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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錢，不怕死”
　　明清京官之苦，時人皆知。作為七品京官的曾國藩年俸僅為45兩，外加作為津貼的“恩俸”和“祿米”也不過135兩。而後來的張之洞曾給京官算過賬：“計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須一金，歲有三百餘金，始能勉強自給。”彌補這樣大的收支赤字只有兩法：一是收受外官的饋贈，二是借貸。外官收入豐厚，為了構建關係網，每次進京，都要給熟悉的京官們送禮，名為“冰敬”、“炭敬”、“別敬”(意為夏冬買冰買炭等費用)。這筆饋贈，少則數十兩，多則數百兩。但是曾國藩很少利用手中權力為人辦事，所以這種饋送次數很少，於是借債就成為他經濟來源的主要部分。因為人品好，曾國藩借錢比較容易。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底，曾國藩已累計借銀400兩。這一時期，他在家書中多次出現“借”“欠”“窘”的字樣，艱難形狀，躍然紙上。
　　咸豐二年(1852)曾國藩墨絰從戎，創建湘軍，從此開始了11年鎮壓太平軍的戎馬生涯。晚清軍隊是腐敗最烈的所在。吃空額、扣兵餉、出售兵缺，以及在軍營中設賭收費都是軍官們最普遍的營私方式。即使清廉之員，也可以憑“截曠”和“扣建”致富。國家統計的軍餉，是足員足月的全額。但一年當中，軍隊常有兵員死亡、退伍或者被淘汰，以新兵補充。新舊兵員不可能當天銜接，這中間會有空缺。空缺時的餉銀就節省下來，叫做“截曠”。國家計餉，都按每月30天算，農曆小月只有29天，省下的一天軍餉扣下來，叫做“扣建”。這兩筆銀子本應上繳國庫，但實際上誰都沒有繳。日積月累，為數甚巨。比如李鴻章帶淮軍幾十年，截曠和扣建積累巨大。他把其中一部分銀子存在直隸藩庫中，作為自己的“小金庫”，死後還存有800萬兩。
　　但曾國藩的宦囊並沒有因此而豐富。初出山之時，曾國藩表示：“不要錢，不怕死。”統兵之後，可以支配的金錢雖多，但他為“風示僚屬”和“仰答聖主”，把自己的部分收入捐給了戰區災民，寄回家的錢反而比以前少了。
　　曾國藩立定主意不多往家寄錢，不僅因為要保持清廉之節，還因為他認定從小經過生活磨煉的人更容易成大器。“若沾染富貴習氣，則難望有成”。他在家信中說：“吾不欲多寄銀物至家，總恐老輩失之奢，後輩失之驕，未有錢多而子弟不驕者也。”
　　雖然官至極品，但曾國藩晚年生活仍然保持儉樸習慣。薛福成擬的《代李伯相擬陳督臣忠勳事實疏》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其(曾國藩)本身清儉，一如寒素。官中廉俸，盡舉以充官中之用，未嘗置屋一廛，增田一區。疏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過四簋。男女婚嫁，不得過二百金，垂為家訓。有唐楊綰宋李沆之遺風。而鄰軍困窮，災民饑饉，與夫地方應辦之事，則不惜以祿俸之盈餘，助公用之不給。”
　　這段敍述，應該說並沒有過分誇張。曾國藩愛穿著家人為其紡織的土布衣服，不愛著綢帛。曾國藩升任總督後，其鞋襪仍由夫人及兒媳、女兒製作。當時每晚南京城兩江總督府內，曾國藩夜閱公事，全家女眷都在麻油燈下紡紗績麻。通常他每頓飯只有一個菜，“絕不多設”。
　　同治十一年，曾國藩在兩江總督官署去世，終年61歲。他生前曾留下遺囑，喪事概不收禮。但曾國荃建議曾紀澤不要遵守此項遺囑，因為，一品大員的喪事，“實非巨萬可以了”，關係密切者，“似可以酌受”。但曾紀澤拒絕了此項建議。曾國藩自以為生前給自己留下的養老錢“極豐裕”，然而辦完喪事後，已經所剩無幾。

　　“四敗”藏鋒
　　曾國藩認為為官有四大忌，即“四敗”：昏惰任下者敗，傲狠妄為者敗，貪鄙無忌者敗，反復多詐者敗。曾國藩把這“四敗”寫在案頭上，每天都提醒自己。
　　在另一個地方，曾國藩又說，自古以來凶德致敗者大約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總結歷史的經驗說：“我看歷代的那些著名的大官，大多數都是因為這兩個原因而敗家喪身的。”不管是居官四敗也好，還是二敗也好，其實都有一個核心，這就是，為官者之所以身敗名裂，往往是由於不知道顧忌。
