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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7年秦亡。

　　秦帝國的驟然滅亡，是中國文明史上最大的黑洞。

　　秦以排山倒海之勢一統天下，以變法圖強之志大規模重建華夏文明；使當時的中國，一舉整合了春秋戰國500余年劇烈大爭所醞釀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最大的規模，以最快的速度，巍巍然創建了人類在鐵器時代最為偉大的國家形式，最為進步的社會文明。依炤歷史的法則，具有偉大創造力的權力主體，其權力生命至少應當延續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然則，秦帝國卻只有效存在了12年（其後三年為崩潰期）。隨著始皇帝的驟然撒手而去，建成這一偉大文明體系的權力主體，也轟然潰滅了。


　　秦帝國突然滅亡的原因，始終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巨大謎團。

　　揭示這個謎團，對于全面認知中國原生文明具有基礎性的意義。


　　兩千余年來對秦亡原因的探究，一直與對秦政的總體評判緊密聯系在一起，與“暴秦”說互為論證，形成了一個主流定式：暴政亡秦。但是，大量的歷史事實已經呈現出一個基本結論：秦政是一個偉大的文明體系，秦政並無暴虐特質。以中國歷史作縱向對比，從項羽復闢集團毀滅帝國文明的暴政暴行開始，秦末之亂的大劫難屢屢發生。與復闢勢力的殘暴相比，秦政文明水准遠遠高于其上。這一文明水准，主要指兩個基本特徵：



　　一則是大規模的文明創新性，二則是大規模的建設性。

　　這兩個基本點，其後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代都無可比擬。


　　是故，秦政絕不是中國歷史上的暴政時期。

　　以人類文明史作橫向對比，秦政則是同時代人類文明的最高水准。大體同時代的西方羅馬帝國的殘酷暴烈，與秦帝國的法治文明比較，根本不可同日而語。舉凡人類在自然經濟時代的野蠻標志，都是羅馬帝國及西方中世紀的專屬物：斗獸場、奴隸角斗士、初夜權、貞操帶、奴隸買賣制、領主私刑制、以掠奪為實質的宗教戰爭等等等等。其觸目驚心，其陰暗恐怖，盡出西方落後文明。這是歷史的事實，不能因為西方社會今日的相對發達的文明，而否定其歷史的野蠻性。客觀地說，相比于西方羅馬帝國，秦帝國的文明水准至少超過其半個時代，或者說高出其半個社會形態。


　　唯其如此，指控秦帝國“暴政”，並極其武斷地以此作為秦亡的基本原因，既缺乏基本的歷史事實依據，又與高端文明時代的歷史審視理念顯然不合，是有失公正的。


　　要探究秦亡奧秘，首先得明確兩則根基。


　　其一，將作為文明體系的帝國創造物〞〞秦政體系，與作為權力主體的秦帝國政權區別開來，建立一種明確的認知：權力主體與其文明創造物，是兩個具有不同運行邏輯的各自獨立的主體；兩者之間有聯系，但並無必然的興亡因果關系。秦帝國的速亡結局，並不必然證明其文明體系（秦政體制）的暴虐。秦二世趙高政權的暴虐殺戮，只是帝國權力主體在歷史延續中的突然變形，而不是作為帝國創造物的秦政的必然延伸。


　　其二，探究秦帝國滅亡奧秘，必須從高端文明時代應當具有的歷史高度，透視解析那個特定時代的廣闊的社會歷史聯結，尋覓導致其速亡的直接原因，以及更為深廣的社會因素。任何簡單化的方式，都只能重新陷入歷史的煙霧之中。



　　以上兩個原則，是當代歷史意識探究秦亡原因的必須的立足點。

　　綜合當代所能見到的全部基本資料，我們可以認定，秦帝國突然滅亡，有兩個最為重大而又被人普遍忽視的原因：其一，突發政變，導致中央政權突然變形；其二，戰國傳統所形成的巨大社會慣性，導致整個社會迅速地全面動蕩。突發政變是直接原因，戰國慣性則是基礎原因。這兩個原因所涉及的歷史事實，大體都是清楚的。尤其是突發政變，更是人人皆知的歷史事實。戰國傳統所形成的社會慣性，卻歷來為史家與社會所忽視，然也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是故，我們的探究重點，不在新史料，而在新認知〞〞高端文明時代所應當具有的歷史透析能力。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這兩個原因不是秦亡的全部原因，而是最被當代歷史意識忽視的兩個原因。所以，在政治、經濟、軍事、民生等種種原因之外，我要重點剖析一番這兩個未曾被關注的原因，而不是將這兩個原因當成了全部原因。


