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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北進擴張
     
    西元1598年，大明萬曆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在北韓半島南端、釜山以西200余裏的露梁津，子時剛過，800余艘各式戰船，正在趁夜做戰前的最後準備，他們是大明與北韓聯軍的水師部隊。
     
    16世紀末，東北亞局勢出現了一些變化，在日本，大名紛爭的“戰國時代”結束，豐臣秀吉完成了日本國內的基本統一。隨著統一戰爭的進展，豐臣的野心和信心逐步膨脹，他不僅要把當時尚不屬於日本的北海道併入日本版圖，而且還將琉球和北韓兩個明朝的藩屬王國也列入了擴張的目標，甚至已經開始做一統中國的準備，在1591年他給北韓國王的書信中稱，“本朝開闢以來，朝政盛事，洛陽壯麗，莫如此日也。人生一世，不滿百齡焉，鬱鬱久居此乎？不屑國家之遠，山河之隔，欲一超直入大明國，欲易吾朝風俗于四百餘州(當時日本認為中國地方有四百餘州)。”並威逼北韓臣服於日本。在被北韓國王斷然拒絕之後，1592年，豐臣秀吉動員軍隊20萬，出兵北韓，發動侵略戰爭。
     
    當時的北韓，正處於國內政治昏庸、黨爭不斷、軍力衰弱之際，只能求助於明朝出兵。此時的明朝政權，雖然處於萬曆帝不理朝政的最高權威空白狀態之中，但戚繼光練兵和張居正改革的影響還在。經過官僚體系短時間的混亂之後，明軍在短期內進行了戰爭動員，並於1592年年底，出兵援朝，史稱“壬辰戰爭”。
     
    戰事持續到1598年，已歷時七載，其間，戰局起伏不定，但總體上逐漸對日本不利。日軍出兵後，迅速佔領了漢城和平壤，但明軍于1592年年底入朝後，又先後收復了以上地方，日軍只能退守半島南部諸地，雙方在你來我往一番後陷入膠著狀態，不久，日方提出議和，明朝也樂得早日休兵，雙方暫時訂下了和議，內容規定明朝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日軍自北韓半島撤軍。但是，豐臣秀吉提出的真實撤軍條件是：日本吞併北韓南部，明朝要把公主嫁給天皇，且北韓今後要臣服於日本等等。而明朝負責談判的使臣卻未敢告訴朝廷真相，只是彙報說日本已答應撤出北韓云云，這使得豐臣秀吉最終又找到了藉口，以北韓不守和議為名，于1597年增兵北韓，再次北犯。
     
    實際上，日本國內對於侵朝戰爭的意見並不統一，很多封建領主並未從侵朝戰爭中獲得好處，但卻又要分攤徵兵納糧的任務。一些人在不滿的同時也試圖阻止這次出征。第一次侵朝的主要將領小西行長，早在1596年秋天，就向北韓使臣的翻譯講了第二次日軍入侵的時間和部署，1597年夏，小西行長派人會見了北韓慶尚右兵使金應瑞，詳細說明瞭日軍即將執行的進軍計劃，並建議北韓堅壁清野，並徵召新兵，進行戰前動員，但是，北韓國王及其身邊近臣，對這一事件並未給予足夠的重視，整個政權沉迷于內部黨爭，而且還撤換了前次戰爭中表現出色的李舜臣等將領，換上了若干昏庸之輩掌管水陸兩軍，而把希望完全寄託在明朝中央政權的支援上。
     
    1597年6月，日軍主力抵達北韓。此次進軍，日軍吸取了以往教訓，將11萬多人的部隊分為兩路，左路(也就是西路)，由小西行長率49600人，進攻全羅、忠清兩道(即今天南韓的西南部地區)，右路(即東路)由加藤清正為先鋒，率軍64300人，攻擊慶尚道(即今天南韓東南部地區)。
     
    在海上，日軍于七月十五，趁滿月之日，以優勢兵力突襲北韓水軍主力駐地。代替名將李舜臣指揮的元均昏庸無能，毫無應有的警惕，結果全軍覆沒，包括“龜船”在內的大量戰船被焚燬。日軍順勢佔領了北韓半島西南端的幾處據點，不僅可以威脅漢城，而且可以襲擾山東和遼東沿岸。
     
