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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陶涵筆下，蔣介石是壹位“高度矛盾”的人物。無論讀者是否認同自己的觀點，陶涵都希望這本多維視角、敘述比以往更平衡更全面的蔣介石傳記，能給大陸讀者帶來啓發
　　本刊記者/劉婉媛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說老實話，我沒有想到，陶涵先生會寫出這樣壹本頗見功力的蔣介石傳記，也沒有想到，這本書會與中國讀者見面。”在陶涵新書《蔣介石與現代中國》中文簡體版的推薦序言中，曆史學者楊天石在開篇如此寫道。
　　這本546頁著作的作者陶涵，爲前任美國國務院外交官、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學者，數年前曾經撰寫了壹部叫好又暢銷的《蔣經國傳》，被學界公認是解讀蔣經國的權威讀本。兩年前，當該書在中國大陸發行簡體中文版時，《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曾經詢問陶涵先生在寫完“小蔣”之後，是否意猶未盡會繼續給面目更爲暧昧的“老蔣”作傳。陶涵則告訴記者，他所撰寫的蔣介石傳英文版已經付梓，由美國哈佛出版社出版。
　　兩年之後，這本著作曆經曲折，終于由中信出版社引進中國大陸。




1945年12月，上海大新百貨公司大樓，外牆上挂著蔣介石的畫像。圖/Fotoe

　　機緣
　　上世紀60年代，初出茅廬的年輕外交官陶涵被派駐台北，曾有幾次在酒會中見到暮年的蔣介石，並與他握過手。“他身材不高，看似很脆弱。我很驚訝地發現他握手時力道很輕。”這是蔣介石留給他的直接印象。
　　幾十年來，陶涵從未想過有朝壹日會給這位孱弱的老人作傳。直到《蔣經國傳》出版、收獲學界肯定和讀者擁趸之後，哈佛出版社的編輯邀請陶涵再接再厲撰寫蔣介石傳記，但陶涵當時已有些意興闌珊。在編輯的堅持之下，他走訪了壹些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得到了幾乎是衆口壹詞的回答：“機緣難得。”
　　受訪的學者們認爲，首先，無論中外，目前都缺壹本完整、豐富、客觀的蔣介石傳記;其次，蔣介石日記已經部分公開，而當前還沒有哪壹本蔣氏傳記借用了這部份珍貴的史料;再者，蔣介石生前故舊目前還有些人健在，如能對他們進行采訪，既是史學家們求之不得的機會，也是完善壹段曆史的迫切之舉。
　　陶涵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關于這本蔣介石傳記的書名主體，剛開始他的建議是“The Father of the Generalissimo’s Son”，若直譯成中文，大意思是“委員長兒子的父親”。顯然，作者有意沿承前壹本《蔣經國傳》的寫作，使兩本書成爲相輔相承的姐妹篇。不過，這個拗口的書名，最終改成了現在更爲直截了當的標題。
　　這本書從構思、采訪、資料集整，直到初稿完成，共耗去了五年，這還不包括修改、補充內容的時間。其中最費時、最困難的壹項工作，是如何對浩如煙海的檔案資料進行甄別、考證、篩選、引用，並最終形成自己的敘述和判斷。以最重要的參考資料——蔣介石日記爲例，陶涵在胡佛檔案館查看了目前公開的近壹萬九千則蔣的日記，最終在自己的書中參考采用了450段話。蔣介石的日記以毛筆行書寫就，文言文、無標點，當前的中國學者閱讀起來尚且費勁，遑論是壹位外國人。
　　陶涵當年撰寫《蔣經國傳》時，曾穿梭于台海兩岸和美國等地，采訪了近兩百位蔣經國生前故舊。而當傳主換成了蔣介石，如此大量的采訪似乎頗爲困難，畢竟相差了壹個世代，許多知情人已經故去。但是，陶涵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還是盡了最大的努力做了兩百多個采訪，其中包括蔣緯國在內的蔣家兒孫，以及錢複(蔣介石的英文秘書、李登輝時代的“外長”)等蔣的生前舊部，此外還有蔣的家庭醫生、牧師、家臣等等。
　　陶涵還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本書寫作也參考了之前出版的關于蔣介石的文獻，其中中國學者楊天石的研究“至爲寶貴”。其次，美國、俄羅斯和台灣方面的解密檔案也令該書內容更爲豐富。值得壹提的是，作爲美國學者，作者運用《美國資訊自由法》，查閱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美國國務院尚未解密的檔案。用作者的話來說，他在這些檔案當中，“常常能發現許多引人入勝的信息和細節”。
　　《蔣介石與現代中國》壹書共分爲“革命”“抗戰”“內戰”“島嶼”四個部分，縱貫了蔣介石的壹生。相對于後叁部分的敘述完整、細節豐富之程度，有關青年蔣介石的第壹部分，其內容相對粗線條。其中壹個可能原因，是作者掌握的新鮮材料中，關于蔣介石的早年生活並非其優勢。蔣介石從1918年、即剛過而立之年後開始記日記，其後壹直延續到1972年因爲健康原因才終止。從日記中，外人無從了解1918年以前蔣介石的心路曆程，而關于他早年時期的第壹手資料也相對稀缺。
　　不過，陶涵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他在謀篇布局時也有意簡化早年蔣介石的內容，“因爲蔣介石壹生中最重要的事件，都是從1926年出任國民黨總裁後開始的”。另外壹個原因，是考慮到篇幅問題。“事實上，關于蔣的早年生活，我掌握的材料是足夠的。我曾經向哈佛出版社建議把這本書做成上下兩卷，但編輯認爲，即便是學者，也會認爲兩大部頭的篇幅實在是太大了。”



