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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兵器本來並不落後於西方，後來之所以懸殊的落後，是因為西方人在兵器發展上飛躍進步的時候，中國人因為某種原因，不僅沒有跟進，反而大踏步地倒退。

　　明朝的時候，中國對火器的生產和應用程度超過了之前的歷朝歷代。明朝自主創制了地雷、水雷、噴筒（初級的火焰噴射器）、手銃、大炮等數十種火器，並於宏治年間自主發明瞭開花炮彈。

　　因為農耕文明的負面影響，漢族軍人普遍沒有突出的騎射功夫，因此，冷兵器作戰能力向來不是明軍的長項，要對付北方牧、獵民族，明軍只有求助於火器，明中期以後，由於軍隊腐敗，明軍的戰鬥力只得更加依賴於火器，明政府也就更加注重火器的研發和引進。

　　明朝中期以後，中國的火器研發能力雖然已經落後於歐洲，但是因為明朝積極應用火器的國策，軍事裝備的熱兵器化仍然加速前進，明朝從葡萄牙那裏學會了火繩槍，從日本那裏學會了鳥嘴銃，火器研製家趙士楨，在明神宗萬曆二十六年到三十九年（西元1598年到1611年），除仿製成土耳其式嚕密銃外，還研製成摯電銃、三長銃、雙疊銃、迅雷銃等多種單管和多管火繩槍，趙士楨的成果受到明政府的廣泛應用，明朝軍隊火槍的應用至此上升到一個新階段。明代嘉靖到萬曆年間，明政府在大量製造火繩槍炮的同時，還全面發展了各種傳統火器，包括改制明代前期的各種火銃，創制了快槍、多管（多發）銃、虎蹲炮，發展了利用火藥燃氣反衝力推進的火箭類火器和火球類、噴筒類、火禽火獸火車攻戰類等各種燃燒性火器，創制了各種爆炸彈和地雷、水雷。這些火器連同火繩槍炮，基本上包括了中國古代火器的各個門類，並且綜合了外國火器的先進成果。

　　明朝天啟年間，為了抵禦後金（滿清）在遼東的淩厲攻勢，明政府向葡萄牙購買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大炮--“紅夷大炮”（英國製造的早期加農炮，清朝改稱“紅衣大炮”），並且仿製成功，大量地裝備到明朝的關寧軍中。一六二六年重創了後金（滿清）軍隊的寧遠保衛戰中，寧遠城的十一門紅夷大炮發揮了重要作用。明軍大炮的先進，也是後金（滿清）長期攻不下明朝在遼西軍事要塞的原因。

　　明朝對火器積極研製、應用並且向外學習取得的巨大成效，已經為兵器向熱兵器化轉軌創造了初步條件：明朝中後期明穆宗隆慶年間，戚繼光（1528-1587）在薊鎮編練的車營、步營、騎營、輜重營等新型的兵種之中。這些營使用鳥槍、佛郎機、虎蹲炮、火箭等火器的士兵已佔編制總人數的一半左右。

　　在軍隊建制上，隨著火器的逐漸廣泛應用，明軍也在向適應火器作戰的方向調整：明朝在明初永樂年間就設立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獨立炮兵營--神機營，到明末時隨著應用火器的大大增加，又發展出車炮營、鳥槍營、騎炮營和火器補給營等，除神機營以外，一般明朝部隊百分之十以上步兵配備火器，明朝末期比例更高，明末時，北京和山東已經設立火器生產專坊基地，聘請了歐洲技術人員指導生產，已具備一定的火器規模生產能力5。同時，用火繩槍炮和冷兵器相結合的作戰方式、軍事教育訓練、國防設施也都隨著產生。

　　由於明朝對火器的積極態度，明朝末年，明軍的裝備與世界最先進的西歐國家差距微小，明末時，明軍與葡萄牙、荷蘭發生了幾次軍事衝突，明軍用火器打敗了對手。如果明朝的統治能夠延續下去，到十九世紀的時候，中國軍隊的武器，絕不會象鴉片戰爭時的清軍那樣，與歐洲列強有那樣大的差距。

