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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是我國的寶島。她的繁榮，有其歷史淵源和地緣因素。而這些淵源和因素，都和福建有關。台灣著名的歷史學者連橫在《台灣通史．自序》中說:“唯我祖宗，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為子孫萬年之業者，其功偉矣！”又在該書的《風俗志》中說:“台灣之人，中國之人也，而又閩粵之族也。”時至今日，在台灣二千多萬人口中，祖籍福建的約佔百分之七十以上。正是包括這些人在內的所有台灣同胞共同努力，才把台灣建設成今天這樣一個繁榮的寶島。其中不能不談到民族英雄林則徐的女婿沈葆楨。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由於日寇侵略台灣，派兵佔台南瑯懋、牡丹等地，清廷委任沈葆楨為欽差大臣，督辦台灣軍務，並兼理各國通商事務。沈葆楨到了台灣，積極加強戰備，堅守城池，不久就迫使日寇知難而退，不得不“遵約撤兵”了。

　沈葆楨守住台灣後，立即著手進一步的開發。其主要的功業有以下幾方面。

   開禁

   清政府對台灣有兩條禁令：一是嚴禁內地人（主要指福建沿海地區居民）偷渡台灣；二是嚴禁已居留在台灣的人民“私入番區”，即漂洋到南洋各國去。這兩條禁令嚴重阻礙了台灣發展。為此，沈葆楨上書朝廷，請准予開禁。後來清政府依照沈葆楨的奏摺辦理，解除了禁令，從此福建沿海的人力、物力、生產技術源源不斷地流向台灣。如果說鄭成功收復台灣帶動了福建沿海人民第一次大規模移居台灣，那麼沈葆楨促使清政府解除禁令，則引發了福建沿海人民第二次大規模移居台灣。從此以後，台灣的人口大量增加，台灣和大陸可以自由通商、通航，帶來了台灣經濟的一次飛躍。沒有大陸同胞，根本就不可能有台灣經濟的繁榮。

   開府

　  台灣原是福建一個府，府治設在台南。但當時台北的廣大地區，都尚未建立政權機構。台南的政府對台北廣大地區鞭長莫及。沈葆楨為了加強對台北地區的開發，向清廷奏請另設一個“台北府”。在台北府的管轄下，新設置了淡水、新竹、宜蘭三個縣治。這樣便加強了對台灣事務的掌控。同時，沈葆楨還奏請將福建的巡撫(省政府)移駐台灣：一年之間，春冬駐臺，夏秋回省。也就是說，福建的巡撫，一年之中要有一半的時間移到台灣去辦公。這樣一來，台灣與福建的關係就更加密切了，後來台北成為全台灣的政治經濟中心，這和沈葆楨的“開府”措施是分不開的。

   開路

　  要發展台灣經濟，必須開山開路。過去台灣經濟的開發，都限於沿海平原地區。而台灣內地，仍有大片原住民聚居地未開墾，交通不便。要發展這些地區，首先就要開山開路。這是一項十分艱鉅的工程。沈葆楨在《至陸存齋觀察》信中說:“防倭易而開山難，開山則南路難而北路尤難，愈進而需兵愈多。番社愈僻則愈愚而愈毒，經費滋鉅，恩威而窒矣。”而當時開山開路時，往往“進一步則需築一堡，駐一哨。”由此可見，沈葆楨對台灣，不但在防倭方面功績很大，而且對台灣的交通發展也立下了不朽的功勳。關於在台灣開山的艱鉅程度，又在他的《北路中路開山情形折》中寫得更為詳盡。當年如果沒有沈葆楨帶領大陸同胞，尤其是大批的福建移民，在台灣開山開路，打下交通的基礎，那麼台灣也不會有今日的繁榮。

   開礦

　台灣的礦物資源非常豐富，據近代的調查，全省共有八十多種礦物，尤以煤礦為多。早在沈葆楨去臺之前就已有開採。舊制度規定，臺煤的出口和進口，都徵同樣的稅率，這不利於礦產的開發。沈葆楨治理台灣時，減輕了對臺煤出口的稅收，從而鼓勵了台灣煤礦的開採，對地方經濟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沈葆楨非常熟悉台灣的實際情況，他認為煤礦是當時台灣經濟的基石，必須優先發展。在《臺煤減稅片》中，他說：“墾田之利微，不若煤礦之利鉅，墾田之利緩，不若煤礦之利速，全臺之利以煤礦為始基，而煤礦之利又以暢銷為出路。”而要暢銷，又必須減稅。所以他最後請求清政府准予台灣的煤礦減免出口稅收。

　  沈葆楨對台灣的治理開發，在台灣的發展史上寫下了偉大的一頁。連橫評述道:“析疆增吏，開山撫番，以立富強之基，沈葆楨締造之功，顧不偉歟!”這個評價是公正的。


來源：香港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