　　曾國藩曾經說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國藩一生，也始終是在如履薄冰、如臨深淵這樣的心境中度過的。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國藩升了官，他在給弟弟的家書中，表示不但不敢高興，反而感到戰戰兢兢。他說：“這次升官，實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誠惶誠恐，自我反省，實在是無德足以承受。你們遠隔數千里之外，一定匡正我的過失，時時寄信來指出我的不足，務必使累世積累下的陰德不要自我這裏墮落。弟弟們也應當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為家裏有人當官，於是就敢欺負別人；不要以為自己有點學問，於是就敢於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位高轎低
　　曾國藩在道光年間連年被提拔，升遷極快，十年之間連升十級，這是難得的恩遇：在升為正三品大員後，按規定，轎呢要由藍色換為綠色，護轎人也要增加倆人，而且乘轎是需要配備引路官和護衛的。但令百官詫異的是，曾國藩從升為三品官之日起，除身邊不得不增加兩名護衛外，轎前不僅沒有引路官，連扶轎的人也省了去，且轎呢也沒有換成綠色，仍乘藍轎。
　　不久，曾國藩又升為二品大員，下人就為他薦舉了四名轎夫，要把曾國藩的四人大轎換為八抬大轎。按清朝官制，四品以下官員准乘四人抬的藍呢轎，三品以上官員准乘八人抬的綠呢轎，俗稱八抬大轎。但這並非硬性規定，官員如達到品級而收入不豐者，是可量力而行的；若品級達不到卻乘高品級的轎子就算違制，一旦被人舉報，不僅要受處分，嚴重的還要被革職、充軍。
　　其實，曾國藩早就打定主意，他明曉水滿則溢、人滿則忌的官場道理，對於可擺可不擺的架勢、可坐可不坐的大轎，一律是不擺不坐。雖然，曾國藩因乘藍呢轎而被下級官員欺侮，但京城三品以上的大員出行，都知道向護轎的官員交代一句：“長點眼睛，內閣學士曾國藩大人坐的可是藍呢轎呢。”
　　曾國藩縱橫官場幾十載，正是憑藉了這種低調、內斂的力量。
曾國藩平了太平天國後，坐鎮南京，為了復蘇地方經濟，聽從部下建議，決定把秦淮河的旅遊業恢復起來。這十里秦淮，原是所謂“六朝金粉氣”的銷金鍋，樓臺畫舫間，槳聲燈影裏，文人雅士，歌女名妓，把酒言歡，何樂不為?曾國藩手下一些官員早已按捺不住，又不敢貿然行事，於是便慫恿曾國藩前去“視察”。
　　曾國藩心知肚明，順水推舟。首次，他碰到一個藝名為“少如”的藝妓。此女色藝俱佳，且頗聰慧，求曾賜副對聯，以抬高自己身價。
　　曾國藩本是聯對名家，區區一聯，哪在話下，便擬用她的藝名“少如”作一嵌名聯，免掃其興。先書上聯：得少住時且少住；
　　歌妓一看，所寫並非自己初衷。未等曾國藩寫下聯，她便搶先進言，說妾願替大人續下聯，不知大人意下如何？曾國藩沒想到一個藝妓竟然還有文才，自然點頭稱好。
　　這個少如續寫的下聯是：要如何處就如何。
　　曾國藩見了，不覺嘆服此女的良苦用心。
　　曾國藩公務繁雜，自對秦淮藝妓有了良好印象以後，只要得閒，總要邀幾個幕僚好友去秦淮河畔，吃吃花酒，聽聽歌曲，以緩解一下緊張情緒。
　　一次，他為一來南京的友人在秦淮一酒樓設宴接風，席間請了一個名“春燕”的歌妓唱曲助興。那春燕不但姿容姣好，歌喉更有“餘音繞梁，三日不絕”之功力，曾等一干人無不為之傾倒。
　　後來，春燕為一富商納為小妾，離開了秦淮，曾國藩再去，已是人去樓空。曾在悵然若失間，寫出了下面這副《懷春燕》的對聯：
　　未免有情，憶酒綠燈紅，一別竟傷春去了；
　　似曾相識，悵梁空泥落，幾時重見燕歸來?
　　對聯把“春燕”二字分別嵌入上下聯，傷別，悵惘，情真意切。從中亦可看出曾國藩的另一面：他也是人，也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啊!

　　聖不免俗
　　一次曾國藩用完晚飯與幾位幕僚閒談評論當今英雄。他說：“彭玉麟、李鴻章都是大才，為我所不及。我可自許者，只是生平不好諛耳。”
　　一個幕僚說：“各有所長，彭公威猛，人不敢欺；李公精明，人不能欺。”
　　曾國藩問：“你們以為我怎麼樣?”
