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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嚴之廢是震動蜀漢政局的一件大事，按《三國志·蜀志·李嚴傳》記：

　　“（建興）八年，……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万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后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為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籓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后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后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乃廢平為民，徙梓潼郡。”

　　史傳大意是：諸葛亮北伐，李嚴負責后勤（催督運事），因為天氣原因，無法保證供給，于是李嚴就派人通知諸葛退兵。等到大軍回師，李嚴卻翻臉不認賬了，說：“物資不是很充足嗎？怎麼退兵了？”一方面他推卸督促不力的責任，另一方面倒打一耙，反而指責諸葛指揮不當。官司打倒后主阿斗那里，諸葛拿出李嚴有關此事的前后書信（公文），說明事情經過，在確鑿證據面前，李嚴不得不認罪，最后被免去一切官爵，變為庶民。

　　這一事件概括起來說，就是李嚴為推卸自家責任編造謊言而毀謗他人，然而看他的所作所為，卻顯得詭異乖張——

　　我們來看李嚴說謊的動機，按《三國志》的說法，是“欲以解己不辦之責”，也就是推卸責任。“運糧不繼”是事實，但沒有任何資料反映李嚴有玩忽職守的表現，主要還是老天爺不幫忙，“秋夏之際，值天霖雨”。既然事出有因，而且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天氣因素，那麼“不辦之責”也就算不上不多重了；況且李嚴作為“並受遺詔輔少主”的托孤老臣，其領導威信需要同一層次的諸葛亮共同維持的，決不可能以小事苛責，諸葛亮最多只能隱晦的批評几句——“老李啊，這回怎麼會這樣？是不是身体不適？身体是革命的本錢啊！”——大家打個哈哈過去。打個比方說，李嚴為逃避打手心的懲罰，卻要冒殺頭的危險，這風險未免太大。

　　當然，李嚴的動機不止“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還有“顯亮不進之愆”。這是兩個層次的問題，前者是被動的推卸責任，后者則是主動出擊，是政治斗爭。為了打倒政敵，冒較大風險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較大風險必須有豐厚回報才相稱，“顯亮不進之愆”即便成功，能有很大收獲嗎？出師無功而返確實有損主帥威信，但是我們知道，此前北伐已數次因糧食問題不得不退兵，几乎已成定例，並未嚴重損害諸葛亮的地位，再多一次估計也是如此。也就是說，李嚴冒很大風險說謊，最多只能傷及諸葛皮毛，無益大局。

　　如果李嚴打算中傷諸葛亮，那應該散布“丞相無故回師，意在不測”之類流言，以便把水攪渾；實際上，他給后主上表卻顯得沒頭沒腦，“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倒像給諸葛開脫。

　　從技术層面看，李嚴這謊也說得很拙劣，他在放出“軍糧饒足”的謊言前不久，才“遣參軍狐忠、督軍成籓喻指，呼亮來還”，從下文“亮具出其前后手筆書疏本末”看，應該是有公文的，也就是說他已經將人證物證主動送倒諸葛亮手中。

　　退一步說，我的解讀有誤，“其前后手筆書疏本末”並不等于直接相關的公文，可能是由其他文書構成的證據鏈條，李嚴還有抵賴的余地。但是不要忘了，這是在漢中，不是李嚴老巢江州，諸葛亮在此經營多年，早已根深蒂固，他一個外來戶想搞三搞四，不露餡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難道他腦袋讓驢踢了，竟看不到這些？

　　沒有任何史料表明李嚴的智力存在問題，相反，有記載的是“以才幹稱”、“復有能名”，劉備雖然別的本事一般，但識人之明還是很有几分的，被他看中“受遺詔輔少主”的總不會是一個智力低下的笨蛋？

　　如果李嚴智力沒有問題，那麼作為普通人的我們能看出的問題，“以才幹稱”的李沒有理由看不出，有理由說史傳記載背后可能還有貓膩。


　　有沒有可能說，這根本是個冤案，或者說這就是諸葛亮給李嚴下的一個套？

　　“亮粉”們一定覺得我簡直大逆不道，怎麼能用那麼陰暗的心理揣測諸葛武侯呢？

　　事實上諸葛亮決不是什麼道德完人，從他對待法正的態度看，他完全具備典型的實用主義政客心態，在需要的時候，使用陰謀對付政敵，決不會有什麼心理障礙。

　　眾所周知，李嚴是蜀漢政權中“東州”集團的首腦，作為“並受遺詔輔少主”的重臣，他一直試圖挑戰諸葛亮的最高權威，而諸葛一貫專權，不肯分潤，自然也視李為眼中釘。拿下李嚴，諸葛亮就可以徹底擺脫劉備遺囑的束縛，做一個實至名歸的獨裁者。

