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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橫（一八七八至一九三六），字天縱、武公，號雅堂、劍花。祖籍龍溪縣馬崎社（今龍海市馬崎村"），出生于台南市。連橫生活于日本殖民者侵占台灣的時期。作為一位愛國者，他一生反抗日本的殖民統治，為台灣回歸祖國奔走呼號，表現了灣愛國知識份子憂國憂民的赤子情懷。作為一名史學家，他耗十年心血寫成的力作《台灣通史》，間世七十余年來，先後翻印成十多種版本，是人們了解和研究台灣歷史的必備文獻。

連橫十二歲時，其父連永昌購一部余文儀《繽修台灣府志》給他，說："汝為台灣人，不可不知台灣事。"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連橫的家鄉被日本人侵占，其父因憂郁而去世。他飽嘗了國難家憂的憂患，身受了"棄民"的屈辱，也激發了對中華民族文化和祖國母親的愛。他把愛國憂民的思想感情，凝而為詩，訴諸筆端，先後發表了《台灣詩乘》、《劍花室詩集》、《甯南詩草》等大量詩作，控訴日軍侵略者的暴行。


連橫十八歲開始覓集文獻史料，為他日後修史作准備。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連橫任台南《台澎日報》漢文部主筆，後，任《台南新報》主筆、《廈門日報》主編、《台灣新聞》編輯等，并與人台辦《福建日日新聞》（後改名《福建日報》），先後斷斷續續在報界任職二十余年。長期的報人生涯，使他有機會涉獵有關的書籍文獻。他曾先後五次游歷大陸，發表了詩集《大陸詩草》，抒發了他對祖國錦繡河山的熾熱上愛。民國元年至三年（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他先後游覽了上海、杭州、北京、武漢、沈陽等地，足跡遍及十余省、市。在沈陽，他瀏覽文淵閣藏書和四庫全書中的《平定台灣紀略》。在南京，他應聘任清史館名譽協修，留心搜集抄錄館中所藏有關台灣檔案史料。這些對他著述《台灣通史》大有裨益。所獲史料後來都成為《台灣通史》的珍貴信息。


他在公務之餘，廣覽群書，考察台灣，著手著述。經十年（一九零八至一九一八）艱苦努力，《台灣通史》全書合成，兩年後正式出版。《台灣通史》共六十萬字，三十六卷，有紀四、志二十四、傳八。記載從隋大業元年至清光緒二十一年台灣的歷史。凡有關台灣的政治）軍事、經濟、物產、風俗、人物等，都有論列。書中以大量的吏實史料証明，台灣自古屬中國，台灣是大陸人民，尤其是閩粵移民同原住民一道，披荊斬棘，艱苦奮鬥開拓出來的。


連橫著述《台灣通史》，意在保存民族常規和文化，弘揚民族情神。他在自序中說："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龜監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虛盈，均于是乎在。故凡文比之國，未有不重其史者。"在日本殖民者統治台灣的歷史條件下，連橫敢于奮筆為台灣修史，這是需要膽識和史德的。時人評介："一部《台灣通史》，其勢力超過于日本全部陸海空軍。"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為《台灣通史》作序，稱此書為，"民族精神之所附"，後世"必傳之作"。


《台灣通史》為後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和精神財富。由于連橫是業余修史，加上歷史條件的限制，許多史料他當時未能發現和引用，某些史實未能像專業史家那樣嚴密考証，所以書中在引文、史實等方面，也存有錯誤。近年，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 鄧孔昭 先生編著了《台灣通史辨誤》，對其中六百余處進行了考訂。從而為有關台灣史的研究，提供了更有利的條件。在從歷史角度論証台灣與大陸關系的同時，連橫還從語言方面論証了台灣與大陸的聯系。當日本侵略者推行"皇民化運動"，強迫台灣人民改用日本姓名，禁用漢字，不許講閩南話時，連橫用兩年時間，撰寫《台灣語典》，對于台灣通用的閩南方言，尋根探源，旁徵博引。他說："台灣文字傳自中國，而語言則多沿漳、泉。顧其中既多古義，又有古音，有正音，有變音，有轉音。昧者不察，以為台灣語有音無字，此則淺薄之見耳。"


一九二九年，連橫的兒子連震東從日本東京慶應大學畢業。連橫對他說："欲求台灣之解放，須先建設祖國。余為保存台灣文獻，故不得不忍歷此地。汝今已畢業，且諳國文，應回祖國效命，余與汝母將繼汝而往。"連震東奉父命，赴西安工作，直到台灣光復才返台。

一九三三年，連橫為"遂其終老祖國之志"，攜春第五次赴大陸，定居上海。一九三六年，連橫因肝癌在上海逝世。彌留之際，他念念不忘台灣光復事業，勉勵其子日："今寇焰迫人，中日終必一戰，光復台灣即其時也，汝其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