體的一切弊病全部遺傳過來,蒙古長期經濟體制僵化,生產效率低下,物資匱乏,到了20世紀80年代,商店裡除了白酒和蠟燭,空空如也。

  男人們也像蘇聯一樣,沾染上懶惰、酗酒的惡習。民主化前的人民革命黨中央第二書記包爾德巴特爾說,儘管人民長期被物資匱乏的所折磨,但有3000個高幹家庭像蘇聯特權階層一樣,可以享受特供,過著優裕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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