    明朝在得知日軍再度北侵的消息後，再度向北韓派出援兵，加上原先駐朝的部隊，以及北韓軍隊，總兵力約5萬多人。1597年12月，聯軍到達慶州，專攻敵右路主力加藤清正駐紮的蔚山要塞。雙方的兵力對比約為4萬對2萬。但由於指揮不當，聯軍圍攻蔚山10余天未下，反而在日軍援軍來臨之際出現潰退局面，全軍損兵上萬，撤回漢城。而日軍也損失慘重，蔚山城內能戰者僅千余人。日軍只得從北韓半島將一半以上兵力調回國內休整(也是為了即將到來的耕種季節)，在半島上的兵力還餘下6萬多人。日軍還在半島南端沿海的幾個要點，如蔚山等地，鞏固了要塞防禦，其長期計劃，是打算步步為營，蠶食北韓。

但是，中朝聯軍並沒有給日軍這一機會。明朝強大的動員能力是聯軍的根本後盾，當時明軍全國常備兵力80余萬，再加上臨時徵召措施，調集10萬人規模的軍隊輕而易舉，且軍糧儲備充足，後勤能力很強。而日本國土狹小，糧食生產長期緊張，人口生育率又低，全國可動員的兵力總共也只有50余萬，實際上難以承受長期的大規模戰爭。
     
    1598年(萬曆二十六年)春，明軍已經完成了新一輪調兵和後勤準備，新的援軍進入北韓，至夏季，完成了兵力整備，9月，開始兵分三路南下，聯軍總兵力達到11萬多人，其中包括9萬陸軍和2萬6千水軍。
     
    當時，中國的水軍裝備遠遠超過日軍，不僅船堅，而且炮利。明軍水師船隻大量裝載虎蹲炮一類的中型火炮，這種炮炮身長2尺，重36斤，上加鐵箍，並配備鐵爪、鐵絆，發射前用大鐵釘將炮身固定，每次裝填5錢重的小鉛子或小石子100枚，以及1枚重30兩的大石子或大鉛子，發射後，大石子用於摧毀對方的船身、船上建築等設施，小石子則可以殺傷對方人員。比虎蹲炮大的還有“佛郎機”，這是明軍從葡萄牙人手中得來仿製的。“佛郎機”就是當時對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統稱。這種火炮已經有了現代火炮的雛形，炮身長七八尺，能夠裝1斤火藥，彈丸重量也可達到1斤，射程可達五六里，還有準星、照門等設置，並可以安裝在活動炮架上，隨時調整射向，這在當時是非常劃時代的裝備。
     
    除去火炮外，明軍還大量使用火箭，其中不僅有單發火箭，還有多發火箭，其中一種百虎齊奔箭，可以把上百支火箭連在一起，在點火後齊射出去。為了增加火箭射程，明軍還裝備了多級火箭，例如“火龍出水”，是以5尺毛竹為箭筒，筒內裝火箭數支，筒體下面兩側各縛火箭筒2個，作為推進器，水戰時，可在距離水面三四尺處點火，箭筒即可在助推火箭的作用下飛行二三里遠，“如火龍出於水面”，當助推火箭燃燒盡時，腹內火箭便點火飛出，飛向敵船等目標引燃之。
     
    此外，明朝水軍甚至發展了燃燒性火器，例如“飛天噴筒”，內裝硫磺、樟腦、松脂、雄黃、砒霜，以兩分法打成藥餅，封在發射筒內，戰時點燃引信後，筒口可噴出十數丈高的火焰，而且由於裝藥的性質，其煙霧帶毒，燃燒物質一旦被噴在對方船帆上，就會牢牢地粘在上面燃燒，無法撲救。
     
    朝軍方面，在李舜臣的努力下，北韓水師也恢復了一定的戰鬥力，兵力達到7千多人。朝軍的“龜船”是當時相當優秀的海戰裝備。這是一種大型戰船，船頂部覆蓋有防護板，板上遍佈向外的利刃刀尖，敵人難以攀爬。船首設有龍頭，船尾有龜尾，頭尾均有射孔，兩側還各有6個射孔，射孔下還有8~10支櫓，使其可以在無帆條件下快速行進。在日軍早先向後方豐臣秀吉的彙報中提到，“北韓人水戰大異陸戰，且戰船大而行速，樓牌堅厚，銃丸俱不能入。我船遇之，盡被撞破。”
     