　　其一，突發惡性政變，導致中央政權結構全面內毀。

　　秦帝國在權力交接的轉折時期，突然遭遇惡性政變，實在是個歷史異數。

　　異數者，匪夷所思之偶然性與突發性也。對于秦始皇之後的權力交接，歷代史家與社會意識都有這樣一個基本評判：若由長公子扶蘇繼位，秦帝國的歷史命運必然大不相同。其時，扶蘇的品性與才具已經得到了天下公認，“剛毅武勇，信人奮士”，已經具有了很高的社會聲望，連底層平民陳勝吳廣等尚且知之，朝廷郡縣的大臣吏員更不用說了。當時的始皇帝與天下臣民，事實上已經將扶蘇作為儲君對待了。當此之時，歷史卻突兀地呈現出一幅最荒誕的畫面〞〞始皇帝突然死于大巡狩途中，最不成器的少皇子胡亥突兀成了秦帝國的二世皇帝！

　　

　　這一突兀變化的成因，及其演進環節所包含的具體因素，始終無法以常理推斷。幾乎其中任何一個環節都是突發的，幾乎任何一個因素都是突然變形的，都不具有可以預料的邏輯性。突發性與偶然因素太多太多，教人常常不自覺地產生一種歷史幻覺：莫非這當真是古人所謂的天意，抑或國運？


　　唯其突發，唯其偶然，唯其不可思議，才有了秦帝國中央政權的堅實結構迅速地瓦解崩潰，才有了帝國臣民依然本著奉公守法的傳統精神，在連番驚愕中不自覺接受了權力軸心極其荒誕的惡性作為。惡性政變突發，農民暴動又突發，秦帝國所有足以糾正中央惡變的政治力量，都因為沒有起碼的醞釀時間，而最終一一宣告失敗。從根本上說，政變的突發性與農民舉事的突發性聚合，決定了其後帝國命運的殘酷性。

　　

　　這場突發政變所匯聚的歷史偶然性因素，大體有如下方面：

　　始皇帝年近五十而不明白確立扶蘇為太子，偶然性一。

　　始皇帝明知身患疾病而堅執進行最後一次大巡狩，偶然性二。

　　始皇帝大巡狩之前怒遣扶蘇北上九原監軍，偶然性三。

　　始皇帝最後一次大巡狩，于諸皇子中獨帶胡亥，偶然性四。

　　始皇帝中途突發疾病，偶然性五也。

　　始皇帝中途遣蒙毅回鹹陽，“還禱山川”，偶然性六。

　　始皇帝在蒙毅離開後，以趙高兼領符璽令，偶然性七。

　　始皇帝于沙丘行營病情突然加重，偶然性八。

　　突發病情致始皇帝未能在死前寫完遺詔，偶然性九。

　　突發病情未能使始皇帝召見李斯會商善後，偶然性十。

　　長期忠誠無二的趙高突發人性變形之惡欲，偶然性十一。

　　棟梁重臣李斯突變，最為不可思議，偶然性十二。

　　扶蘇對假遺詔之缺乏辨識，或不願辨識，選擇自殺，偶然性十三。

　　蒙恬政治判斷有誤，被逼入獄並最後自殺，導致帝國九原大軍渙散，偶然性十四。

　　蒙毅被突然下獄，並被迅速殺害，偶然性十五。

　　王翦、王賁父子于始皇帝生前病逝，偶然性十六。

　　李斯在政變後一錯再錯，大失前半生政治水准，終致慘死，偶然性十七。

　　胡亥素質過低，近于白痴，偶然性十八。

　　因李斯突變，秦帝國功臣階層分化不能凝聚力量，偶然性十九。

　　趙高惡欲野心膨脹變形，大出常理，偶然性二十。

　　陳勝吳廣之“閭左徭役”突發暴動，偶然性二十一。

　　關中老秦人人口銳減，對惡性政變失去強大威懾力，偶然性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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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為關鍵的兩個人物〞〞趙高與李斯的突變，可謂這種偶然性的典型。

