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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和日本，在受到西方影響之前，兩國文化相通、國情相若，隨后又在大致同一時期面臨西方勢力的嚴峻挑戰，並且都採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境遇不可謂不似。然而，這一切的結果卻幾乎有天壤之別，日本成功完成了近代化進程，中國卻步步沉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甚至一度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

　　如果說洋務運動主要集中在“器”的層面而缺乏制度上的改革，戊戌變法由於后黨與帝黨之間的傾軋而很快中途流產，因此在這兩個階段中日兩國改革的情況還有比較明顯的差別的話，清末新政的內容就與明治維新幾乎是如出一轍了。日本搞殖產興業，中國搞獎勵工商、振興實業﹔日本搞文明開化，中國搞辦學堂、廢科舉、選派留學生﹔日本搞富國強兵，中國搞改革餉制、編練新軍。就是在中國最經常被人指摘的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從清末新政開始，中國走的速度也並不比日本慢。

　　但是雙方改革的反應和結果卻大相徑庭。明治維新的反應和結果自不待言，除了西南戰爭這一不大的插曲之外，日本社會對改革基本上都持積極支持的態度，各項政策順利得到執行，使得日本很快就走上了良性發展的快車道。然而中國卻恰恰相反，借用一句魯迅先生的話來說就是，社會各個階層幾乎都“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政府改革的用心，並且用激烈的反抗來表達他們的不滿，直到把政府和改革都埋葬在革命的熊熊烈火之中。政府要禁種罌粟，農民們認為是奪了自己的飯碗，紛紛起來反抗，許多人因此而投向革命陣營。政府要辦新學堂，農民卻“寧歡迎私塾，不歡迎學校”，各地都掀起了毀學風潮。政府要編戶口，民眾“或曰將以抽丁當兵，或曰將以按人勒稅”，紛紛起來反抗。而在改革過程中出現的一些營私舞弊的現象更是被當成了政府假改革真剝削的鐵証。

　　在民眾似乎不分青紅皂白的反對清末新政方面最有名的例子，可能就要數鐵路國有政策了。清末曾一度允許過商辦鐵路，但由於資本短缺、管理不善等原因，幾條商辦鐵路都遲遲沒有有效進展，反而被經理們貪污、挪用了大量資金，遠不如國有鐵路辦得成功。因此，1911年清政府宣布了鐵路國有政策，計劃使用外國銀行借款，按價贖買幾條商辦鐵路。照理說鐵路國有是當時世界范圍的一個大趨勢，無可厚非。清政府的借款合同也都是完全商業化的條款，不涉及政治問題和利權喪失。而政府的贖買政策也還算公道——隻要是虧損不大的，都按原值贖買，只是確實被虧空掉的款項才在贖買時予以扣除。然而，這樣一個合理的政策，卻遭到了民眾空前強烈的抵制。人們一邊痛罵政府“賣國賣路”，“喪權辱國”，一邊組建起了保路同志會、保路同志軍，從罷工罷市到拿起槍杆子武裝斗爭，直到點燃了武昌起義的導火索。而僅僅幾個月之后，1912年，新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先生就公開主張借外債修鐵路，“批給外人修筑，凡有資本者皆准包修一路”，同時也請回了因推行鐵路國有政策而被清政府革職、逃亡國外的盛宣懷。又過了一年，中華民國交通部又正式提出了鐵路國有政策。

　　由此可見，不論政府推出什麼樣的政策，總會被社會從最壞的角度去解讀。在這種心態下，政府越是孜孜求治，改革創新，就越是容易遭到誤解，遇到越激烈的反抗，最終隻能走向改革失敗、革命爆發、政府崩潰的結局。