　　眾人低首沉思，忽然走出一個管抄寫的後生，他插話道：“曾帥是仁德，人不忍欺。”
　　眾人聽了，一齊拍手。
　　曾國藩得意地說：“不敢當不敢當。”
　　後生告退，曾氏問：“此是何人?”
　　幕僚告訴他：“此人是揚州人，入過學(秀才)，家貧，辦事還謹慎。”
　　曾國藩說：“此人有大才，不可埋沒。”
　　不久，曾國藩升任兩江總督，派這位後生去揚州任鹽運使。
　　老曾每每都在怵惕著“諛”，卻擋不住無形中諛的神奇力量。

　　曾國藩的另一面
　　曾國藩是清代的名相，也是個官精。他步入仕途後，十年七遷，連跳十級，37歲就當上了二品京官，可謂一帆風順。但是，縱觀曾國藩的一生，他常常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戴著兩副面具。
　　天京攻破後，禦史賈鐸在京城發難，奏請朝廷命曾國藩將太平天國的金庫查明，報部備撥，這是對曾氏兄弟極為兇狠的一著，使他們幾乎沒有招架的辦法。當時，太平天國的大量金銀珠寶在幼天王等倉皇逃命的時候，是不可能全部帶走的。湘軍入城後，對這些積存已搶劫一空，不可能再“報部備撥”了，就是少有劫餘，曾氏兄弟也不願意上繳。但是，面對朝廷的命令，該怎麼辦呢？曾國藩在給朝廷的奏摺中說：“克復老巢，而全無財貨，實出微臣意計之外，亦為從來罕聞之事。”朝廷當然是不相信他的話的，但是，這時的朝廷並不願意與曾氏兄弟的關係鬧得太僵，於是在給他的廷寄中說，根據你的奏摺，城中(指天京)並沒有賊庫，這是事實。這樣，朝廷算是給了曾氏兄弟一個體面的臺階。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曾氏兄弟在俘獲李秀成後，沒有解京獻俘，而是在十七天之後匆匆地將李秀成殺了。消息傳到京城，輿論大嘩，都說曾氏兄弟專橫跋扈，殺人滅口，使曾氏兄弟又陷入難以招架的地步。
　　本來，曾國藩在六月二十三日的報捷折中還向朝廷請示，李秀成、洪仁達“應否檻送京師，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請定奪”。按理，曾國藩應在朝廷“定奪”之後行事，但是，他沒有這樣做，卻在七月初六放出李秀成飲宴了一番之後，便將李淩遲處死了。把李秀成檻送京師，是當時各方面的共同意見，就是曾國藩本人也是這麼認為的。但他又為什麼不等朝廷的命令而將李秀成匆匆處死了呢？他給朝廷做了一番解釋。他認為，除了洪秀全之外，其餘的都沒有必要解送到京師，陳玉成和石達開就是現成的例子。再者說，李秀成自知罪重，到哪里也是死，微臣擔心他在途中絕食，或者逃跑，留下禍患，就與弟弟曾國荃再三商量，統一了意見，就地正法了。
　　曾國藩生怕這樣的解釋交代不了朝廷，於是在另一奏摺中進一步解釋說，李秀成很得民心，黨羽很多，威信很高，號召力很強，如果不迅速殺掉，則貽害無窮，所以就把他殺了。
　　真實的情況是曾國藩害怕一旦把李秀成解送京師，李秀成的供詞與自己連日來的奏摺不符，這樣他就犯了欺君之罪，吃不了也得兜著走了。比如，曾國藩報捷說，破了金陵當日，殺“賊”十萬，而當時城中連居民也不過三萬多人，怎麼來的十萬？至於天京的“金庫”，李秀成自然是一清二楚的……想到這些情況，精明的曾國藩自然是不會把李秀成解送京師的了。
　　曾國藩為了保護自己，什麼謊話都敢編造。本來，朝廷在六月二十九日的諭旨中明確命令他“遴派妥員，將李秀成、洪仁達押解來京”。曾國藩於七月初六收到了諭旨，而他就在當天把李秀成殺害了。過了半個月，他才慢騰騰地於七月二十日複奏說，微臣在初十日才收到諭旨，仔細算一下，臣應該在初六日就收到諭旨了，但不知道什麼原因竟遲了四日。諭旨是由安慶轉遞江寧的，不知道是何處驛站出了差錯。朝廷為了利用曾國藩，雖然也下令挨站嚴查，最終卻沒有結果，只好不了了之。
　　曾國藩有“中興名臣”“洋務運動領袖”“聖相”“近代史之父”等美譽，透過這些美麗的光環，我們看到了另一個真實的曾國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