    十月，三路明軍與日軍先後接觸，但進展都不甚順利。在中路，中朝聯軍近3萬人進攻島津義弘所率1萬人防守的新寨要塞，在擁有絕對火器優勢，炮火轟開日軍城門的時候，由於己方一處火藥庫失火，導致陣勢大亂，被日軍趁機掩殺，全軍潰退，損失超過1萬多人，基本失去了戰鬥力。
     
    東路聯軍約3萬人，再次攻擊蔚山，與加藤清正所率日軍互有勝負，隨後進入對峙，一直到十一月，日軍主動撤離。
     
    西路聯軍人數最多，除了2萬8千陸軍以外，還有陳嶙率領的2萬6千水軍協同。其對手是小西行長所率的日軍第二軍，兵力1萬3千人。聯軍將日軍圍困在曳橋要塞，但攻擊多日，進展不大，此時聽說中路軍戰敗，遂決定暫時休戰。至十月初，明軍三路陸上部隊實際上都已經停滯下來，只有陳嶙還在水上巡弋殲敵。
     
    另一方面，在日本國內，1597年8月，豐臣秀吉病死，遺命(抑或是身邊人擬定的“遺命”)從北韓撤軍。但是明軍一直到當年十一月才得知這一消息。日軍撤退命令下達後，駐蔚山的加藤清正于十一月率第一軍迅速撤退，但島津義弘和小西行長這兩位聯軍老冤家的部隊都尚未撤離，分佈在順天、泗川、南海等地，總兵力2萬多人。
     
駐紮在北韓西部順天(今天全羅南道東南部的順天附近)一帶的小西行長第二軍，此時仍有1萬多人，在接到撤退命令後，小西決定在光陽灣沿岸上船，向巨濟島集中。但是，十一月十一早晨，第二軍登船後甫一齣海，便被陳嶙和李舜臣率領的聯軍水師攔截，多次衝擊失敗，小西行長派使至陳嶙大營，曰希望用1000首級換陳嶙網開一面，但陳嶙堅決不允，小西軍只得回到駐地，並派人向駐紮在泗川的島津義弘、駐紮在南海(約數十公里外的一處港灣)的對馬守(對馬島的日本大名)求援。
     
    陳嶙，明史上稱其“有謀略，善將兵，然所至貪黷，復被劾褫官”。他原本是與劉 廷等人一起統帥陸軍的，但是因為當年二月，其部隊在路過山海關時發生了騷動事件，他被責問後調來指揮水軍，手下的兩位副將—陳蠶和鄧子龍，也都是步軍將領出身，所以，他們能將船隊指揮得當，也是殊屬不易的事情。此前一段時間，陳嶙部水師在北韓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巡弋，日軍“及見嶙舟師，懼不敢往來海中”。這在一定程度上切斷了侵朝日軍與本土之間的聯繫，使得侵朝日軍的後勤供應受到了影響。

在十一月十四日小西行長求和時，陳嶙曾放走了一隻小船，船上有8名日軍，李舜臣認為，這是小西行長派去求援的部下。至十一月十八日，李舜臣告訴陳嶙：“倭船出去已四日，援兵必將至矣。吾輩當往貓島等處把截待之。”陳嶙對李舜臣非常敬重，深知李舜臣不會輕易作出重大判斷，便與李舜臣共同在露梁津海峽一帶設伏：明軍的先鋒老將鄧子龍率軍千人在露梁津海峽北側埋伏，李舜臣則伏兵于南海島的觀音浦，陳嶙率聯軍主力部署于竹島及水門洞港灣。露梁津是光陽灣的出口，光陽灣實際上是一處深入半島南端陸地的海灣，形狀口小腹大，海灣縱深約20千米，出口寬度約為三四千米，等於是一個天然的口袋。而中朝聯軍的設想，便是將日軍援軍誘入(或驅入)口袋，再封住袋口聚而殲之，鄧子龍所部就是扎口袋的那根繩索。
     
    正如李舜臣所料，那只小船的確是到島津義弘處求援的。島津義弘此前已經率第五軍主力登船準備回國，只等漲潮後就出發，向巨濟島轉進。接到小西行長的求援後，島津于十八日夜率軍趁夜色向露梁津開進，試圖進入光陽灣，解救小西行長。航行途中，島津船隊遇上了宗義智的船隊，宗義智有60艘船，兩軍加起來共有兵力約1萬6千人左右，艦船近500艘，此外，陸地上，小西行長所部還有1萬多人。而中朝聯軍一邊，約有艦船800艘，兵力約2萬。
     