　　明朝末年，中國軍隊向近代化轉軌的萌芽已經依稀可辯。可惜，這一轉軌的萌芽隨著滿清的入主中國而零落成泥。

　　清朝是中國歷史上在軍事技術最無成就的朝代：軍事技術最缺乏自主創新、在被外國列強用武力打開國門之前，清朝的軍事技術非但停滯不前，而且比起明朝都大幅倒退。

　　清朝之所以在軍事技術最無成就，首先是由於滿洲貴族自身素質的鄙劣和一些歷史原因，在近代以前，清朝歷代統治者始終沒有重視軍事技術對戰爭勝負的重大影響，始終抱著“弓馬取天下”的冷兵器觀念不放。

　　這種觀念形成的一個重要的歷史原因是：滿清（後金）的強勁鐵騎屢次擊敗在軍事技術裝備上優於自己的明軍，並且最終征服了中國。滿清統治者被這巨大的軍事勝利衝昏了頭腦，沒能夠認識到清軍能夠擊敗明軍、征服中國的真正原因，反而認為這主要得自八旗軍強勁的弓馬優勢所賜，從而大大的助長了對冷兵器的迷信。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清朝統治者對於當時先進軍事技術--火器的研製、生產、應用，是不可能重視的。

　　直到現在，還有好些人認同這種觀點，認為明朝的火器佔有那樣大的優勢，仍然被滿清奪取了江山，說明武器先進與否對戰爭的影響並不重要。這種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明朝之所以敗亡，遠不僅是因為滿清的軍事進攻，而是幾種極為不利的因素合力的結果：饑荒、瘟疫和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拖住了明朝抗清的後腿，並且大大消耗了明朝的元氣；崇禎帝朱由檢連續的愚蠢決策使明政權自毀長城，喪失了凝聚力，導致大批軍隊倒向滿清和李自成……明朝之所以滅亡，不是因為火器無用，而是因為明朝武器的優勢已經不能彌補這幾種不利因素造成的損害。事實上，如果不用火器，明朝滅亡會更快。沒有火器，明軍根本不可能把滿清（後金）擋在遼西十八年之久，努爾哈赤活著的時候就可以攻陷山海關。

　　清朝之所以在軍事技術最無成就，另一大原因就是滿清統治者對漢人的防範。由於實施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清朝統治者對漢人反抗的恐懼心理自然敏感而強烈，因此就要防止先進的軍事技術裝備落入漢人手中。清朝統治者雖然不相信火器能決定大局，卻也知道火器的厲害：他們的太祖努爾哈赤就是被西洋大炮炸傷而死的，而且還有成千上萬的八旗兵在攻堅戰中被明軍用火器擊斃。先進的軍事技術裝備落入漢人手中，可能給自己的統治帶來威脅，所以他們就要防範于未然。與蒙古君主不同，清朝皇帝的思維方式向來是很精細的。

　　滿清入關後，出於對漢人的防範，滿清統治者對科技的發展，尤其是可能應用於軍事的科技發展，進行了嚴厲的限制。這種限制早在入關之初就開始了，當時多爾袞立下規定：大炮和火器等當時的先進武器只限于八旗軍中使用8，清軍中的漢軍禁止裝備。多爾袞採取這個措施，是因為當時投降滿清的漢軍人數已經遠遠超過八旗軍，這些軍隊如果據有先進武器，一旦降而復叛，很難對付；只讓八旗軍擁有大炮和火器，可以大大增加八旗軍對漢軍的戰鬥力優勢，可以更有效地震懾和控制清軍中的漢軍。繼多爾袞之後，歷代滿清統治者出於對漢軍的防範，一直嚴格施行這一規定，直至鴉片戰爭以後，因為八旗軍喪失戰鬥力，為了利用漢軍鎮壓農民起義，才被迫鬆動。

