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

他曾是世界上最有錢的人。但無論是2600萬兩白銀的家產，還是三品頂戴，都無法使他在大清王朝與歐美列強的夾縫中安身立命，更無法阻止戰爭和大清王朝的沒落。

    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統計了1000年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其中有6名中國人，他們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坤、伍秉鑒和宋子文。相對其他五個，伍秉鑒則是惟一一個憑借商業貿易成為世界首富的中國人。

    1839年3月10日是中國農歷的正月二十五，傳統的新年剛過去，珠江南岸溪峽街的伍氏花園恢復了往日的平靜。這是一座可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媲美的園林建築，中央的大廳可擺筵席數十桌，能容納上千個和尚誦經禮佛，後花園還有水路直通珠江。寂靜的花園中，一位老人正在小憩。他就是廣東十三行首領伍秉鑒。這一年，他70歲，正是普通人兒孫滿堂頤養天年的時候。但是，從今天開始，他注定不能安享晚年。

    這一天，欽差大臣林則徐抵達廣州。廣州城萬人空巷，爭睹欽差大臣的風采。伍秉鑒的五兒子伍紹榮是現任的怡和行老板和十三行總商，當他把這個消息告訴父親的時候，早有準備的伍秉鑒突然變得不安起來。十三行並不是一個單純的貿易團體，它還肩負著海關的責任。如今廣州鴉片走私猖獗，作為十三行的領袖，伍秉鑒父子自然脫不了幹系。憑著在官場的特殊關系，伍秉鑒早已獲知林則徐來廣州的消息，也明白林則徐所為何來。因此，他提早就安排兒子伍紹榮警告那些外國商人，不要往刀尖上撞。

    但是，那些夾帶鴉片的外商並不聽從伍秉鑒的勸告。以他們對中國官場的了解，林則徐也會像其他官吏一樣雷聲大雨點小，走走過場，刮陣風就回京復命了。而他們多年來與中國鴉片販子的良好合作加上與廣州地方官吏的“親密關系”，更加強了他們的判斷。他們抱著僥幸的心理，既不返航，也不銷毀鴉片，而是把裝有鴉片的躉船開到大嶼山南部藏了起來。事情很快傳到了林則徐的耳朵裏，並成了伍秉鑒勾結煙商的罪證之一。這一夜，伍秉鑒難以入睡。而此刻，林則徐也沒有睡意，他正忙著起草第二天的告示。

    次日，兩張告示出現在林則徐的轅門外。《收呈示稿》宣告欽差大臣此行目的是查辦海口事件。《關防示稿》則申明：欽差及隨身辦事人員一律在公館內用餐，不須地方供應；買東西一律照市價付錢，不準賒欠；欽差出門坐轎，不許地方官員派人伺候；如果發現借侍候欽差的名義“擾累”百姓，“即與嚴辦”。這兩張告示讓江對面的伍秉鑒加重了自己的憂慮。他看得出來，林則徐的信心和決心都來自紫禁城裏的道光皇帝，大清王朝已經下定了禁止鴉片的決心。洋商的僥幸心理和大清朝徹底禁煙的決心，伍秉鑒都難以改變，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而此時，如臨大敵的卻不僅僅是伍秉鑒。

    十三行的寶順洋行裏，英國商人顛地的心裏也忐忑不安。他是英國最大的鴉片販子，在中國臭名昭著。1836年清朝大臣許球曾上奏道光帝要求查拿，後來鄧廷楨、駱秉章奏折中也都指出他實為奸夷之“渠魁”。前幾次，他通過賄賂廣州地方官員逃脫了制裁。但是，林則徐來了，他還會那樣幸運麼？

    林則徐的確是一位幹練的欽差大臣，在來廣州之前他已經派人調查鴉片走私的情況。到廣州的第二天便召集鄧廷楨、恰良、關天培、豫堃等地方要員商議禁煙，並安排人手認真詢查外國鴉片販子的活動蹤跡。經過幾天的調查研究，林則徐制定了“雙管齊下”的策略。一方面查封煙館，禁止買賣鴉片，嚴懲不法商人，從源頭上截斷鴉片的流通；另一方面，嚴禁吸食鴉片，設立戒煙所，強制戒煙。而要徹底堵住鴉片的源頭就必須拿外國煙商開刀。但是，又該怎麼和洋人交涉呢？林則徐首先想到了廣州十三行。