    十九日丑時(淩晨1~3點)，島津義弘船隊大部駛入露梁海峽，向光陽灣深處進發，此時，“月挂西山，山影倒海，半邊微明，我船無數，從陰影中來，將近賊船，前鋒放火炮，吶喊直駛向賊，諸船皆應之。賊知我來，一時鳥銃齊發，聲震海中，飛丸落于水中者如雨。”
     
    此時，島津義弘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中了埋伏，第二個反應就是回撤，因此把守海峽出口的副將鄧子龍所部承受了巨大的壓力。明史記載，“子龍素慷慨，年逾七十，意氣彌厲，欲得首功，急攜壯士二百人躍上北韓舟，直前奮擊，賊死傷無算。他舟誤擲火器入子龍舟，舟中火，賊乘之，子龍戰死。”
     
    鄧子龍，豐城人，明史記載他“貌魁梧，驍捷絕倫”。他用自己不到千余人的兵力和少量船隻(史書中僅提到有“三艘巨艦”，應當是福船之類的主力戰船)，在戰場的第一個瞬間—也是戰場的關鍵點—擋住了島津義弘的船隊，居功至偉，戰後，他被“贈都督僉事，世蔭一子”，而且“廟祀北韓”。
     
    在鄧子龍部危急的時刻，陳嶙派陳蠶率軍前去增援，把“袋口”徹底扎牢，島津義弘在回撤無望的情況下，只能作困獸之鬥，與明軍決一死戰。
     
    此時，中朝水師主力亦已布陣完畢，開始衝擊，李舜臣擂鼓首先率船衝擊敵船隊，陳嶙也隨後率船衝入，並命令船隻下碇，利用船堅炮利的優勢攻擊敵軍船隻，由於明朝戰船船身高大堅固，既可以撞擊敵艦，又可以居高臨下投擲火磚、震天雷，日軍受損甚烈，只能儘量躲避。為了吸引遠避本船的日軍，陳嶙命士兵伏在甲板上，以盾牌蔽體，日軍遠看以為陳嶙船上的士兵已被鳥銃和弓箭射殺殆盡，便開始圍攏過來靠幫跳船，此時明軍突然躍起，用長槍將攀爬船幫的日軍捅下大海，然後使用前面提到的噴筒噴射日軍船隻，日船紛紛起火，士卒燒死和溺斃甚多。在北韓典籍 《李忠武公行述》 中，有如此記載，“兩軍突發，左右掩擊，炮鼓齊鳴，矢石交下，柴火亂投，殺喊之聲，山海同撼。許多倭船，大半延燃，賊兵殊死血戰，勢不能支，乃進入觀音浦，日已明矣。”觀音浦是一個更小更淺的海灣，日軍進入這裡，是想利用船隻吃水淺的優勢，與明軍福船之類的大型船隻脫離接觸，但是，無形中也進入了兵法中所說的“絕地”。

福船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戰艦之一，吃水約3.5米，排水量在數百噸(有一號、二號等規格)規模，按照此前戚繼光給福船配備的武備，每門福船配備如下：
     
    火器：包括大發火貢1門，大佛郎機6門，碗口銃3門，噴筒60具，鳥銃10支，煙罐100個，火箭300支，火磚100塊，震天雷20個，灰罐100個。
     
    彈藥：粗火藥400斤，鳥銃火藥100斤，弩藥1瓶，大小鉛子300斤，火繩60條。
     
    冷兵器：藥弩10張，鉤鐮10把，砍刀10把，過船釘槍20支，標槍100支，鐵蒺藜1000個，寧波弓5張，鐵箭300支，弩箭500支，藤牌24面，篾盔、釘槍、腰刀每人一副。
     
