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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白色恐怖期間，最有名的失蹤人口是黃埔一期的名將「李玉堂」。

　　2004年的春節過後不久，台灣兩大報頭版報頭下，登了一則「李玉堂將軍及夫人陳伯蘭沈冤昭雪並頒予『回復名譽證書』」的啟事。短短幾十字讓大家回到五十年前白色恐怖的慘痛回憶裡。

　　李國英老師在家父就讀師大國文系時，曾教過他鍾鼎文。李老師留著西裝頭，穿西服襯衫、打領帶，很多人都誤以為她是男老師。但山東人都知道她就是李玉堂將軍的女兒。

　　黃埔一期的天子門生，出了三個山東名將，李玉堂、李仙洲和李延年，因為剛好都姓李，被稱為「山東三李」。而國軍是南方人的軍隊，「山東三李」下場都很悲慘。李仙洲於1947年魯南戰役，以中將副司令官身分被共軍所俘，在戰犯收容所住了12年，1988年病逝濟南；李延年中將來台後，因平潭島失守而坐牢多年，出獄後生活困頓，三餐不繼，1974年死在台北。

　　李玉堂的戰功在三李中最輝煌，歷經掃蕩陳炯明、北伐、剷平閩變、剿共、抗日和國共內戰，是個打硬仗的將領。尤其是他率領第十軍創造的第三次長沙大捷，更是名聞中外。抗戰時長沙會戰的第一次第二次，都是國民黨吹牛誇勝的，根本毫無依據；但第三次是連日軍自己也承認失敗的。

　　李玉堂是得過青天白日勳章的將領，但自海南島撤守台灣才兩個月，就自人間蒸發了。軍中都知道1951年1月26日他與妻子就被槍決了。但官方卻從未公佈李玉堂夫婦被槍斃，連被捕原因與羈押單位都諱莫如深。

　　五十年來，外界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官方刻意釋放出來的，這樣更能達到恐怖效果。已故香港報人朱振聲（筆名戎馬書生）在《台灣行》一書中說，陳伯蘭族兄陳石青，原任第十軍軍需處長，早年曾參加共產黨。李玉堂撤退海南島後，陳石青煽惑陳伯蘭向共黨靠攏，但事機不密，被台灣情報機關偵知，誆以總統召見，將李玉堂夫婦逮捕下獄。

　　軍法審問是由老第三師長錢大鈞任軍法庭審判長，查明李玉堂確未同謀，罪在治家不嚴而已。按照《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第九條，知匪不報的最高刑也只是七年徒刑。不過軍法官判他七年的判決書呈上去時，老蔣批了個「再判」；軍法官就改判他十五年徒刑，可是呈上去老蔣親筆又批了一個「恥」字。

       因為老蔣的「匪諜邏輯」就是「先生通匪，太太不一定知道；太太通匪，先生一定是奸匪」，李玉堂犯了老蔣的邏輯，又遇到他剛丟了大陸，心情極度鬱悶，一個「恥」字，就這樣槍斃了得過青天白日勳章的抗日名將。

　　李妻陳伯蘭是江蘇銅山人，也曾經是徐州某女中校花，李任第九旅旅長時與陳結婚。李玉堂「伏法」那天正逢農曆除夕，他們看到憲兵至拘留所提人，以為是總統新年特赦，兩人乃沐浴換裝，李妻猶略施脂粉，一出門即見荷槍士兵，把他兩手反捆起來，押上軍車，李妻這時已腳軟不能走路，大哭不止。

　　李玉堂不失將軍氣概，對他太太說：「這時還有什麼哭的，快走！」但李太太已不能走，憲兵便拖她上車。而李氏夫婦死後，特務們以為陳伯蘭受共黨利誘，家中必藏巨財珠寶，打開保險櫃一看，除一些平時穿戴飾物，什麼也沒有，特務大感意外。

　　李玉堂在獄中曾留有遺書，給女兒李國英及五弟李蔭堂：「我命已矣！但事與我無關。總統命令，已無申訴餘地，我死後望有公論。我無對不起國家之事，國家如此對我，於國家何益？實為共匪所快。我不足惜，不過一生為國，如此下場，心有不甘耳，和平後，葬我於徐州雲龍山。」

       在李玉堂夫婦伏法前半年，老蔣一連槍斃了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吳石、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等四人，以及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吳石與陳儀被槍決前，軍法處邀中央日報攝影記者王介生、文字記者龔選舞，至台北馬町刑場目擊拍照，並發布新聞。

　　但李玉堂一案從逮捕到槍決，老蔣都不讓相關機關公佈，更何況媒體。家屬與國人心裡都明白，李玉堂應該是凶多吉少了，但國民政府始終諱莫如深，卻放任小道消息在軍中與外省人（尤其是山東人）裡流傳。「李玉堂不見了」就成了白色恐怖中最震撼的一齣「奇案」。

　　60年代老蔣有一次到金門巡視，用望眼鏡遠眺大陸河山，忽然發了瘋的大喊：「反攻大陸，你們快反攻啊！」空軍與海軍司令都不敢說話，李玉堂的山東同鄉、黃埔學弟的前陸軍總司令劉安祺就坦然報告：「校長，我們還沒準備好。」

　　老蔣氣得拿手仗揮打劉安祺，打了幾下又放聲大哭：「玉堂啊！玉堂你在哪裡？你在我就不用受這些人欺負了。」一時之間，劉安祺也落下眼淚，一大堆司令哭成一團。他們在為李玉堂痛哭，其實不也是為自己哭、為總統哭、為黨國哭，也為這不幸的時代，共掬一把心酸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