    十三行商館集中在廣州城郊西南角，緊靠珠江，那裏是一個繁忙的水碼頭。1686年，廣東政府招募了13家較有實力的行商，指定他們與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並代海關征繳關稅。1757年，清朝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僅保留廣州一地作為對外通商港口，而十三行則是當時中國唯一合法的外貿渠道。對外貿易的壟斷地位，加上行商的努力經營，十三行得以迅速繁榮起來。清政府從十三行處每年獲得的海關收入由起初的幾十萬兩上升到上百萬兩，十三行逐漸被稱為“天子南庫”。因此也造就了一批世界級的大富商，其中就包括當時的世界首富伍秉鑒。

    在外國人眼裏，伍秉鑒就是財富的化身，他的商名“浩官”也成了發財致富的同義詞，以至於美國波士頓的一艘商船也以冠上了“浩官號”的名稱而自豪。他曾經親手撕毀一位美國商人欠他7.2萬兩白銀的借據，也曾經給他美國的義子約翰·福布斯(此人日後成為美國著名的鐵路大王)50萬銀元，幫助他創立了旗昌洋行，慷慨之舉在外商中廣為流傳。他的投資遍及美國、歐洲、印度和新加坡，被西方學者贊譽為“天下第一大富翁”。但是，在中國的傳統社會裏，社會地位和財富並不完全一致，“士農工商”的排序中商人是最低賤的。這些通過壟斷貿易而致富的十三行商人都紛紛向政府捐款以換取毫無權利的官銜。伍秉鑒也曾經花費巨資換來了一頂三品頂戴，搖身一變成了朝廷命官。不過，行商們雖一個個腰纏萬貫，也頂著三品、四品的頂戴花翎，行事卻並不張揚。外國商人眼中的世界首富伍秉鑒，“天生有懦弱的性格”；甚至“一輩子只開過一次玩笑”。他的節儉深受美國商人的稱道。而那紅色的頂戴，從不在公眾場合戴出來炫耀，只是在自己生日的時候偶爾戴一下。

    事實上，伍秉鑒這樣的官商，在皇帝和百官眼中還是可隨意盤剝的商人。每當國家發生災難、戰事，皇帝和權貴們搞個紅白喜事，或者地方官要向上級討個好，十三行的商人們就必須“主動報效”或“捐輸”。根據官方檔案統計：1773年到1835年，十三行總共捐獻了五百零八萬五千兩，而這僅僅是見諸史冊的記錄罷了。無休止的攤派和募捐還不是行商們最難忍受的事情。清政府為了保證天朝大國的尊嚴，要求十三行不得對外商欠，一旦發生，所有行商負連帶責任，其債務由其他行商負責清償。此外，清政府還規定任何外商都必須由十三行中最富有的商家作擔保，一旦外商拖欠清政府稅款，則由行商負連帶責任。這就形成了十三行的“保商制度”。

    十三行不僅僅受到政府和官吏的盤剝，他們還必須看那些外國大商人的臉色。伍氏家族如果沒有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密切關系，就不可能獲得最大的貿易份額，也成不了世界首富。而那些小的行商們，在官吏的盤剝之後，經常缺少周轉的現金，這個時候就只能向外商們借款才能勉強維持。在這種情形下，十三行的行商們無時無刻不處在風險之中。行商們無不渴望掙脫這個牢籠。十三行之同文行行商潘正亨甚至決絕地說：“寧為一隻狗，不為行商首。”

    伍秉鑒也多次申請退休，卻都得不到官府的許可。1826年，他以50萬兩的代價(《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將怡和行行務交與第四子伍元華掌管，但政府仍然要他為所有行商作擔保。他甚至表示願意把百分之八十的財產捐給政府，只求政府允許他結束怡和行，安享他剩餘百分之二十的財產，仍然未被允許。因此，直到1839年，他仍然是怡和行的真正掌管者和十三行的領袖。3月18日，伍秉鑒的兒子伍紹榮和其他行商接到林則徐的傳喚。林則徐不等行商們作任何辯白，就指責他們“混行出結，皆謂來船並無夾帶，豈非夢囈？若謂所帶鴉片，甲卸在伶仃洋之躉船，而該商所保其無夾帶者，系指進口之船而言，是則掩耳盜鈴，預存推卸地步，其居心更不可問。”同時責令他們傳諭外商繳煙具結，“限三日內，取結稟復”，並密派兵丁在商館周圍“暗設防維”，以監視外國鴉片販子。

