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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是族群文化多元而複雜的移民社會。
自史前時代開始，蘭陽平原就有人類活動的遺跡。隨後噶瑪蘭人、泰雅族、平埔族與漢人陸續遷入，展開水與土地的生存空間之爭。
蘭陽社會的族群史可做為台灣族群歷史的縮影，如今，蘭陽地區雖然以漢人文化為主體，但90年代以後，社會大眾興起一股本土文化的風潮，宜蘭人紛紛投入追尋自己祖先的根。
於是，我們得以有機會一睹蘭陽舞台上的另一場族群文化盛宴，從中體會保存自身母語文化的重要性。
本週特別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助理研究員詹素娟與我們細說宜蘭的族群開拓史。

歷史上的宜蘭，以蘭陽平原為主要活動舞臺。
雖然蘭陽平原面積只有330 平方公里，卻由於擁有複雜的族群、豐富多元的文化，而在歷史過程中交織、糾葛出一幕幕動人心弦的悲喜劇。

多族群文化背景

從史前時代以來，蘭陽平原就有史前人類活動居住，他們是噶瑪蘭人，主要分佈在低濕沼地，依傍溪流而居、形成數十個村落。
雪山、中央兩大山脈的廣大山區則是泰雅族群的活動天地；而十九世紀初才從西部遷移進來的西部平埔族群，也和噶瑪蘭人發生密切的關係。
至於嘉慶元(1796)年開始以集團方式入墾的漢人，因人數眾多，不但對本地所有南島民族造成重大衝擊，並且快速成為蘭陽平原的主要人群。

蘭陽溪的隔絕性與「溪北」、「溪南」的開墾

蘭陽溪是蘭陽平原裡最長、最大的河流。
流入平原後，在扇端形成網狀流路。充滿礫石的廣闊溪灘，水道游移不定，下游則水路分歧易變，水淺流急；在近代堤防修築之前，蘭陽溪可說毫無通航與使用上的便利性。
因此，蘭陽溪將平原切割為二：形成「溪北」、「溪南」兩個歷史發展步調不一的地區。

十九世紀初，以吳沙家族為首的漳、泉、粵三籍漢人，運用「結首制」組成拓墾集團，大舉進入蘭陽平原。
由於組織嚴謹，開墾工作進行迅速，不過十五年光景（嘉慶 1-15年，1796-1810），就已開墾蘭陽溪北的土地；而從噶瑪蘭廳的設置到嘉慶、道光兩朝更替的十年間，溪南草埔也很快轉變為水田稻作的農地。道光至光緒年間(1821－1895)，漢人與平埔族群共組開墾集團，深入蘭陽溪上游，開墾今三星鄉及一部份員山鄉。經由此一長達百年的入墾過程，蘭陽平原遂轉變成以漢人為主的街莊世界。



清朝政府的難題

噶瑪蘭初入版圖，清廷必須處理的族群問題有四：
一是如何阻隔中央山地的泰雅族人，使其不得逸入平原墾區，造成治安的困擾？
二是在漢人自行入墾、國家不及防範的前提下，如何彌補溪北噶瑪蘭村社已經形成的土地流失問題；及如何防止溪南噶瑪蘭村社重蹈覆轍，以保留適量土地讓他們維持基本生計？
三是如何在兼顧噶瑪蘭人土地所有與生計的同時，也能妥善控制漢人的開墾秩序，並進行土地的分配？最後，則是如何安排西部平埔族群的角色與生計？

針對泰雅人，清廷與民間沿山腳連續設置二十處隘寮，形成一道防線，以遏止山地住民出草。
這些隘寮，不僅形成武力防堵線，也反映山地、平原住民的族群邊界。至於噶瑪蘭人的土地與生計、漢人的入墾及土地需求，事實上是一體兩面、無法分開對待或個別處理的問題；清廷採用一種特別的土地制度「加留」制，以同時解決雙方的需求。
西部平埔族，因其外來者的特殊角色，不能納入官府對漢民的資源分配範圍，也未能享有噶瑪蘭的土地福利，而變成蘭陽平原上處境尷尬的真正少數。

漢人與噶瑪蘭人的生存空間競爭

漢人的農業拓墾，目的在獲取土地、並將「荒埔」轉變成適於水田稻作的農地。
因此，漢人不但在拓墾過程中，由領導者分配土地；清廷也想盡辦法，替漢人製造租佃土地的機會。清代宜蘭開築多條埤圳，灌溉田園，可耕地因此快速水田化。然而，漢人改造土地生產方式的結果，不僅引進水利制度，也導致自然生態的改變。
漢人眼中有待改造的「荒埔」，原是噶瑪蘭人狩獵的草地；曲折、蜿蜒、易氾濫的溪流，提供噶瑪蘭人豐富的水生資源與交通管道。
全面性的水利設施使蘭陽平原成為稻米產量穩定的穀倉，但另一方面卻使噶瑪蘭人從此失去經營、維持傳統社會文化生活的自然環境。
不僅如此，漢人街莊的大量成立，也使噶瑪蘭村落被緊密包圍；蘭陽平原的空間族群性開始從量變步入質變的過程。



噶瑪蘭人在進入清代國家體制後，傳統社會文化開始產生巨大變遷。此變遷一方面造成噶瑪蘭村落「貧窮化」，一方面使噶瑪蘭人成為大環境中最底層的社會階級。族群差異與貧窮、低位階相互結合，形成生活困難、備受歧視的族群處境。
離開原居地的族群關係、尋求新空間的生存機會，是噶瑪蘭人解脫困境的策略。

噶瑪蘭族的遷徙

我們發現，噶瑪蘭人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不但在蘭陽平原境內、境外展開大大小小的移動，使其分佈超越原居地的空間範圍，還可以歸納出一個大致的趨勢：溪北的部份社眾，往頭城靠雪山山脈的狹小海岸平原遷移；溪南的部份社眾，則往接近中央山脈的蘇澳、南方澳遷移。
而無論溪南、溪北，共同吸引噶瑪蘭人與西部平埔族群起而去的新天地，則是三星地區與花蓮平原。

近一百年來，花蓮平原、東海岸一帶一群被稱為「加禮宛族」的人，就是南下遷徙的宜蘭噶瑪蘭後裔。
這群移民的宜蘭原鄉，雖然包括溪南、溪北好幾個村落，但因大多由加禮宛港(今冬山河接蘭陽溪出口)移出，而在花蓮地區被稱為加禮宛人。
到今天為止，包括花蓮縣新城鄉、花蓮市、豐濱鄉，及臺東縣長濱鄉等處，都有噶瑪蘭後裔分佈；其中人數較具規模的聚落，則為：新社、立德與大峰峰。

族群意識的甦醒與復名運動

移居花東，使噶瑪蘭人的傳統社會文化與母語得以部份保存；「我是噶瑪蘭」的自覺，也使其族群不像其他平埔族群那般隱晦。
九○年代以來，隨著社會大眾對認識本土文化的強烈需求，噶瑪蘭後裔也開始追尋自己的歷史、強調族群意識、要求政府予以正名與承認，此即噶瑪蘭的復名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