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1986

　　西周的六卿首領，春秋時稱為“正卿”或“冢宰”，也有稱為“相”。正卿尚有一、二副貳，稱為“介卿”。東周王朝的執政正卿，開始是鄭伯，至隱公八年(前715年)後，是鄭伯和虢公，鄭伯為主卿士，虢公為右卿士。至桓公五年(前707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從《左傳》行文看，大概右卿士的地位高於左卿士(中原各國尚右，南方楚國尚左)。從此以後，虢、周二公並掌周政。到了僖公五年(前655年)，虢國滅，虢公丑奔京師，自此，虢公也失政。下一階段周室的執政者就是周公。以後周公又與王子虎、王叔桓公等同執周政。至春秋後期，周政權才落在單、劉二氏手中。這兩人也是王期的右、左卿士。
　　《周官》首列“天官冢宰”，其僚之首稱為“太宰卿”，下列太宰的職司是“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這很清楚地說明了太宰就是相職。但太宰這個官，從春秋中葉以後，地位就逐漸下降了，這大概是春秋後期周王室公室地位下降的緣故，因為太宰本身是王室公室的家宰，王室衰落，其家宰自然地也隨之失去了控制權。
　　春秋時期諸侯國的重要職官是司徒、司馬、司空，其次為司寇，這些是掌管諸侯朝政的官。司徒治民，“司”是掌管、“徒”是徒役，指服軍役和各種勞役的民眾，司徒治民事，掌戶籍；司馬治軍，戰國以前重車戰，兵車用馬拉，每輛戰車用四匹馬，中間兩匹稱“服馬”，兩旁稱“驂馬”。馬在車戰時代起相當大的作用，所以以“馬”命官，掌管軍事的官就稱司馬。司馬的佐助稱為少司馬。主管養馬的校人(或稱校正)是司馬的屬官；司空管土地，主要職責是測量土地的遠近、辨別土地的好壞，以便授於民眾耕種，並編定賦稅的征收數額；司寇，掌管刑獄訴訟，治寇盜。這些官稱在中原列國多有設置，其職司也大同小異。主管刑獄的官還有稱作理、士、大士、尉氏等。例如晉國的欒盈在國內鬥爭失敗後逃往楚國，他路經東周國境時，遭到了搶劫，因此要求周王給予保護，不然就要歸罪尉氏。“尉氏”當是後世“延尉”一名之所本。
　　魯國，據《左傳‧昭公四年》載，杜泄對季孫說：“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勛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勛。”
　　由此可見，魯三家實際掌握了司徒、司馬、司空三個要職。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年)，季孫對臧武仲說：“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
　　這說明臧武仲為司寇，其職次於“三司”。後來臧氏衰敗，孔子曾一度為魯司寇，地位僅次於三司，所以他有資格陪同魯定公到夾谷會見齊景公。據說他在司寇任內曾誅殺了與他作對的少正卯①。其實這事恐不可信，“少正”本是官名，但春秋時魯國並無此官。孔子是春秋後期人，出身於非貴族家庭，他當上司寇這樣的要職，反映了當時的等級制和世官制已開始動搖了。
　　宋國，據《左傳‧文公八年》載，有“六師”之制：“公子成為右師，公子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
　　“司城”就是“司空”，因宋武公名司空，避其諱，故改司空為司城。其後，宋分司寇為“大司寇”、“小司寇”，又增設“太宰”、“少宰”等官，事見《左傳‧成公十五年》：“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
　　太宰在西周的地位很高，春秋時除早期的東周王室，晚期的吳國還有一定地位外，在其他國家都不是要職。宋國雖增設宰官，但位在六卿之後，又不是卿爵。宰職本是王室家里總管性質的官，到春秋時期，它的地位下降，正反映了治事職官和臣僕或宮廷內官的分職。至昭公二十二年(前520年)宋國六卿排列次序為：“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卬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在師，欒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
　　右、左師的地位降於“三司”之後。此後，由於時世不同，六卿權力的輕重也隨之而變換。至哀公二十六年，又以右師為首：“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茷為司城，樂朱鉏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