    按林則徐的說法，伍家和十三行對鴉片走私沒有盡到督察與阻止的責任，頂多也就是一個“瀆職罪”。但是，後世往往給他們打上“勾結洋商，走私鴉片”的奸商印記。伍秉鑒一家，到底有沒有走私鴉片呢？從史料上看，伍家的怡和行向來做的是正經生意，茶葉貿易是伍家最主要的業務。但是，一些伍家擔保的外國商人為了謀取暴利，往往夾帶鴉片，在伶仃洋外與不法商販進行鴉片貿易。這其中就包括最大的鴉片販子英國人顛地，也包括伍秉鑒的乾兒子美國旗昌洋行老板約翰·福布斯。按照當時的“保商制度”，外商走私鴉片一旦查實，為其擔保的行商連同整個十三行都要承擔責任。1817年，一艘由怡和行擔保的美國商船私運鴉片被官府查獲，伍秉鑒被迫交出罰銀16萬兩，其他行商被罰5000兩，罰金相當於鴉片價值的50倍。

    因此，盡管鴉片走私可以獲取暴利，十三行行商們卻都對其避之不及。《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記載，“沒有一位廣州行商是與鴉片有關，他們無論用什麼方式，都不願意做這件事”。美國商人亨特在他的著作中這樣寫道：“沒有一個行商願意去幹這種買賣。”聽完林則徐的訓斥，伍紹榮匆匆趕到洋行向外商宣布了林則徐要求各國外商呈繳煙土的諭令，要求來華外商必須聲明：“嗣後來船，永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

    一方是朝廷官府，一方是多年來貿易往來的生意夥伴，兩邊都得罪不起。但是，伍秉鑒更清楚，事情鬧大了對誰都沒有好處。一旦停止對外貿易，伍家和十三行都會遭受難以想象的損失。因此，他必須盡自己的全力化解這次危機。但是，這幾天伍家和洋商的交涉頗不順利，雙方始終不肯做出讓步。眼看官府的限期已到，伍秉鑒不得不承諾以自己的財產來賠償外商損失，希望換來外商與政府的合作。即使如此，也只有那些夾帶鴉片較少的外商表示願意交出鴉片，而最大的煙商英國人顛地則頑固地拒絕合作。顛地的寶順洋行和伍家的怡和行有著十分親密的關系。顛地的態度完全出乎伍秉鑒的意料，這讓他想起了五年前的“律勞卑事件”。

    事實上，英國人對中國的朝貢制度早已不滿。他們也多次試圖通過談判和中國建立平等的外交和貿易關系，卻都以失敗告終。1834年，英國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向兩廣總督盧坤發了一封公函。他並不知道中國政府嚴禁官員和外國人直接交往的命令。盧坤認為這封公函是對其一品大員身份的侮辱，斷然拒絕了律勞卑的請求，命令他立刻返回澳門。律勞卑拒不返澳，盧坤便中斷了貿易，同時命令封閉商館，斷絕供應。律勞卑不甘示弱，指揮兩艘軍艦一直打入珠江，同時派軍艦去印度搬兵。與此同時，盧坤封鎖了珠江，集合六十八隻戰船，並經道光帝敕準用武力對付。律勞卑因患瘧疾身體虛弱，卻頂住封鎖達十七日之久。直到他失去本國商人的支持時，才不得不放棄，黯然回到澳門。“律勞卑事件”使清朝官員(也包括林則徐)相信，只要大膽地封鎖商館，這些外國人就是甕中之鱉，即使不打，就是餓也能把他們餓死。而另一方面，它也使英國人認識到，不通過戰爭就無法使清朝的貿易制度發生改變。

