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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術獨尊，並非歷史的必然。有時候，決定歷史命運的恰恰就在於它的偶然性，或者某些人的一念之差。
　　儒學如今是顯學，從學界到民間，從儒學論爭到讀經運動，似乎都彰顯了新世紀儒學的“復興”。不管是把儒學當作一種信仰，還是批評儒學只是一縷“游魂”，儒學總而言之都進入了新世紀人們的視野。接下來值得一問的是：為什麼那麼多人關注儒學？
　　概言之，儒學其實只是一種權力，或曰權力的實現。要理解這句話的意思，應該還是要回到儒學成為獨尊的歷史境域來說話。眾所周知，儒學獨尊發生在西漢武帝之時。武帝為什麼要獨尊儒學？他又是怎麼來尊儒的？這個問題本來是個大問題，然而人們都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它。要弄清這個問題，我們先來看三件事。這三件事發生在三個很有意思的人身上。
　　第一件是秦始皇的坑儒。《史記·秦始皇本紀》關於坑儒的記載背景是這樣的：秦始皇聽信方士關於長生不老之說，打發方士到處尋找長生之方，殊不知，世間哪有什麼長生不老之方？方士得了銀子，卻不敢回見始皇，於是只好逃亡。方士侯生、盧生潛逃後，秦始皇大怒。“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御史是刑獄之官，諸生即儒生。御史把諸生捉來審問，諸生互相告密，秦始皇便親自圈了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把他們活埋了。活埋以後，又告知天下，以示儆誡。
　　《史記·儒林列傳》之張守節“正義”作了補充說明：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愍儒鄉。溫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阬，古相傳以為秦阬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人，乃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也。
　　大意是，秦始皇焚書以後，為鎮服天下而對儒生進行了屠殺，其具體辦法是先以官職引誘儒生，再以種瓜之計誑騙儒生，最後將儒生坑殺。從這段記載中的坑儒過程來看，這完全是經過精心策劃的陰謀。
　　這兩段記載因坑殺的人數不同和原因動機不同，而引起後世廣泛的爭論。有的說，秦始皇坑儒怎麼說人數也只有幾百人，與當時活埋趙軍幾十萬人相比，只是小巫見大巫；有的說，秦始皇很可能坑儒兩次；還有的說，這兩次實際上是一次。從《秦始皇本紀》看，所記載的坑殺過程很簡單，只四個字“坑之咸陽”，而《詔定古文尚書序》所記，則是坑殺的具體過程，因此，有可能兩書所記的實際同為一事，後書是對前書所坑殺事件的具體記述盡管某些細節未必準確。
　　還有的說，秦始皇“焚書”有之，，“坑儒”則無，所謂“坑儒”實是“坑方士”之訛。當時秦始皇主要針對方術之士大開殺戒，儒生被坑殺者雖有，但為數不多。從歷史上看，儒家在秦朝的地位比以往大有提高，秦始皇的“坑方士”行動，對秦代儒生的社會政治地位並未造成大的影響。如清代梁玉繩說：“餘常謂世以‘焚書坑儒’為始皇罪，實不盡然。……其所坑者，大抵方伎之流，與諸生一時議論不合者耳。”(《史記志疑》)宋代鄭樵說：“陸賈，秦之巨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而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對，是則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清代梁玉繩也說：“《叔孫通傳》載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問陳勝，又通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征魯諸生三十餘人……則知秦時未嘗廢儒，亦未嘗聚天下之儒而盡坑之。”(《史記志疑》)
　　有的甚至提出，西漢始元六年(前81)，始有桑弘羊提出秦始皇“坑儒”這一說法，這時距始皇去世已有一百多年了。劉向在《戰國策序錄》中也說過“坑殺儒士”的話。也就是說，坑儒是後世儒家強加給秦始皇的罪名。