　　宋國的所謂“右師”、“左師”，可能就是右左二卿士，相當於後世的右、左二相，所以，僖公九年(前651年)宋襄公即位，以公子且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成公十五年，華元執政，即任右師之職，向戌也曾以左師聽政。”
　　鄭國也設有“六卿”，但官職不盡一致，《左傳‧襄公二年》說：“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
　　《左傳‧襄公十年》云：“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又在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提到“少正公孫僑”與晉人對話之事。從這些記載可知，鄭國的所謂“六卿”官稱應是“當國”，“為政”，“司馬”，“司空”，“司徒”以及“少正”。”
　　晉國的執政官多為軍職。《左傳‧閔公元年》載，晉獻公時有二軍：“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這種君卿共掌軍師之制，與春秋初年六國相同。至晉文公始作三軍，立“元帥”，《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載晉侯興師救宋說：“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
　　所謂“元帥”，也稱將軍，就是中軍將，元帥、將軍之名實始於此。中軍將是軍中最高執政官。春秋列國軍政不分，晉文公六年(前631年)，趙盾將中軍，“始為國政”，這就是說，中軍主將執國政，為諸卿之首。晉三軍將佐都是卿。成公三年(前588年)十二月“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這就是說，凡是掌軍職、地位較高的都可以成為執政官——卿(列國官制大體如此)，這可作為文武不分、軍政合一的佐證。在各軍將佐之下設有軍大夫，軍司馬，軍司空，侯庵等官，分別掌管軍中政事、軍紀、道路修建、偵察敵情等事。” 　　晉國在成公時，以卿的長子為公族，並設公族大夫以教育公族，以中軍元帥治民治軍。司馬、司空的地位比其他國家低，司馬只掌管軍中法紀，而不是統兵之官。這是晉國職官與其他國家不相同的地方。司空除管軍政，也管民政，其職司與列國相同，主管築城及其他土木建築。例如莊公二十六年(前668年)士蒍因有新功，由大夫升為大司空。獻公則命他主持增築絳城，修建公子重耳、夷吾封地蒲城與屈城。
　　春秋列國在治事眾官之上，有一人總領全國大政，各國名稱不同，泛稱為“執政”，相當後世的相職。它是由西周晚期的執政卿事發展而來的。東遷後的周王室，在春秋初年還稱為“卿士”，後來又以太宰居此位。晉國稱為中軍元帥，鄭國稱為當國，齊國在景公時曾一度稱為相。“執政”者的爵位，一般是正卿(或稱為上卿)，只是在齊景公時管仲執掌國政而爵為下卿。這是因為齊有國氏、高氏二卿，由周天子所命；而管仲為桓公所任，其爵位為下卿以表示齊對周王朝的尊重。“執政”有一、二人襄助，如右卿士有左卿士襄助，右相有左相襄助，太宰有少宰襄助。
　　東周王朝及列國君主近身還有一批專為私人服務的官員，這類官列國大體一致。如太師、太傅、太保，本是教育太子的師、傅、保，太子即位為王，他們就被尊稱為太師、太傅、太保。這類官在西周時地位很重要，執掌國政，被稱為“三公”。春秋時，各諸侯國不設太保一職，而太師、太傅多屬美稱，並沒有實際權力。又如膳夫，本是掌管王的膳食官，西周時卻可以擔任王命的要務。春秋初年，東周王室膳夫的爵位還是大夫，地位不算低，但其他侯國掌管膳食的官，則不見有執行重大政治使命的事。西周實行宗法制，宗伯是王朝的重要職官，而春秋時只有魯國設宗伯，其職掌是祭祀時掌神主位置的排列，其他侯國只設宗人，為國君掌管祭祀，並向神靈禱告，所以有“祝宗”之稱，地位不很高。這些職官地位的下降，是朝政治事官與宮廷內官分職的結果。這種分職是春秋時官制的一大變化，反映了統治機構日趨完善，設官分職更加細密的情況。
　　在君王左右還有一種專掌書記文籍典冊的官，稱為“史官”，《左傳‧莊公二十三年》載曹劌諫魯莊公：“……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這里所說的“君舉必書”，就是史官的職責，魯成公二年(前589年)，周定王破格接待晉國史臣鞏朔，事後定王派人告訴史官，此舉不合禮制，不要載入史冊。可見君王的言行，都有專人記錄。西周時，史官有太史、內史之分，內史專掌冊命之事。到春秋時，除東周王室外，其他侯國只有太史兼掌冊命，而不設內史之官。史官為了記載的真實性，往往秉公直書，不畏權勢。如《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齊崔杼專權，殺死國君齊莊公後：“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這段記載說明了春秋時期的史官，為了保留歷史的真實，不惜獻出自己生命的大無畏精神。還有一種掌管占卜的人，也稱“史”，如襄公九年，“穆姜(襄公祖母)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史曰……”。這種“史”不是指太史或內史，而是指掌管卜筮的官。這種官又稱卜人或卜士。