　　以趙高前期的表現與功勣，始皇帝對其委以重任且信任有加，是完全正常的秦法尚功的用人法則。唯其如此，趙高的人性惡變突然發作，並無必然性，確實是一種人性突變惡變的偶然性。若說趙高從少年時代起，便是一直潛藏在始皇帝身邊的奸佞或野心家，是十分滑稽的。

　　李斯更是如此，以其前期的巨大功勣、傑出才具、自覺的法家理念，及其在幾次重大關頭表現出的堅定的政治抉擇，實在不可能在與蒙恬的地位高低上計較。然則，李斯恰恰接受了趙高說辭，恰恰計較了，這是必然性麼？僅僅以李斯青年時期的“廁鼠官倉鼠”之說，便認定李斯從來是一個私欲小人，同樣是滑稽的。

　　李斯與趙高，都是英雄與魔鬼的無過渡對接，都是歷史極其罕見的異常人物，其突然變異，隱藏著人性未知潛質的巨大秘密。從社會原則與政治原則出發，任何時代的人事任用，都不可能以對這種人性秘密的把握為尺度，不可能以極少數的突然變例去判定，而只能遵循實踐法則，以人物的既往歷史表現（功與罪）去判定。所以，秦始皇對李斯趙高的重用，是無可指責的。從實踐上說，趙高與李斯的政治地位，是其努力奮爭的結果，是個體歷史的必然。唯其如此，趙高李斯的突然的巨大的變異，實在是一種不可預知的偶然性。


　　種種偶然性導致的這場政變，是歷史上摧毀力最強的惡性政變。

　　作為一種權力更迭的非常態方式，政變，從來存在于從古至今的政治生活之中。就其結局與對歷史的影響而言，政變有三種歷史形式：一種是相對正義方發動的良性政變，譬如後世最翍名的李世民玄武門之變；一種是僅僅著力于奪權而不涉及國策，無可無不可的中性政變，譬如趙武靈王末期的政變，以及後世的明成祖朱棣政變等；第三種，是破壞力最強的惡性突發政變，其最翍名的典型，便是始皇帝身後的趙高李斯政變。

　　這場政變之所以成為惡性政變，是由其主要發動者的特質決定的。

　　這一政變的軸心人物是趙高、胡亥、李斯三人。三人的具體謀求目標不同，但目標的根基點相同：都是為了謀求最大化的個人利益，為私欲所誘惑。其最為關鍵的李斯與趙高，都是帝國的赫赫功臣，趙高掌內廷大權，李斯掌國政大權；兩人結合，一有足夠大的政治權力，二有玩弄二世皇帝于股掌之間的最高“勢位”，三有足夠大的社會聲望，四更有改變始皇帝既定國策的權力手段。如此之下，其惡性政變的摧毀性特別強大。

　　之所以成為惡性政變，並不在于政變開始與過程中的權謀與惡欲，而在于政變成功之後的再度惡變。若胡亥即位後，趙高與李斯同心為政，妥善推行李斯已經在始皇帝在世時開始了的適度寬政，減少徭役徵發，而避免了農民的突發暴動，這場政變完全可能成為無可無不可的中性政變。這里，再次表現出一種偶然性：事情沒有按炤正常的邏輯發展，而是趙高再度發動惡性政變，大大偏離了李斯卷入政變的初始預期。這次，誘發因素變成了胡亥。胡亥即位後，低能愚頑的享樂意識大發作，進一步誘發了趙高全面操縱國政的野心，最終導致了趙高再次發動政變，殺害了胡亥。在這再度惡變的過程中，李斯幾欲掙扎，幾欲將國政扳回常態，然由于已經與帝國權力層的根基力量疏遠，其努力蒼白無力，終于陷入了趙高的陰謀而慘死。