　　既然這麼多人對“坑儒事業”提出了質疑，我們就有必要來探究一下秦始皇到底殺的是些什麼人。考古發現的秦云紋瓦當告訴我們被秦始皇所坑埋的是術士，是一群宣傳煉丹吃藥，上山下海求仙，用長生不死之說欺騙、蠱惑人心的騙子，在當時以這種“方術”成名的人有羨門高、正伯僑、徐福以及他們的徒子徒孫盧生、侯生、韓眾等等。他們欺騙秦始皇，說能給秦始皇弄來長生不死之藥。秦始皇給了他們好多錢，他們弄不來長生不死之藥，而且還在下頭議論秦始皇，說秦始皇“剛戾自用”、“專任獄吏”；說秦始皇“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說秦始皇“貪於權勢”、“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說秦始皇每晚批閱文件，批閱不完多少斤竹簡、木牘就不睡覺；說像他這樣的人如何能夠成仙呢？說完後他們便卷鋪蓋逃跑了。他們所批評的秦始皇的一些毛病，不能說不對，但他們是由於沒有辦法向秦始皇交差，沒有辦法掩蓋他們的騙術不靈而發這種牢騷的。所以秦始皇大為震怒，便把留在咸陽的一些類似的人捉起來加以拷問。這些人相互牽引，越扯越多。秦始皇從中圈定了四百六十個，把他們活埋在咸陽城外的山區。當時的坑儒谷在今西安市臨潼區西南十公里之洪慶村。
　　顯然，至少可以肯定一點，坑儒事業是由方術之士引起的。許多人據此認為，秦始皇是坑方士而不是坑儒，但在看來是有問題的。“儒者，術士之稱也”。儒是術士的別稱。術士本來就是儒，儒也就是術士，秦始皇坑殺的就是儒。那麼，方術之士為什麼被稱為儒生(諸生)呢？
　　儒在孔子之前的時代就已經存在，它是從事某種與文化和習俗有關、具有特殊技能的一批術士。東漢許慎說：“儒，柔也，術士之稱。”鄭玄也說：“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儒其身。”揚雄認為：“通天地人曰儒。”胡適考證：儒是殷民族的教士。由此可見，儒之名稱的內涵經歷了很大的變化。孔子以前，儒是作為一個懂禮重樂的知識階層而出現的；孔子以後，儒是作為一個有文化意識和道德節操的社會團體而出現的。後者是從前者即巫術方士中分離出來的。
　　戰國時期，“儒”字可以稱孔子、孟子那個學派的人；同時也可以泛稱學者、文化人，例如對於莊子，就有人稱他是“小儒”。孔子也強調要區分“君子儒”與“小人儒”。荀子認為“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甚至認為有徒具形式而喪失儒家精神的“賤儒”。東漢末年應劭仍然將儒者劃分為“通儒”和“俗儒”。孔子死後，“儒分為八”，不一定表明儒家這個“學派”內部分化為八派，事實上也不大可能分化得這麼嚴重，無非是人們根據他們的師承和境界而區分他們的差異而已，就如俗儒、雅儒這樣的區分一樣。因為根據孔門後學的具體情況來看，他們之間有的區別並不明顯，有的則根本不能算作儒，比如那個替孔子駕車的樊遲。
　　因之，後人不必在“儒”和“方士”之間為秦始皇大做翻案文章。在秦始皇和時人看來，他們之間並沒有什麼區別，況且，坑殺那些俗儒，只不過是秦始皇手中的一種權力。
　　第二件事是漢高祖劉邦溺儒冠。史載漢高祖劉邦之輕賤儒生、奚落儒生到了令人發指的程度。“沛公不喜儒，諸儒冠儒冠而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酈食其以“狀貌類大儒”不見，復報以高陽酒徒則見之。
　　劉邦為什麼不喜儒？歷史上沒有明文記載。後人說“劉項原來不讀書”，這其實是片面的。項羽雖然是一介武夫，但作為貴族出身的他，剛開始也是要讓他讀書的，只是他更喜歡學武，這並不能說項羽就是個文盲；劉邦也一樣，歷史上雖然沒有記載他讀了什麼書，但《史記·高祖本紀》說他“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為泗水亭長。”也就是說他成年後是經過考試做了亭長的。依秦制，以吏為師。劉邦無疑更不是文盲(否則何以能寫出《大風歌》？)。
　　劉邦顯然不是方術之士，他和儒生的區別之一也體現在帽子上。史載劉邦喜歡一種以竹皮做成的帽子(冠)，應劭說：“一名‘長冠’。側竹皮裹以縱前，高七寸，廣三寸，如板。”蔡邕也云：“長冠，楚制也。高祖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司馬彪《輿服志》亦以“劉氏冠”為鵲尾冠也。
　　其實，劉邦並非不喜歡讀書人，張良、蕭何、韓信、陳平都是讀了點書的人，雖然他們讀的不是後來被儒家專有的“六經”。劉邦還懂樂，《史記·高祖本紀》載“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就是說劉邦曾培養過一個由一百二十人組成的樂隊。