　　此外，國君宮內的日常事務，則由一種僕大夫掌管，君臣之間的意見常由他上通下達。這種人很容易假君命而擅權，如《哀公二十六年》載：“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未有立焉……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
　　這個大尹就是掌管通達君臣意見的僕大夫。他竟敢不將臣下的意見通達給宋景公，還以自己私意作為景公意見下達給臣僚，致使宋國六卿三族都受其擺布。後來事情敗露，才畏罪潛逃楚國。在列國宮中還設有樂官，稱師、太師或舞師，掌管祭祀，宴饗，朝會的樂舞。又設府人、廩人，掌管國君的財物。府人掌金玉玩好，廩人掌糧禾米物。國君的後宮，由司官掌管，司官或稱為巷伯、寺人、豎等，都由閹人充任。
　　春秋時期中原侯國的地方政權組織，基本上是國野制。所謂“國”，就是指國都附近地區，“野”就是指農村，把郊區和農村的居民按什伍制組織起來，各級設官管理，據《國語‧齊語》載，春秋初年，管仲在齊國推行“參國伍鄙”制，在國中以五家為軌，設軌長，十軌為里，設里有司，四里為連，設連長，十連為鄉，設鄉良人，爵為大夫。國中有二十一鄉。軌長、里有司、連長、鄉良人是國中的四級官制。在野鄙中以三十家為邑，設邑有司，十邑為卒，設卒帥，十卒為鄉，設鄉帥，三鄉為縣，設縣帥，十縣為屬，設屬大夫和屬正長各一人。全國分為五屬。邑有司，卒帥，鄉帥，縣帥，屬大夫，屬正長是野五級官制。
　　國野制在西周時期就已推行過。春秋以後，各侯國又相繼設縣；至春秋末，晉國在縣下又增設郡。春秋時郡比縣小，這與戰國以後的郡統縣的地方制不同。在春秋中、晚期，許多縣成為國家的地方政權組織。例如晉滅祁氏，羊舌氏後，分其田為十縣，每縣由國君派人治理，稱為縣大夫。縣大夫下設有縣師、司馬、司寇(其職掌與中央政權中的司馬、司寇相當，只是管轄范圍不同)。縣本來設置在一國的邊境，其目的是為了加強防守。至春秋中晚期，內地也設縣，如晉國就曾在舊都絳設縣，稱為絳縣，由於縣的大量設置，就逐漸取代了國野制，縣郡官吏也就成為地方政權的主要官吏了，到戰國時期，國野制也就不存在了。
　　西周、春秋時期的貴族有大片的封地，也有宗族組織，這種宗族組織被稱為“家”，春秋時期這些“家”族組織大大膨脹起來，有很大的勢力。魯國的“三桓”(即魯桓公三兒子之後)就曾兩次瓜分公室。晉國的六卿，勢力也很強大，祁氏、韓氏各擁有七個縣，大夫羊舌氏也有兩個縣，據《左傳‧昭公五年》載：“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九縣能出九百輛兵車，說明每縣都是擁有一百輛兵車的大縣。此外，宋國的戴、桓八族，鄭國的“七穆”，都是大家，都擁有大片的封地，控制著大量的人口，實際上他們的“家”中已建立起一套政治機構，是國中之國。這種“家”，可視為一國中的地方組織，總管一家政務的稱為宰，宰下有各種官吏，分掌各種事務。《論語‧子路》載，孔子的學生仲弓就曾任過魯國季氏的家宰，他向孔子請教為政的辦法，孔子告訴他：“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可見家宰權力不小，可以任免官吏。《論語‧先進》說，子路為季氏家宰時，就任命子羔為費邑宰。“家”的下面，還分設有若干邑或縣，並設有各種職官。《定公十年》載，魯國叔孫氏的郡邑就設有邑宰(公若為之)，馬正(公南為之)，工師(駟赤為之)等官。春秋晚期，這類家臣的人選已不限於本宗族的人，有時也不限於用本國人。例如陽虎，本為孟氏後，而作季氏家宰，定公九年(前501年)，陽虎畏罪逃奔晉國，趙簡子迎而相之。子路作了魯國季氏宰後，又到衛國作了衛大夫孔悝的邑宰，並於哀公十五年為孔悝之難“結纓而死。”齊國的鮑國，跑到魯國作了施孝叔家臣。這種家臣、家宰不受出身和等級的限制，如子路、仲弓、冉有、子羔等人出身均較低微，都先後做過家宰、邑宰之類的官。春秋晚期，家臣的俸祿多為領取實物，主子對家臣的任免去留也比較自由，他們之間基本上是個人的主從關系，由這種關系而逐漸構成了一種新型的任官制度。到了戰國初期，一些強家起而取代了國君，成為諸侯後，這些家臣就變成了國家的官吏。這時，家臣與主人間的主從關系，就成了新國家官僚制度的基礎，這樣，從西周以來盛行的等級制、世官制，就被一種新的、適合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