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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這兩句詩被不少湘人備感自豪並一再引用，當然其不無湖南人自誇血性和勇氣的成分，作者湘潭人楊度曾解釋主要表達是湘人對家鄉對故國的熱愛。楊度一生的政治光譜很複雜，先後贊成過君主立憲、共和革命，後為袁世凱復辟帝制鼓吹留下駡名。後世治史者，不管對其政治操守如何評價不同，但有一點是公認的，楊度一生愛國。
楊度那個時代，很多青年目睹了國家積弱積貧，被列強欺淩的現實，希望中國能強大，屹立于世界之林。雖然愛國心相同，但對愛國的理解以及愛國的方式卻不盡相同甚至大相徑庭。楊度寫這首詩時留學日本，和他一起在日本的中國人中，有贊成保皇的康有為，有贊成君憲的梁啟超、楊度，有投身革命宣導共和的黃興、宋教仁、蔡鍔等人。這幾種不同態度的愛國人士互相之間爭辯激烈，都認為自己才是最合格的愛國者。
儘管這些愛國青年政治觀點差別大，但他們在兩方面的態度是相同或相近的。一是無論主張何種政治體制的人，都認為必須保障民權，開啟民智，包括被革命黨人譏諷的康有為也不例外——沒有個人的幸福和尊嚴，哪有一個地區居民的集體榮耀？又哪有一個國家的尊嚴和榮耀？因此，愛國首先要“愛人”。二是他們不盲目排外，而是一種“師夷長技”的態度。只是對“夷之長技”的理解有差異，有些人認為對西方及日本的科技、制度、文化應全面師法，有人則認為老大帝國學習外國的船堅炮利即可，但沒人認為閉關鎖國能自強。無論保皇、君憲還是革命，他們中間許多人有相當的民族主義傾向，有對漢唐強盛不同程度的追思。如楊度還寫過一首詩《黃河曲》，譜曲後廣為傳唱，幾乎成為“准國歌”，其中有這樣一段歌詞:“思得十萬兵，長軀西北邊。飲酒烏梁海，策馬烏拉山，誓不戰勝終不還。”這和當下活躍在網上的一些民族主義者口吻何其相似。但不論是康梁，還是孫中山、黃興、蔡鍔，或是楊度，都有不少的日本朋友，都受惠於日本國民和日本文化。
可當時剛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中國霸佔臺灣強索巨額賠款的日本政府是中國的敵人，這些留學東洋的愛國者把日本政府、日本國民和日本文化及科技並沒有混為一談。“鑒湖女俠”秋瑾一幅照片至今廣為引用，照片中她身穿和服，留著日本女人的髮式，拿一把東洋刀。要按某些“愛國者”的標準，如此推崇日本文化的中國人豈不是漢奸？更晚一些的留日青年郁達夫就更“過分”了，他說:“若再在日本久住下去，滯留年限到了三五年以上，則這島國的粗茶淡飯，變得件件都足懷戀，生活的刻苦，山水的秀麗，精神的飽滿，秩序的整然，回想起來，真覺得在那兒過的，是一段蓬萊島上的仙境裏的生涯，中國的社會，簡直是一種亂雜無章，盲目的土撥鼠式的社會。”郁達夫先生後來因抗日而被日本憲兵殺害，他是個偉大的愛國者。
楊度那代負笈東洋或西洋的愛國青年，他們無論政治觀點如何，其愛國和同時代的義和拳的愛國之根本差別正是上文筆者提到的兩點，即是否尊重每一個人的權利，是否以健康開放的心態對待外國。義和拳那種行為不是愛國是誤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