　　劉邦是典型的性情中人，酈食其去見劉邦，劉邦正在洗腳，酈擺儒生架子，被劉邦脫口罵做“豎儒”，但見酈生有識見，便立即拜其為廣野君。另一個例子是叔孫通。“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制，漢王喜”。可見，劉邦並非對儒者有成見，他不喜歡儒生繁飾重文，而喜歡他們“短衣便事”。人言叔孫通是儒者敗類，好迎上意，其實不然。叔孫通原在秦始皇時做博士，見始皇無道，設計出逃，投劉邦，是識時務之舉；他對儒者的弊端與作用認識也很透很清醒：“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他為劉邦設計朝儀，到家鄉魯國搬請一些儒生，有人就以“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為由，不肯相從。被叔孫通一頓痛斥：“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叔孫通建議劉邦正禮樂，說：“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原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這段話里看得出叔孫通深得孔子的禮樂真諦。等到劉邦見識了他設計的朝儀，由衷地嘆道：“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並由此獲得了儒生的佩服：“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
　　第三件事是竇太后使儒生刺野豬。這件事載於《史記·儒林列傳》，事出有因。
　　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
　　原來喜好黃老之學的竇太后有一天召大儒轅固，也就是那個傳“齊詩”的轅固。好黃老的去“請教”一個好儒的，這顯然是問道於盲。此時的儒地位很微妙，民間對這個儒好感倍增，而朝廷里也出現了不少學儒出身的博士，轅固就是景帝時的博士，但關鍵是景帝說了不算，得竇太后說了算，而這個太后牢牢地把握著意識形態的主導權。而頗不識時務的儒生轅固說了一句大不敬的話：“這是婦道人家的見識罷了。”就是說老子的書只有像太后您這樣的婦道人家才喜歡啊！女人們都討厭男人說她“頭髮長見識短”，竇太后聽了哪有不生氣的道理？於是就派他一個差使，要他去跟野豬搏鬥。要不是景帝援手相救，轅固自己恐怕倒會栽在婦道人家手里了(事實上，轅固對老子的態度，就與孔子“和而不同”的精神大相違背)。
　　從上述這三件事可以看出儒的地位的尷尬。在後世儒家的眼里，這三件事被無限放大，被視為儒學命運的重大關節，是漢武帝獨尊儒家的歷史背景。其實，上述三件事只不過是儒生與權力碰撞的際會。從學理上根本看不出儒學的奧妙。這在後世好大言的儒生看來，顯然不足以鞏固儒家好不容易取得的地位和權力。於是，他們只好在獨尊儒術上大做文章。
　　那麼漢武帝又是出於一種什麼心態來“獨尊儒術”呢？儒術獨尊的真實面貌又怎樣呢？先得來認識一下這位漢武帝。《史記·孝武本紀》載：孝武皇帝者，孝景中子也。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為膠東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廢為臨江王，以膠東王為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為孝武皇帝。
　　按漢初的制度，身為膠東王的劉徹是沒有資格做皇帝的。他之成為漢武帝，純粹是無心插柳。漢武帝之母王夫人只是皇帝身邊眾多妃子中的一個，但這位王夫人頗有政治眼光。據《漢書》，竇太后之長女、長公主劉嫖有一女，想要嫁給當時的太子，但太子之母栗姬不答應，這一下惹惱了這位長公主。而聰明的王夫人很開通地容納了這樁親事，聰明的劉徹還留下了“金屋藏嬌”的故事。後來薄皇后遭廢，而長公主仗著母親竇太后的寵愛，多次數說栗姬的不是，誇獎王夫人及自己的女婿劉徹。這樣，久而久之，栗太子劉榮立為太子四年後終於被廢為臨江王，後又因巫蠱事而被下獄自殺。劉徹得立為太子。當然事情並非這麼簡單。西漢初期自呂后開始便有了母后干政的傳統，宮廷政治多圍繞母子、祖孫、帝后后妃之間產生明爭暗鬥，政治漩渦接連不斷。漢景帝之母、漢武帝之祖母竇太后便是又一個重要角色。
　　從《史記》和《漢書》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位能力頗大的竇太后年輕時只是一位宮人，靠的是逢迎而受到文帝及其母薄太后的歡心，積累了豐富的宮廷政治經驗。而西漢初年又盛行以孝治國，即便是皇帝也不能違逆母后的旨意。正是這位喜好黃老之術的竇太后，卻幾次想要立景帝之弟、自己的少子梁孝王劉武為太子。因而廢栗太子劉榮，這位竇太后不一定使了什麼力，但至少不會阻攔；但立劉徹為太子，卻沒那麼簡單，一則文帝曾有言：“千秋萬歲後傳於王”，二則梁孝王在平定七國叛亂之中立有大功，這更使得劉徹的皇位之路頗不平坦。若不是袁盎等大臣從中關說，加上後來梁孝王陰使人刺殺大臣而事發，劉徹之前途不可知也。