　　政變，再度政變，使這一政變終于走上了惡性道路。

　　惡果之一，秦帝國堅實的權力結構迅速崩潰。在趙高“誅大臣而遠骨肉”的殘酷預謀下，嬴氏皇族被大肆殺戮，帝國功臣被一一剔除，中央政權發生了急劇的惡變。

　　惡果之二，反其道而行之的種種社會惡政〞〞大工程不收反上，大徵發不減反增，賦稅徵收不輕反重。凡此等等，迅速激發了激烈的民眾反抗，由此而誘發了復闢勢力的全面復活，使社會動蕩空前激烈，矛盾交織難解，大災難終于來臨。

　　惡果之三，秦帝國群策群力的施政決策方式蕩然無存，驟然轉變為胡亥趙高的荒唐臆斷。中央決策機構全面癱瘓，以致胡亥對農民暴動的大動亂程度的荒唐認定，根本無法得到應有的糾正。在始皇帝時期，這是無法想象的。
　　綜上所述，秦帝國滅亡的直接原因是顯而易見的。


　　其二，戰國大爭傳統，形成了巨大的歷史慣性，導致了空前劇烈的全面動蕩。

　　秦末動亂之快速劇烈，在整個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

　　從始皇帝病死沙丘的公元前210年7月22日，至公元前209年7月大亂之時，堪堪一年。這一年之中，天下由盛大治世陡然化作劇烈亂世，轉折之快，如颶風過崗萬木隨向，實在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大象飛轉！及至大澤鄉九百徭役揭竿而起，竟能達到“旬日之間，天下響應”的激速爆發之勢，為後世任何大動蕩所望塵莫及。

　　在社會節奏緩慢的自然經濟時代，煌煌強勢一年急轉直下，實在是不可思議的。

　　在中國乃至整個人類歷史上，事實上也只有這一次。


　　歷代史家解釋這一現象，無不歸結為秦“暴政”蓄積已久，其發必速。

　　所謂“天下苦秦久矣”，正是此等評判之依據。實則不然，這種轟然爆發而立即彌漫為整個社會大動亂的現象，固然與秦二世惡政有直接關聯，也與始皇帝時期的帝國施政有關聯，但不是必然性關聯，尤其不是長期“暴政”激發一朝大亂的必然性因果關聯。基本的原因是，秦帝國並非暴政，更不是長期暴政。秦末大動亂其所以驟然爆發，且立即全面漫延，成為人類歷史之唯一，其根本的原因，取決于那個時代獨有的社會特質。不理解或有意忽視這一特質，則無法深刻解析這一歷史現象。

　　

　　什麼是秦末社會的獨有歷史特質？

　　秦末社會的獨有歷史特質，在于戰國大爭傳統依然是主導性的時代精神。

　　這種精神，決定著時人對種種事件的認知標准，也決定著隨之而來的反應方式與激烈程度。為此，要深徹體察兩千余年之前的那場劇烈大爆發，首先得理解那個時代的價值理念，理解那個時代的行為方式。否則，不足以解釋其普遍而劇烈的反應，不足以解釋其大規模地酷烈演進。作為解析人群活的歷史奧秘的探索者，最不能忽視的，便是發掘那個時代已經被史書風干了的鮮活要素。否則，曲解是必然的。

　　首先要關注的大背景，是秦帝國建立後不同群體的社會心態。

　　秦帝國惡性政變發生之時，一統天下尚只有短短的12年。無論以哪個時代的變化標尺衡量，12年，都是個太短太短的時段。其時，七大戰國生死拼殺的那一代人，全部都正在盛年之期；家國興亡所導致的巨大精神鴻溝，尚深深植根于種種社會群體之間，尚有很遠的距離才可能彌合。就權力層面說，戰勝者成了一統天下的君王與功臣，戰敗者則成了失國失地的臣民或罪犯。此間鴻溝，既不可能沒有，也不可能不深。就民眾層面說，戰勝國臣民的主宰感、榮譽感與尊嚴感，以及獲取巨大的戰勝利益的愉悅感，都倍加強烈。滅亡國家的民眾，其濃烈的淪喪感、失落感與自卑感，以及在社會利益分割中的不公平感，被鮮明地放大了。此間鴻溝，既不可能沒有，也不可能不深。