　　按照滿清的規定，八旗軍壟斷的火器和大炮等先進武器主要供八旗軍中的滿洲軍使用，因為滿清統治者對八旗軍中的蒙古軍和漢軍也有防範。滿清的八旗軍總數不滿二十四萬，其中的滿洲軍總數又不滿八萬，因此按照這一規定：上百萬的清王朝軍隊中，只有一部分能夠裝備火器。這就造成滿清軍隊的火器裝備程度，始終處於極低的水準，在世界許多國家的軍隊大踏步地向熱兵器邁進的時候，清軍始終脫離不了冷兵器時代，清軍的火器應用程度，不僅比不了葡萄牙、俄羅斯等歐洲三流軍隊、也遠遠不如幕府時代的日軍和崇禎時代的明軍。

　　由於清軍對火器的需求量始終處於極低的水準，也就無法拉動軍火製造業發展，也無法刺激軍事科技的改進。歷史已經表明：軍事科技的進步，能夠帶動民用科技的進步，從而人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滿清軍事火器裝備的限制，不僅堵死了軍隊近代化之路，也堵死了增強綜合國力的一條捷徑。

　　滿清不僅對軍事科技成果的應用嚴加限制，還對漢族科技人才中出類拔萃者進行打壓，發明家戴梓就是這樣一個受害的典型。杭州人戴梓出身於明末的火器製造世家，自幼便醉心火器研製，後來他投身清軍，為清軍創制和裝備了“威遠將軍炮”（類近代的榴彈炮）、子母炮，為滿清擊敗“三藩”和準葛爾勢力立下了非凡的功勞，戴梓還向清朝獻上了自己發明的一種連環銃，它一次可發射二十八顆彈丸，其原理與機關槍完全一致，現在已經被軍器史家認定為世界上最早的機關槍。但是，戴梓不僅沒有因此獲得榮華富貴，反落得一個悲慘的命運。戴梓的才幹十分突出，他曾只用八天的時間，便倣造出一種歐洲發明的新式大炮，而在華的外國同行南懷仁花了一年時間都沒造出來。由於戴梓傑出的火器研製才幹，招致了同為滿清研製火器的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的嫉恨，削平葛爾丹勢力後，南懷仁就向康熙帝誣告戴梓私通日本，康熙帝因此而“聽信讒言”，將戴梓發配到遼東，終結了他的武器研製生涯，戴梓在遼東被迫以賣字畫為生，一生貧寒，鬱鬱而終。戴梓發明的連環銃也沒能流傳下來。

　　康熙帝玄燁決不是一個缺乏判斷力的君主，他不可能不知道戴梓的才幹遠在南懷仁之上，以康熙帝的英明，他為何僅憑南懷仁一面之詞就給戴梓定罪？他難道不懂得人才的可貴嗎？康熙帝為何容不得戴梓，卻能夠容留和重用比戴梓平庸的南懷仁呢？

　　只要了解滿洲統治者對漢人的變態的防範心理，原因就一目了然：在削平三藩、征服準葛爾、奪取台灣之後，江山穩固，滿清統治者已經不需要戴梓的發明才幹了，戴梓的發明才幹反而是一種威脅，才幹越傑出，威脅越大。按照滿洲權貴的思路：戴梓或者戴梓的發明成果要是落到謀反的漢族勢力手中，怎麼辦？因此，康熙帝一定要打壓戴梓，把他充軍到蠻荒的遼東，埋沒他的所有才幹，就是辦法之一。實際上戴梓算幸運的了，他落到相對仁厚的皇帝玄燁手裏，還得以保全了性命；他要是落到防漢心理更為變態的弘歷手裏，至少得人頭落地。

　　歸根結底，戴梓受打壓是因為他是漢人，他太傑出了；而南懷仁不僅平庸，還是一個遠道而來的比利時人，是個“非中國人”，這與滿清統治者的自我定性相同，反倒有同類的感覺。滿清統治者寧相信“色目人”，也不相信“漢人”的心態，與元朝的蒙古人相通。

　　戴梓不僅是一位火器發明家，還精通軍事、天文、曆法、數學、河防治理等，他的《治河十策》至今仍有參考價值。滿清統治者對戴梓的“活埋”，給中國的科技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