　　有了作案動機，再看作案條件，案發主要地域是漢中，這正是諸葛亮經營多年的根據地，天時地利人和均在手，玩起陰謀來更是得心應手，對付起脫離老巢的李嚴，無疑是十拿九穩。

　　有了動機，又有條件，是不是說就可以定案了？當然不是，關鍵還要證據說話，否則只能存疑。鑒于史傳未載，只能進行一些邏輯分析。

　　首先從技术層面看：上文說過，李嚴這謊說得拙劣，反過來說，如果這是冤案，這局也做得並不高明，至少不能在李嚴的舉措上完全自圓其說——以李的智力水平，怎麼會犯如此低級的錯誤？諸葛亮素以思慮縝密著稱，這種烏龍不像出自他的手筆。

　　接下來再看程序問題：盡管諸葛亮是蜀漢事實上的獨裁者，但他也不能一手遮天，為所欲為。只要他沒打算學曹操，那該講的規矩還得講——就算是曹操也不能完全撇開皇帝這個橡皮圖章。李嚴作為托孤重臣，從程序上只有皇帝有權處置，這是繞不開的，哪怕諸葛亮將這個局做得完美無缺，最后還得送到御前過堂——史載“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可見在阿斗那里還有一場辯論。李嚴沒有理由不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拼命申辯，而這種情況又是于史無載。

　　或者說諸葛亮布局充分，李嚴難以有力反駁，在促不及防的情況下的“辭窮情竭”，被史官與“謝罪”簡單划等號？也許，但是下文的“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后人不能，故以激憤也”又是怎麼回事呢？這分明是認罪服法積極改造自新！如果李嚴史被諸葛亮陷害，那他應該對諸葛恨之入骨，怎麼還會抱有幻想？

　　退一步說，也許這是史官想當然的誤記（或者是為尊者諱），李嚴是在滿腔憤恨中死去的。但是要注意，他是被廢后三年才死的，而且死于諸葛亮之后，為什麼諸葛要容他活三年，難道他不怕死灰復燃秋后算帳嗎？

　　再退一步說，李嚴的后人們不會對“罪臣子孫”名號情有獨鐘吧？諸葛亮活著的時候，也許攝于其淫威不敢翻案，諸葛死了怎麼還沒有動作呢？——諸葛剛死，就有李邈跳出來大放厥詞

　　就此看來，盡管諸葛亮有動機也有條件制造這種冤案，但該案細節前言不搭后語，前后脫節，很難想象，這會是“一生惟謹慎”的諸葛丞相手筆。

　　那麼有沒有可能是諸葛亮的親信看不慣李嚴跟自家老大別苗頭，自作主張制造冤案呢？等到諸葛發現后，木已成舟，也只好將錯就錯了。
　　這倒可以解釋該案出現自相矛盾的地方——底下的人可能水平差一點，做不到滴水不漏，而諸葛亮接手太遲，也沒法做得天衣無縫。不過問題沒有解決，對李嚴來說，始作俑者究竟是誰很重要嗎？反正這帳算在諸葛頭上沒錯！他怎麼可能還對敵人抱有幻想？
　　
　　那有沒有可能是第三方插手了呢？也許諸葛亮中了別人的反間計呢？

　　這也不是不可能，畢竟真實的諸葛亮並非演義里的那個“多智近妖”的孔明先生。不過細細算來，有動機又有能力搞反間計的無非魏吳兩家，也許可以再加上一個益州本土勢力；不論下手的究竟是哪一方，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們不是諸葛亮的盟友。對他們來說，把水攪渾，造成兩敗俱傷局面才最符合自身利益，搞掉相對弱勢的李嚴，等于變相幫助諸葛整合內部，實在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即使諸葛亮一時昏頭上當（不排除揣著明白裝糊涂借題發揮的可能性），這對李嚴並無區別，最終將刀子按下去的還是諸葛，這讓李嚴如何“欣然”認罪服法？退一步說，即使諸葛的同黨有本事制造虛假的“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后人不能，故以激憤也”記錄，那麼何不將“又表后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這句嚴重前后脫節的話刪去？
　　
　　還有一種可能是，李嚴犯的事要嚴重得多，只是諸葛亮出于安定團結河蟹的考慮，避重就輕處理了。這倒可以解釋“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后人不能，故以激憤也”——既然可以從輕發落，就可能重新起用；但是“又表后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依然無法解釋，避重就輕意味著一些反映的材料被銷毀，那麼這一“表”怎麼保存下來？
　　
　　總而言之，不管李嚴一案究竟是諸葛亮做局陷害，還是因為其他不可控因素造就冤案，諸葛都是最終的決定者，被冤枉的李不可能對之抱有幻想；如果說有關記錄已被修飾處理過，但其前后脫節的經過又顯得十分拙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