　　就關注焦點而言，也是不同的。

　　作為戰勝者的帝國政權與本體臣民，立即將全部心力投入到了大規模的文明創制之中，力圖以宏大的建設功業達到人心聚化，從而達到真正的天下大治。而作為戰敗亡國的山東六國臣民，其需求則要復雜得多：山東民眾孜孜以求的是，力圖從統一新政中獲得實際利益的彌補，獲得精神淪喪的填充；山東六國之貴族階層，則殷殷渴求于復闢，殷殷渴求奪回已經失去的權力、土地與人民。此間鴻溝，不可能沒有，更不可能不深。


　　凡此種種鴻溝，意味著這時的社會心理尚處于巨大的分裂狀態。

　　帝國政權的統一，距離人心的真正聚合，尚有很大的距離。


　　雖然，從總體上說，天下民眾確定無疑地歡迎統一，並欣然接受了統一。始皇帝大巡狩刻石中的“皇帝並一海內，天下和平”並非虛妄之辭。然則，歷史與社會的復雜性便在這里：對于一個魄力宏大且又洞徹天下的政權而言，上述種種社會鴻溝，都可能在妥善的化解中漸漸趨于平復；而對于一個不知深淺的惡變政權，上述種種社會鴻溝，則可能立即從潛藏狀態驟然轉化為公開狀態，精神鴻溝驟然轉化為實際顛覆！

　　就其實質而言，秦帝國統一初期，整個社會心理仍舊處于一種不定型的可變狀態，天下對秦帝國一統政權尚未形成穩定的最終認可。渴望重新回到戰國大爭時代的精神需求，仍然是一股普遍而強勁的社會思潮。

　　唯其如此，在後世看來相對尋常的種種事變，在這個時期都具有數倍數十倍放大的強烈反應後果。如秦二世胡亥般低能昏聵的君主，前世有之，後世更多有之。然則，其時社會反應之遲鈍緩慢，遠遠無法與秦末之激烈快速相比。自西漢末期的綠林、赤眉農民軍暴動起，任何時代的農民起義，都是反復醞釀多年方能發動，發動後又長期轉戰，很難得到社會有效支持；至于普遍響應，更是極其罕見。此種現象，愈到中國後期愈明顯。宋王朝享樂庸主多多，且內憂外患頻仍，農民反抗經久不斷，然卻數十年不見天下轟然而起。明代昏君輩出，首代殺盡功臣，此後外患與政變迭出，後更有“家家皆淨”之號的槃剝皇帝嘉靖，而明代釀成農民大起義，卻竟然是在二百余年之後。

　　縱觀中國歷史，其對昏暴君主的反應差別之大，直教人懷疑戰國華夏族群與後世國人簡直就不是一個種族。

　　

　　此間根本，正在于活歷史中的時代精神的巨大差別。

　　根本點，是直接延續于秦帝國時代的戰國精神。


　　春秋戰國時代，是“多事之時，大爭之世”。

　　那時，普遍的生命狀態是“凡有血氣，皆有爭心”。

　　當此之時，世風剛健質朴，不尚空談，求真務實，對國家大政的評判，既直截了當，又坦蕩非常。春秋戰國時代的普遍現象是：國有昏君暴政，則人才立即出走，民眾立即反抗，或紛紛逃亡。這種剛健坦蕩精神，既包括了對昏聵政治的毫不容讓，也包括了對不同政見者的廣闊包容，因之，釀成了中國歷史上的一系列政治奇觀。在中國歷史上〞〞

　　只有這一時代的貴族，可因政見不同而流亡天下，並能在流亡中尋覓時機再度奪權。

　　只有這一時代的政治失敗者，能在被貶黜流放中再度崛起，重新返回權力場。

　　只有在這一時代，士人能以政見為標尺選擇國家，合則留不合則去，獨立性千古罕見。

　　只有這一時代，民眾可以自由遷徙，能做到“危邦不居”。

　　只有這一時代，民眾可以對不能容忍的暴政一揮手便走，否則，便聚而抗爭。

　　只有這一時代，民眾真正地千刀萬剮過昏暴的君主……

　　凡此等等奇觀，皆賴于這一時代的“大爭”精神。

　　凡此等等奇觀，皆是這一時代的社會土壤所開出的絕無僅有的奇葩。


　　這一時代現象，便是天下問政的風尚。

　　這一風尚的實際內涵，是對失敗者的寬容，對當權者的苛刻。


　　秦統一中國之後的12年里，春秋戰國遺風仍然以濃烈的歷史傳統，存在于現實社會。

　　整個社會對已經滅亡的六國，並沒有因為向往和平與統一而從精神上徹底纔棄，對六國貴族的復仇，更沒有因為遵奉秦法而一概冷落；至于對復闢舊制帶來的惡果，則因為沒有復闢大毀滅的歷史先例，其時尚無法深切體察。其時，天下民心對帝國大政的基本態勢，仍然是春秋戰國的價值法則：你果真高明，我便服你！你果真低能，我便棄你！始皇帝雄風烈烈，大刀闊斧開天闢地，大謀天下生計，誰都會看在眼里。