    伍秉鑒敏銳地嗅到了硝煙的氣息。但是，他更明白沒有清政府的貿易政策，十三行就無以為繼。同樣，失去外商的支持，伍家的商業帝國頃刻之間就會轟然倒地。此刻，他和十三行唯一正確的選擇是化解矛盾，阻止戰爭。三天後，伍紹榮將外商上繳的1037箱鴉片交給林則徐，希望能就此結案。但是，事先做過調查的林則徐大為惱火。這時候，他從廣州知府、南海、番禺知縣送來的報告中，得知“咪唎堅(美利堅)國夷人，多願繳煙，被港腳夷人顛地阻撓，因顛地所帶煙土最多，意圖免繳”。於是，林則徐立即發表聲明“本大臣奉命來此查辦鴉片，法在必行”，顛地“誠為首惡，斷難姑容”。隨即下令傳訊顛地，“聽候審辦”。

    當天下午，顛地接到傳訊諭令後，竟然提出要林則徐頒發親筆護照擔保他能24小時內回來作為條件。盛怒之下的林則徐認定這1037箱鴉片，分明是十三行行商與英商串通一氣欺騙官府。他認為有必要給伍秉鑒一點顏色看看。3月23日，林則徐派人鎖拿伍紹榮等到欽差大臣行轅審訊，伍家再次妥協，表示願以家資報效。但是，林則徐斷然拒絕說：“本大臣不要錢，要你的腦袋爾！”下令將伍紹榮革去職銜，逮捕入獄。

    同一天，林則徐將伍秉鑒和另一行商茂官潘正煒摘去頂戴，套上鎖鏈，押往寶順洋館，催促顛地進城接受傳訊，並揚言如果顛地拒絕前往，就會將伍秉鑒和潘正煒處死。然而，顛地全然不顧這兩位老朋友的生死，依然拒絕前往。雖然林則徐沒有處死伍秉鑒，但是，經過此番折騰，伍秉鑒顏面盡失，斯文掃地。他花巨資捐來的三品頂戴並沒有給他帶來權勢，甚至不能保護自己的財產和尊嚴。而他以身家性命擔保的英商在他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毫不猶豫地拋棄了他。

    林則徐釋放伍紹榮後，限令他督促外商繳出全部鴉片，三日內取結稟復。伍家再一次與顛地協商，勸其交出鴉片，平息爭端。但是，顛地的態度卻因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的到來變得更加強硬起來。3月24日，義律從澳門趕到廣州，他不僅縱令顛地逃跑，還唆使英國鴉片商販們拒不繳煙。義律此行的真實目的不是調解糾紛，他正在努力擴大事態直到挑起戰爭。面對英國人的頑抗，林則徐對伍秉鑒及十三行深感失望，決定不再通過他們與外商交涉，而是效仿盧坤，直接封鎖商館，斷絕糧、水等供應。

    在外國商館中，有不少商人與鴉片貿易無關。如果鬧出人命必然會引發戰爭，出於人道，更是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伍秉鑒讓兒子偷偷給外國人送去食品和飲用水。而這件事，後來也成了伍家是漢奸的罪證之一。3月28日，還沒有做好戰爭準備的義律，知道對抗下去也不會有好結果，不得不將鴉片悉數交出。1839年6月3日，林則徐主持了震驚世界的虎門銷煙。此時，顛地和義律寫給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的密函正在去往大不列顛的路上，一場針對中國的戰爭正在醞釀。1840年6月，英國遠征軍封鎖珠江口，鴉片戰爭爆發。據一位美國商人的記錄，伍秉鑒當時“被嚇得癱倒在地”。他爭取和平解決鴉片問題的努力徹底失敗了。伍秉鑒別無選擇，他只能傾其所有，希望中國能贏得勝利。

　　伍秉鑒清楚地知道，英國發動這場戰爭的根源，正是不滿十三行壟斷貿易，希望直接與中國通商。從本質上，這場戰爭是對中國政府朝貢貿易制度的挑戰，也是對十三行利益的顛覆。一旦英國獲勝，毫無疑問，十三行的獨特地位將被迫喪失。伍家，甚至其他行商，都為這場戰爭貢獻了巨額的財富。當鴉片戰爭正式爆發，英國軍艦到達廣東虎門外時，面對堅固的橫檔嶼防禦工程，竟無計可施。而該工程正是兩年前伍家等行商自願捐資10萬兩白銀建設的。長期作為清政府“天子南庫”的十三行，在鴉片戰爭中理所當然地繼續為國家源源不斷輸血。

