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pa

玄奘從印度取經回到中國後，享有很高的威望和聲譽，在《玄奘西遊記》一書中說，唐太宗李世民甚至希望玄奘還俗，從而可以在朝廷裏做個高官，然而玄奘拒絕了。玄奘拒絕唐太宗的“厚愛”當然有他的理由，這個理由毫無疑問是他的宗教信仰。盡管玄奘生前擁有很高的地位，但是，在《玄奘西遊記》書中，還記載了玄奘生前因其宗教信仰而遭到的一次朝廷的冷遇。
     唐太宗死後，公元656年，玄奘給唐高宗遞交了一個奏章，要求廢除唐朝的兩條法律，一條是“先道後佛”，另一條是“僧尼犯法依俗科罪”。雖然此時的玄奘如日中天，但是，他的這個要求還是被唐高宗駁回了。在講述這一歷史的時候說到：“歷史有其兩面性，帝王其實還是有點打壓玄奘的”。這個問題有必要稍微展開討論一下，僅僅用“打壓”來描述，有些讀者可能會看不清原委。
     唐朝皇帝姓李，因此道教的地位很高，官方以道、儒、佛為次序。玄奘要求把佛教排在第一，排在道教的前面，或者是兩者平起平坐。朝廷拒絕玄奘的要求，不光涉及佛教、道教的次序排列，還牽涉到“儒學”的地位問題。我認為，唐朝以道教為第一，主要是標榜李姓皇帝的出身高貴。唐朝治理國家的理論和手段，與道教關系不大，主要還是依靠排在第二位的“儒學”。因此，道教排在第一位，其實是個虛位。
     如果玄奘廢除“先道後佛”的要求被接受，佛教不僅僅是要排在道教之前，其實也要排在“儒學”之前。對於宗教信仰虔誠的玄奘來說，他的建議可能僅僅只是為了給佛教爭取一個更高的地位，但是，他忽視了世俗社會的影響，這是造成他受冷遇的原因。
     假設唐朝皇帝是真正的佛教信徒，那麽，他不會在乎出身是否高貴之類的問題，標榜自己是老子李耳的後人也就沒有任何意義。因此，駁回玄奘的要求，不願改變“先道後佛”的次序，說明皇帝本質上還是非常世俗的，決非真正的佛教信徒。即便從“先道後佛”的規定來看，皇帝也不是虔誠的道教信徒。一個真正的道教信徒，在出身問題上，也不會斤斤計較祖先的光榮。所以，對於朝廷來說，支持宗教只是一個幌子，道、儒、佛三者之間，真正重要的是儒學。儒學是皇帝和朝廷用來管理社會最重要的依據。《儒家學說不是宗教》，儒學在中國歷史上，長期都是世俗政治的最高代表。
     玄奘的奏章被駁回，其實隱約涉及到一個很根本的問題：世俗政治與宗教的關系問題。本來，由世俗政治決定宗教的次序已經說明了問題。玄奘要求皇帝改變宗教次序，說明在玄奘的心目中，宗教也是依附於世俗政治的。但是，由於官方認可的是道、儒、佛的順序，而道教只是唐朝皇帝為自己貼金的工具，真正發揮作用的是儒學，因此，一旦玄奘的要求被接受，就意味著佛教的地位要提升到“儒學”之前，客觀上就會形成宗教高於世俗政治的局面。
     宗教高於世俗政治的典型例子就是歐洲的中世紀，其他一些政教合一的國家制度也屬於此類情況。這種情況的實際效果，歐洲人是在經歷了1000年中世紀後，才開始認識到它的危害。而唐高宗駁回玄奘的請求，其實是中國歷來宗教政策的一個體現：宗教不能高於世俗政治。歐洲文藝復興之後，尤其經過啟蒙運動，中國古代一直堅持的這個原則，被固定成一個現代政治理念：政教分離。
     玄奘還要求廢除“僧尼犯法依俗科罪”的規定，對於世俗政治來說，也是一個巨大的威脅。宗教人士犯法，如果世俗法律管不了，或者不能與世俗百姓一視同仁，也會造成宗教人士事實上的優越地位。即便按照當今政教分離的政治原則，這種情況也是不被允許的。宗教人士與世俗人士同樣犯法，卻依從不同的處罰原則，是宗教高於世俗政治的重要特征。中國古代歷史自有宗教出現後，就始終不允許這種局面出現。
     宗教高於世俗政治會導致一個很不好的結果，就是以信仰的名義發動戰爭，這類戰爭被稱為宗教戰爭。十字軍東征是世界歷史上最典型的宗教戰爭。對於這場歷時近200年的宗教戰爭，後人的總體評價是否定的，其負面影響甚至延續到今天。而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幾乎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這個結果與宗教始終在世俗政治控制之下，有著必然的關系。宗教高於世俗政治還有一個嚴重的後果，就是思想禁錮，思想犯的概念就是來自於宗教統治。至於宗教占絕對統治地位還有哪些不良後果，此處不再展開。
     在玄奘之前，中國發生過兩次“滅佛”事件，但那不是宗教戰爭，而是世俗政治與宗教爭奪世俗社會領導地位的小規模對抗。玄奘之前的兩次“滅佛”，都是世俗政權獲勝，由此也奠定了在中國世俗政權高於宗教的傳統。到了玄奘出現，佛教的地位又開始上升。雖然唐高宗駁回了玄奘的請求，但是，並沒有有效遏制住宗教勢力的擴張。於是，在玄奘死後180年，唐武宗再次壓制了宗教的過度發展，這在宗教界被稱為“會昌法難”。再往後100多年，後周周世宗又發起了一次“滅佛”事件。被稱為“三武一宗”的這四次“滅佛”事件，真正確立了宗教在中國必須依附世俗政治的傳統。此後，中國歷史上再也沒有發生過類似的事件。而中國人對於宗教與世俗政治關系的認識，歐洲人在啟蒙運動之後才真正認識到，並開始貫徹到世俗政治原則之中，一直延續到今天。
     因此，唐高宗駁回玄奘的奏章，不該簡單理解為給不給玄奘面子的問題，而是關系到世俗政治與宗教關系的大問題。古代中國人從來沒有像西方或世界其他地方某些國家那樣，把宗教放在高於世俗政治的地位，這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換句話說，中國人在很早以前，在宗教問題上，就得出了今天全世界公認的結論。這也是中國古代社會與西方古代社會一個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