    而日軍方面，最大的船也只有福船的四五分之一大小，火器以鳥銃(即早期的滑膛槍)為主，缺乏火炮。
     
    在這種對抗中，日軍只能靠鳥銃來偶爾施以還擊，日本當時製造鳥銃的工藝較為精良，有效射程可以達到30~50米，雖然這種武器對明軍大船和朝軍龜船都不起什麼作用，但天亮後，在距離合適的情況下，日軍可以比較準確地用鳥銃射擊對方船上人員，這對聯軍船上人員的威脅還是較大的。也就是在天亮後，李舜臣胸部中彈，被左右扶入船艙(這一情節與英法特拉法加海戰中英軍統帥納爾遜的遭遇極為相似)。他對身邊的侄子李莞說：“戰方急，慎勿言我死。”其後犧牲。李莞按照指示，繼續以李舜臣的名義發佈命令，與明軍一起，將日軍餘下的船隊追入觀音浦。雖然福船無法進入近岸淺水水域，但明軍火器射程相當遠，便在遠處用佛郎機、虎蹲炮等火炮反覆轟擊日軍。由於日本船隻的堅固程度不足，3斤重的虎蹲炮所射鉛子，很容易穿透船板，受損後的日軍戰船很難再保證正常情況下的機動性和速度。此時又恰逢退潮，北韓水域潮差很大，到中午，餘下的近200艘日艦都擱淺在了灘塗上，船上的日軍只得棄船登陸，旋即被岸上以逸待勞且早就想與水軍爭功的中朝聯軍陸軍所殲滅。島津義弘率領近身的50余艘戰船，拼死突圍，逃回日本。
     
    露梁一戰，日軍損失戰船約400艘，陣亡人數超過一萬，露梁津一帶海域儘是日軍船隻留下的殘骸，島津義弘所率的第五軍主力幾乎完全被消滅，在海上激戰的同時，小西行長趁己方壓力減輕的機會，率領第二軍的殘余部隊逃脫，但是，其精華部隊已經消耗殆盡，能夠回到日本的，也都是老弱病殘之輩。這是日軍在侵朝戰爭中損失最大的一仗。
     
    誰擁有制海權，誰就是得勝者
     
    萬曆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1593~1598)的兩次援朝戰爭，幫助北韓抵禦了日本的侵略，並挫敗了日本向外擴張的企圖，並大大改變了日本國內政治力量的對比，在其後日本國內因權力真空而發生的內戰中，小西行長和島津義弘等人所在的西軍，也就是維護豐臣家統治的一方被徹底擊敗，德川家康成為了日本新的統治者，德川幕府此後一直延續到明治維新時代。在這期間，日本轉變為一個內向的閉關鎖國國家，有史為鑒的德川幕府，再未動外侵的念頭，東北亞的和平與安寧，一直持續到明治維新以後。

從這場戰爭可以看出，即使在那個年代，制海權也已經成為了東北亞各方實力對比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沒有露梁海戰的勝利，則日本在撤軍後很可能“越數年”而捲土重來。由於明軍掌握著制海權(其背後實質是中國的造船和火器工業水準要遠高於日本)，日本完全失去了再行侵略的可能。而在整整300年後的甲午戰爭中，也是在北韓半島及其附近，正是由於中國失去了制海權，才有了最後賠款失地的屈辱。值得一提的是，此場戰爭7年時間中，明朝廷花了8百萬兩軍費，被很多時人和後人詬病為“勞師耗餉”，然而在300年後的甲午戰爭中，戰敗的代價卻是2億3千萬兩白銀的賠款，與投資國防的收益相比較，可見一斑。
     
    這場戰爭也體現出，儘管明軍在裝備上依然優於日軍，但軍隊的訓練、指揮都已經相當不堪，除了露梁海戰和第一次援朝戰爭的平壤之戰外，中朝聯軍始終未能在其他局部戰場取得大勝，且多次在戰鬥中因一處小的失敗而出現“崩盤”局面(例如中路軍的新寨戰鬥)，這說明此時的明軍，韌性(其背後是軍隊的日常管理水準和紀律性)都已經大為不如戚繼光練兵的年代了，而此時，戚繼光剛剛去世(1587年)不過才幾年時間。總的說來，這場戰爭最後之所以能夠勝利，主要是依靠中朝在綜合實力上的絕對優勢得來的—中朝聯軍輸得起，只要能贏最後一仗就夠了，而日軍只要有一次大敗，就很難再恢複元氣。
     
    另一方面，從明王朝中央政權在這場戰爭中的表現可見，萬曆初年張居正改革後留下的政治遺產，已經所剩無幾了，深宮中與群臣賭氣而不理朝政的萬曆皇帝，將整個國家都丟給了內閣打理，在缺乏統一權威平衡的政治體系中，中央政權逐漸成了一個官僚場所，政權的應激能力逐漸下降，任將選人也多有不當，這些敗相都將在此後明政權逐漸沒落的過程中愈加明顯。套用一句老話，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任何一個國家，也不是一天之間就衰落的，露梁海戰雖然輝煌，但已經是明帝國的最後幾縷余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