　　那麼，為什麼明治維新的時候，日本社會沒有這樣的心態呢？這就跟改革的時機密切相關了。明治維新所選擇的時機，是被視作守舊無能、禍國殃民的幕府政權剛被推翻，天皇的權威在“王政復古”的旗幟下剛剛被重新樹立起來的時候，其聲望可謂如日中天。人們對新生的天皇政權抱有極大的期望，等待著天皇領導日本進行改革，“富國強兵”，因而自然容易接受其政策。而清末新政則不然，經過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的失敗，又經過八國聯軍對清王朝幾乎毀滅性的打擊，開始推行新政的清王朝已經走到了滅亡的邊緣，人們對政府已經失望到了極點，紛紛認為依靠這個政府搞改革已經沒有出路、氣數已盡，隻有更換這個政府才能進行真正的變革。而慈禧太后鎮壓戊戌變法、幽禁光緒帝的前科又使人們對她領導新政的動機心懷疑慮，立憲派領袖張謇就曾經當面問慈禧太后改革是真是假？在這種背景下，人們帶著“有色眼鏡”來看清末新政也就並不奇怪了。

　　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極其復雜而又充滿風險的系統工程。由於改革者需要在舊制度與新制度之間尋找一個微妙的橋梁和利益的結合點，使得舊制度能夠通過和平、漸進的方式轉化為新制度，這就使得其政策必然帶有折中的兩面性。而這一兩面性就可能導致兩種結果，一種是新舊兩方面成功實現妥協，順利完成過渡，這樣一來，改革就成了社會矛盾的釋放閥，成功實現其原定目標，明治維新就是一個例子。然而，在很多，也許是更多的情況下，這種兩面性卻導致了兩面不討好，改革一方面吊起了新黨的胃口，然而卻又沒有立刻滿足他們的全部要求（且不論這種做法客觀上是否合理），結果就引起了新黨更多的要求﹔而另一方面舊黨卻又不願意放棄一切，全面投降，這樣反而激化了問題，改革成為了社會矛盾的導火索，最終引發革命。清末新政就是這樣的例子，除此之外，英法資產階級革命的情況也很類似，托克維爾就由此而做出了著名的“改革引發革命”的論斷。

　　改革究竟是釋放閥還是導火索，關鍵要看改革的時機。如果像明治維新那樣，在政府擁有相當的權威，能夠有效地控制和調動社會資源，國民對政府也抱著信賴態度的情況下進行改革，改革就很有可能成為釋放閥。反之，如果像清末新政那樣，到了天下大亂、國將不國、人心喪盡的時候再像撈救命稻草一樣進行改革，對不起，這根稻草很可能會變成一根導火索。

　　而這就給執政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為隻有在政府還擁有相當實力，舊制度仿佛還沒有到非改不可的時候進行改革，才有較大的可能獲得成功。執政者必須具有超越時代的遠見卓識和不怕艱險排除萬難的決心才能做出這樣的決定。而那些目光庸碌、惰性十足、得過且過的領導人則通常要到了火燒眉毛的時候才能痛下改革的決心，可那時已經晚了。明治天皇就是前一類領導人的代表，在倒幕戰爭勝利之后，他完全可以再吃上一二十年的老本而不用擔心老百姓會造反，而他卻不惜以引起西南戰爭，與剛剛輔佐他擊敗幕府的功臣西鄉隆盛為敵的代價來進行改革，這樣的決心和意志實在是可敬可佩。

　　而慈禧太后則是典型的后一類領導人。如果說清王朝存在著成功進行改革的時間窗口的話，那麼最好的一個窗口就是所謂“同治中興”的時期。然而慈禧太后卻抱著老一套不放，能少改一點就少改一點，最終隻搞了些器物層面的洋務運動，未能真正觸及制度的根本。在換湯不換藥、“紙糊房子”的洋務運動的假效果被甲午戰爭徹底揭穿之后，清政府其實還剩下一個改革的時間窗口，那就是戊戌變法。可是，慈禧太后大概此時還覺得問題不大，不改革天也塌不下來，從而以一己之私，因為后黨帝黨政治斗爭的緣故而扼殺了變法，並在此后愚蠢之極地進行全面排外，直至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奧等11國同時宣戰……等到了1901年，實在是沒辦法了，山窮水盡、走投無路了，慈禧太后才痛下改革決心，可是，此時已經一切都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