    戰爭一開始，伍秉鑒和十三行的行商們等就積極募捐，出資修建堡壘、建造戰船、制作大炮。作為商人的伍秉鑒對此也有所抱怨，在寫給一位美國商人的信中，他說他們承受巨大負擔，而這“對我這把可憐的老骨頭來說實在是有些沈重”。縱然如此，清朝政府仍全線潰敗。奇怪的是，英軍並沒有攻入廣州城。這當然不是因為廣州城固若金湯。實際上，1841年5月，當清政府妥協撤防，英軍長驅直入兵臨城下時，奕山統領的清軍部隊無力亦無心抵抗，於是想出了一條計策——令行商前往調停。

    廣州城外，奉命行事的伍紹榮與英軍首領義律展開了討價還價——事實上，伍紹榮們並沒有討價還價的本錢。這有可能是伍家最無奈的一次生意。最終，雙方簽訂《廣州和約》，按協議，清軍退出廣州城外60里，並於一個星期內交出600萬元賠款；英軍則退至虎門炮臺以外。以600萬元巨額賠款，換來廣州城的茍且之安，自然是悲哀。而這巨款，有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資，其中伍秉鑒所出最多，計110萬元。

    賠款贖城，行商們的犧牲，換來守城將軍奕山的功勛。他在向清廷報告戰況時隱瞞了乞降講和的真相，只奏“外洋事務已經安定”，道光皇帝欣喜不已，稱贊奕山辦事得力。遺憾的是，這次贖城之舉沒有給伍秉鑒們帶來榮譽和感激，而是更多的非議。

    從戰爭一開始，跟洋人做生意打交道的行商，就被國人蒙上了“漢奸”的陰影。不管他們捐獻多少銀兩，也抹不去這個影子。而不戰而降的贖城之舉，當然不符合熱血愛國者的意願，這個恥辱，理所當然地被記在直接參與和談的伍家和其他行商頭上。清政府戰敗後，隨即與英國進入談判階段。在朝廷有關人員的舉薦下，伍秉鑒之子伍紹榮因長期與英人打交道富有經驗，被召前往南京作為中方代表與英方談判。伍紹榮接到命令後即刻北上。但就在他趕赴南京的途中，被嚇破了膽的耆英代表清政府匆匆簽下了極不平等的《南京條約》。

    1842年，鴉片戰爭以中國戰敗結束。戰敗的惡果，還得由伍秉鑒和他的行商們承擔。《南京條約》第四至第七條規定，中國賠償英國2100萬銀元，相當於1470萬兩白銀，而此時清政府國庫存銀僅不到700萬兩，廣東十三行首當其衝地成為清政府的榨取對象。這次賠款，伍家被勒繳100萬元，行商公所認繳134萬元，其他行商攤派66萬元。 另外，正如伍秉鑒一開始所擔心的那樣，英國借機推翻了行商制度。《南京條約》規定，廣州行商不得壟斷貿易，開放五口對外通商，十三行的外貿特權不復存在。

    十三行無疑是鴉片戰爭中主要的受害者，作為十三行之首的伍家，更遭受了巨大損失。據伍秉鑒自己估算，在戰爭中，伍家損失了不下200萬兩白銀。但這筆數字，對於這位號稱擁有2600萬兩的世界首富來說，並不至於傷筋動骨。況且，深謀遠慮的伍秉鑒早把生意拓展到了海外，行商生意已不是伍家唯一的生命線。然而，此時的伍秉鑒，卻是心灰意冷。

    1842年12月23日，他寫信給在馬薩諸塞州的美國友人J·P·Cushing說，若不是年紀太大，經不起飄揚過海的折騰，他實在十分想移居美國，通篇愴然難禁之情。“看來鼎鼎大名的伍浩官(伍秉鑒)不但對洋行的工作失望了，對整個中國的社會制度也失望了。”

    1843年9月，風燭殘年的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鑒，在內憂外患、謗頌不一中，於龐大宏偉的伍氏花園裏，溘然長逝，終年74歲。嶺南名士譚瑩所撰的墓碑文說：“庭榜玉詔，帝稱忠義之家；臣本布衣，身系興亡之局。”以一介布衣之身，欲擔國家興亡之責，雖為世界首富而不能也，這正是伍秉鑒的悲劇性命運。十三年後，又一次鴉片戰爭使廣州十三行成為中外交鋒的戰場。同年12月15日深夜，具有170年歷史的商館在炮火中化為灰燼，十三行作為一個整體，徹底退出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