　　好！帝國施政縱有小錯，民眾也容忍了。

　　秦二世低能昏聵，殺戮重臣，享樂與聚歛並發。

　　大謬也，是可忍孰不可忍！民眾立即起而反抗。

　　在那個時代，沒有漫長的忍耐與等待，沒有基于種種未來利益與現實利益而生發的反復權衡，沒有“臣罪當誅兮，天子聖明”的愚忠世風，沒有“竊以為如何如何”的萎縮表達方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都是簡單明了的。
　　

　　轟然之間，社會直感立可爆發為巨大的社會風暴！

　　這便是社會土壤，這便是時代精神。


　　就歷史事實說，始皇帝以戰止戰而一統天下，民眾無疑是真誠地歡迎，真心地景仰。一個新政權堪堪立定，便致力于破解人身依附、取締封地舊制、決通川防、修筑道路、消除邊患、建立郡縣、統一文字、統一交通、統一田疇等等天下生計作為。再加上帝國君臣上下同心，政風清廉，遵奉法度等等後世罕見的清明政風。歷經春秋戰國數百年錘煉的天下臣民，不可能沒有分辨力，不可能不真誠地景仰這個巍巍然崛起的新帝國。唯其如此，天下臣民容忍了相對繁重的徭役，容忍了相對繁重的賦稅，也容忍了種種龐大工程中夾雜的部分與民生無關的奢華工程，如拆毀六國都城而在鹹陽北阪寫放重建。甚或，也容忍了勤政奮發的始皇帝任用方士求仙採藥，而求長生不老的個人奢靡與盛大鋪陳。


　　歸根結底，人民是博大的，明智的，通達的。

　　事實上，人民在期待著始皇帝政權的自我校正。

　　畢竟，面對始皇帝這樣一個不世出的偉大君主，人民寧可相信他是願意寬政待民，且能夠自我校正的。這種天下心態，雖非春秋戰國時代的主流精神，然卻也是基本的復雜人性的活化事實，既是正常的，也是前世後世屢見不鮮的。

　　在人類歷史上，偉大的君主不惜以累積民怨為代價而追求宏大功業，是極為常見的。這種君主，其歸宿大體不外三途：其一，暮年自我校正，且能清醒善後，戰國如秦昭王，後世如唐太宗；其二，有所悔悟而來不及自我校正，然卻在生前能清醒善後，擇賢君而立，故其弊端被後世繼承者校正，後世漢武帝為此典型；其三，既來不及自我校正，又來不及清醒善後，驟然撒手而去，留下巨大的權力真空，導致巨大的顛覆性惡變。


　　無疑，始皇帝屬于第三種情形。

　　始皇帝身後的惡性政變，既滑出了始皇帝的政治個性邏輯，又滑出了帝國法治的常態性邏輯，本身便是一個歷史罕見的偶然性。且讓我們作一條歷史的延長線：若沒有陳勝吳廣的農民暴動及其引發的復闢惡潮，度過胡亥趙高的惡政之後，由子嬰繼位秦三世；在此情勢之下，帝國政治能否恢復平穩狀態？應當說，答案是肯定的。果然如此，後世對秦政秦文明的評價又當如何？

　　這一假設的意義，在于展現歷史邏輯。

　　這一假設的意義，在于清楚認識秦亡並非因秦政而發，秦亡並不具有必然性。
       話說回來不一定是秦始皇暴政導致秦王朝滅亡~~~~~~~
       而是秦始皇還沒準備他快死了!!沒事先準備太后人選!!!沒事先準備儲立太子!!!!!
           太相信自己的能力能夠在死後影響他的秦皇朝(老虎發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