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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封建歷史上，朱元璋反腐措施可能是最嚴厲的，也有相當的積極作用，並不像有人說的那樣，屬於“越反越腐”。從歷朝歷代出現的清官數量來看，明朝官吏清廉的人數要比其他王朝多。《明史》的《循吏傳》共收有明一代270餘年清官40人，而其中正統以前81年的清官就達30人，佔總數3/4。可見明朝前期清官的數量要比中後期清官多。這種官吏清濁結構，和朱元璋重視吏治分不開。然而，朱元璋的反腐敗措施不適於人性和社會發展，更重要的是，那種種措施雖然嚴厲乃至嚴苛，但隨意性極強，是一種人亡政息式的，註定長久不了。

　　朱元璋與那些生於深宮、長於婦人之手的世襲帝王不同，他從小就深刻感受到物質匱乏對人的戕害，對貪官汙吏吸食民脂民膏的各種招數相當熟悉，對官員腐敗可以造成怎樣的惡果，看得也極其清楚。他說：“朕從前為布衣時，曾見地方官員出身於儒士者、大多迂腐無能，荒廢政事﹔出身於吏員者，大多枉法貪奸，蠹政害民，致使君德不能下達，政事愈加敗壞。再加上天災，民不聊生，盜賊紛起。”有一些人提到朱皇帝反腐敗時，特別樂意說：朱元璋此舉，不過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因此不可能成功。這也算是一種意見吧，不過這種觀點讓人越看越糊塗，試問：在地球上，哪家統治者反腐不是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地位？從古代數到目下，再由中國說到外國，哪則範例逸出了這一目的？

　　朱元璋施用了各種反腐措施，“殺”僅是其一。世人多看到他對貪汙受賄者進行的嚴厲處罰，比如貪贓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眾﹔受財枉法者，一貫以下杖七十，每五貫加一等，至八十貫絞，受財不枉法者，一貫以下杖六十，每五貫加一等，至一百二十貫杖一百，流三千裡，等等。其實，他也十分注重思想工作，以身作則，發動群眾。但凡能想出來的招數，朱皇帝都想出來了，下層也都不折不扣地執行了。然而結果仍與他的願望有很大距離。他曾有點不解地說：“朕清晨方處罰數人，至晚又有犯同罪者﹔今晚方罰此處過犯，次晨彼處又有犯者……如此局面甚為艱難！”

　　以我這個不懂歷史的草民來看，朱洪武轟轟烈烈的反腐敗活動，留給後人的遺產中以明確的解決了“誰來監督”的“誰”字最有意義。任何法律的執行都要靠人，如果一條律令，找不到執行它的人，那麼一切就如同沒有律令，甚至更糟。從理論上來看，誰是責任人一清二楚，但一入實際，問題就十分模糊起來。明代對官吏的監督除了禦史台（後改為都察院）等專門機構，朱元璋還使用特務，多方瞭解官吏的政績。在此之外，朱元璋另開了一扇“下對上”的門。比如常熟縣百姓陳壽六率領弟弟與外甥把惡吏顧英擒住赴京面奏，朱元璋稱贊說：“陳壽六豈不偉歟！”特地“賞鈔二十錠，三人衣各二件”，並免雜泛差役三年。

　　可惜的是，朱元璋的這些措施本質上缺乏民主性，救得了一時，卻難救一世。史書載，由於刑戮過甚，官吏惶恐不安，士人不願仕進。“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為了保全身家性命，許多人做官從政，都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唯唯諾諾，無所作為。整肅吏治對治國安邦而言，對老百姓安居樂業來講，確實是好事，但如果弄得舉國上下恐怖氣氛彌漫，整肅就脫離了常態而墮入病態之中了。

　　民主制度建設不是制定幾條律令那樣簡單，也不是發布幾道禁令就算萬事大吉，而是建立一種機制，這種機制能保証具體的律令不隨掌權人的變更發生大的變化。“不折不扣的執行”不難，朱元璋就可以做到﹔不因權力的更迭而出現“人亡政息”的現象，朱皇帝卻萬萬做不到，不僅他做不到，任何封建皇帝都做不到。我們可以說，封建社會缺乏的並不是具體的法律條文，不缺乏遵紀守法的循吏，也不缺乏大公無私、鐵面無私的官員，缺乏的是集體執政的民主精神。以“一言堂”始，惡性循環，末了乃以“一言堂”終，始終不能建立一種良性循環的機制。這是朱皇帝永遠也明白不了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