1942年10月2日，重慶，蔣介石接見美國代表威爾基（左）。圖/Fotoe




1940年4月7日，蔣介石在重慶的官邸與宋氏叁姐妹合影。右起：宋慶齡、蔣介石、宋霭齡、宋美齡。圖/Fotoe


　　爭議
　　以陶涵美國前資深外交官及學者的身份，他筆下的蔣介石傳記，最有看頭的部分自然是蔣當政時期的中美關系和美台關系。關于蔣與美國政要之間的交往，細節極爲豐富精彩，而蔣在其中的決策應對乃至心理感受，都有生動而具說服力的展現。
　　此外，有關蔣介石與中共之間的關系，尤其是與周恩來關系的部分，既令人有耳目壹新之感，但也引來了最多的質疑。他在書中寫道：
　　“在蔣(介石)看來，周(恩來)是個很真誠的人。國共兩黨雖曆經四十七年的競爭、鬥爭和激烈交戰，兩人之間卻發展出不尋常的關系，彼此尊重，即使在兩黨激烈沖突之際，這種感情仍會不時顯現出來。”
　　“西安事變凸顯出蔣、周之間的個人關系。如果蔣要歸功任何人幫他脫險，毫無疑問，周要居首功。壹九四壹年，蔣告訴拉鐵摩爾，他認爲‘雖然周受的是延安的控制，卻是個可以信賴的人’。多年之後，蔣寫道，在西安時，他認爲共産黨(當然指的是周恩來)‘真心後悔’。雖然周有時候也跟毛澤東同壹調子，嘲諷蔣相信他的真心，但是事後的事件展現，周的確相信而且也在中共黨內力主，如果蔣遵守他在西安的承諾，共産黨應該奉蔣介石的實質領導優先抗日。”
　　在對西安事變進行總結的時候，陶涵通過研究得出的判斷是：蔣介石在事前已經就共同抗日問題與周恩來達成協議，即便張學良沒有綁架蔣介石，國共合作也將形成。因此，“西安事變本身實質上並未改變中國的命運，張學良唯壹改變的只是他自己的命運”。
　　這樣的敘述和論斷可謂標新立異，甚至被指責“過于草率和大膽”。壹些批評者歸咎于陶涵身爲美國人，對中國曆史和國情有所隔閡，産生某種誤讀。陶涵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則表示，隨著越來越多的曆史檔案得到解密，對曆史的認識也會越來越豐富。“我的敘述有曆史紀錄佐證。蔣介石和周恩來這兩位浙江同鄉，在黃埔時期及後來的壹些時候，實際上相處與合作都相當融洽。在1927年清共期間，周恩來被捕後脫險，我相信是蔣介石授意下屬釋放了他。史料還顯示，1936年西安事件爆發前夕，蔣和周的代表在重慶開展和談，並且達成了有關抗日統壹戰線的聲明。而西安事變後，蔣堅持要和周恩來談釋放自己的條件，而周最終也接受了蔣的要求和條件。”
　　無論陶著作中所呈現的個人觀點如何，他提出的新的角度都不容忽視。就像楊天石在序言中指出的：“妳可以不同意他的這壹個或者那壹個觀點，但是，他所敘述的史實妳卻必須面對。”
　　事實上，在蔣介石辭世叁十多年以後，他依然是壹個極具爭議的幽魂，漂浮于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民衆的各種斷言和臆測之中。很多人對他的看法要麽尊崇他如同帝王，要麽鄙視他如同敗寇。即便是在西方世界，人們也多以慣有思維，將他稱爲“丟掉中國的失敗者”。
　　因而，《蔣介石與現代中國》中文繁體版在台灣出版的時候，既收獲了喝彩，也招來了質疑。支持者認爲該書還原了壹個個性矛盾而豐富的真實的蔣介石，反對者則稱作者有意美化這位“曆史的棄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