　　故司馬遷說：“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武帝即位後，他那位雙目失明多年的祖母仍然監視並控制著朝政。建元初年，在皇帝名義下進行的制禮改制是武帝試圖親政的舉動，最後也在他的祖母干預之下統統取消，使得這位胸有雄才抱負的皇帝無用武之地，並一度心灰意冷。六年後，己經二十一歲的新皇帝終於等到了出頭的一天，掌控漢家天下二十二年之久的竇太后駕崩。漢武帝立即對目無天子權威的祖母實行報復，罷除所有被祖母安排的丞相、御史大夫等大臣，換上一班自己的人馬。但是一二次人事變動並不怎麼重要，徹底扭轉國家的統治思想，在漢武帝看來才是最根本的。
　　竇太后在世時，始終堅持以黃老之術治國，這從《史記》中反復強調的竇太后好黃老術可以看出，景武之際許多大事都是在“黃老之術”的名義下從事的。故而，原本敬鬼神的武帝在即位之後開始“鄉儒術”，在心底里埋下了罷黜黃老術的種子。如果說建元初的制禮改制只是一次不知深淺的嘗試，那麼，武帝親政後的一切舉動則是對黃老術(或者干脆說是對祖母竇太后)的徹底反動或曰報復。朱維錚說罷黜百家其實是罷黜黃老而罷黜黃老其實是罷黜祖母，黃老只不過是祖母的影子。這就是漢武帝獨尊儒術的真實用意。
　　另外，由於先秦文獻典籍在傳播過程中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而導致多種版本、多種不同的理解，如同樣作為“五經”，孔子及其弟子所引用的五經文本顯然與墨子及其弟子所引用的文本有差異，這主要是由於當時傳播手段的單一，無論是口頭傳播還是文字傳播都明顯地受到地域的限制。六國古文的差異導致了文本在理解上的差異，而不同地域的方言也同樣影響到文本在口頭傳播中的變化。秦始皇之所以統一六國古文，其動機也就是出於文字上的統一。到漢代這樣一個大一統的王朝，文化統一進一步深化，這種深化主要表現在對先秦諸子思想主張的統一。原來先秦數百年間後先繼起的諸子學說，在漢朝人看來，確實是一種百家爭鳴的氣象，百家不一，對於一個統一王朝的思想意識觀念顯然是不合適的，確有必要對這些歧見紛呈的諸子思想主張進行一次大統一。
　　當然，除了上面所述之外，獨尊儒術也與漢武帝好大喜功的個性有關。年輕氣盛的少年皇帝哪里甘心垂拱而治、南面無為啊。此外，罷黜百家還與朝廷中的權力爭鬥分不開。當時勢力最大的兩大集團，一為竇氏(嬰)，一為田氏(蚡)。竇嬰是竇太后的侄兒，當年為支持皇帝反對自己的姑母，本來喜好俠的栗太子傅竇嬰還轉而好儒術；但沒想到，皇帝大了重用的卻是王太后的弟弟田蚡，竇嬰受到田蚡的排擠。故朱維錚指出，這一事實，再次表明那時的儒學和黃老的理論紛爭，不過是實際政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回聲。
　　那麼，我們再來看漢武帝和田蚡之流到底是怎樣好儒尊儒的？罷黜黃老之後，漢武帝延引招納的固然本應多為儒者。但其實不然。武士出身的丞相衛綰就出面指責：“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元光年間，汲黯也當面批評漢武帝，“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
　　《史記》中還有一段記載更能說明武帝好儒的實情：(公孫)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
　　正如朱維錚指出的：“在漢武帝時代，統治集團中間仍然有各家各派人物在活動。充當田蚡副手的韓安國便兼學韓非和雜家說。受到漢武帝敬禮的汲黯，‘學黃老之言’。給漢武帝出主意打擊諸侯王的主父偃，‘學長短縱橫之術，晚及學《易》、《春秋》、百家言’。他和趙人徐樂、齊人莊安，同為典型的雜家，同樣上書言事，同時受到漢武帝召見並嘆為相見恨晚，而主父偃還贏得同時任何儒者都夢想不及的恩寵，一年內四次升官。還有張湯、趙禹、杜周那些著名的‘酷吏’，‘以深刻為九卿’，就是說靠刑名術得到漢武帝重用。這些例證都出現於元光元年之後。”這就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真實情況。
　　然而，這樣一個真實情況兩千年來都被這八個字所遮蔽了。至於漢宣帝所說的：“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更不大引人注意了。
　　總之，儒術獨尊，並非歷史的必然。有時候，決定歷史命運的恰恰就在於它的偶然性，或者某些人的一念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