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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起義
　在明王朝統治時期(1368—1644年)，我國封建社會進入了自身發展的晚期。這個時期的特點在政治上的表現是統治集團的全面腐朽。從明英宗時起，政治就日益腐敗，宦官專政、奸佞當權的事就已出現。明武宗朱厚照是個有名的浪蕩君主，干出了許多荒唐可笑的事情。還在明中期就爆發了葉宗留、鄧茂七領導的閩浙農民起義；劉通、李原領導的荊襄流民起義；劉寵、劉宸、楊虎等人領導的河北農民起義，都是具有相當規模的農民階級反對封建統治的武裝斗爭。明世宗朱厚熜繼位以后，號稱“嘉靖中興”。實際上他為人極其偏執，又迷信道教，追求長生，所以奸臣嚴嵩父子趁機竊柄弄權，把國事弄得一塌糊涂。穆宗在位時間比較短，政治沒有多大起色。

　　万歷初年，社會危機已經相當嚴重。朱翊鈞即位時年紀還小，朝廷事務實際上由大學士張居正主持。張居正看到統治危機的嚴重，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希望通過統治集團內部的整頓，緩和社會矛盾，增强政權機構的效能，重新穩定朱明王朝的統治。他的整頓吏治，加强邊防，實行丈量上地，全面推行一條鞭法，在當時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國力有所加强。但万歷十年，張居正病死，朱翊鈞一親政，立即改絃易轍，使這場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半途而廢。從此明王朝的政治又沿著腐敗的道路繼續滑下去。

　　万歷時期政治的敗壞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事不理，二是貪財好貨。朱翊鈞成年累月深居宮中，“万事不理”⑴，不以國事為念。他自稱“靜攝”，實際上是在宮中鬼混。當時的臣下就有人在奏章里直言不諱地批評他“生長深宮，高居簡出，一御文華殿則稱過勞。”⑵“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酒醉之后，左右近侍一言稍違，即斃杖下。”⑶他在位四十八年中有二十年左右不坐朝聽政，臣下的奏章往往“留中”不作處理，以致朝廷官員無所事事，干脆回籍悠游林下。史載，在万歷中后期，官員們由于見不著皇帝的面，送上的奏章又常被擱置，往往在遞上致仕的手本后不管旨意如何便徑自還家。朱翊鈞卻認為少一員官就少一份俸祿⑷，還可以免聽官員們“聒噪”，落得耳根清淨，所以凡遇缺官也不派人遞補⑸。這種離奇的做法使國家的中樞機構處于半停頓狀態，大大助長了官場中的因循拖拉風氣，也為朝廷和地方官員的貪贓枉法開了方便之門。另一個方面是朱翊鈞貪婪成性。為了滿足自己窮奢極侈的生活耗費和積攢金銀財貨，他竟然“生財有道”，以開礦征稅為名，派出大批太監充任礦監稅使，往全國各地搜括民財。這些礦監稅使所到之處：

　　“不論地有與無，有包礦包稅之苦；不論民願與否，有派礦派稅之苦。指其屋面挾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指其貨面嚇之曰：“彼漏稅！”則橐立傾矣。以無可稽查之數，用無所顧畏之人，行無天理無王法之事。大略以十分為率，入于內帑者一，尅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參隨者三，指騙于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應，歲時之餽遺，驛遞之騷擾，與夫不才官吏指以為市者，皆不與焉。”⑹

　　這實際上是打著皇帝的旗號在地方上公然劫奪。礦監稅使和他們的爪牙無惡不作，曾激起了許多城鎮人民的反抗，這就是史稱的市民運動。當時的漕運總督李三才在疏中說：“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財賄，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綿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適朝夕之樂。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無亂者。”。⑺又說：“聞近日章奏，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眾畔土崩，小民皆為敵國，風馳塵鶩，亂眾麻起，陛下塊然獨處，即黃金盈箱、明珠填屋，誰為守之？”⑻朱翊鈞對此也置之不理，依然行其所素。
　　朱翊鈞在位期間，天下已經很不安定。除了社會階級矛盾日益激化外，由于朝廷和地方官員處置失宜，同邊遠地區少數民族的關系也惡化了。朝廷先后對寧夏、播州用兵，費了很大氣力方告平定。特別是建州女真在努爾哈赤領導下迅速興起，由明王朝鎮守東北的屏障變成了對抗中央朝廷的一股重要勢力。万歷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年)，明廷抽調了大批精兵，並責令朝鮮和海西女真葉赫部出兵助戰，兵員總額達十一万多人，在遼東經略楊鎬的統率下四路出師，期以“旬日畢事”，一舉蕩平。由于戰略錯誤，指揮失宜，薩爾滸一戰竟以慘敗告終。從此，遼東的軍事對抗便牽制了明王朝很大一部分力量，成了朝野注目的重大問題之一。

　　朱翊鈞死后，長子朱常洛即位僅一個月也病死了。新上台的明熹宗朱由校年輕不懂事，宦官們為了竊柄弄權，領著他成天嬉戲。據說他喜歡弄木工活，宦官們就在他手提斧鋸玩得興致正濃時，拿來章疏奏請他定奪。他往往只聽口頭報告大意，即隨口答道：“我都知道了，你們用心行去。”⑼于是大權旁落，宦官把持朝政。太監魏忠賢同熹宗的媬姆客氏相勾結，上下招權納賄，把國事弄得腐敗不堪。一幫依附于魏忠賢的無恥之徒還為他大頌功德，甚至呼之為“千歲”，“九千歲”。在一次宴會上，有人當著熹宗和魏忠賢的面高唱誦辭：“好個魏公公，處置得惜薪司怎樣軫恤商人，內府庫怎樣米積天堆，東廠怎樣厘奸剔弊，寶和店怎樣裕國通商。內修朝政，外鎮邊疆。”魏忠賢聽了這樣肉麻的奉承竟然處之泰然，朱由校也呆頭呆腦一笑置之⑽。各省地方大員也對魏忠賢趨之若鶩，紛紛為他建生祠祈福，窮極華麗。朝野的黨爭便因之加劇。當時有名的東林黨，主要由一批比較正直的知識分子組成，他們眼見國事日非，就利用講學結社，評論朝政，希望皇帝能夠除去奸邪，重整朝綱，實現清明吏治。依附魏忠賢的邪惡勢力則結成閹黨，對東林黨人橫加迫害。此后，明末的黨爭屢經反復，一直延續到南明覆亡。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明神宗、魏忠賢等既貪財好貨，自然上行下效，養成一派貪污風氣，出現“官以財進，政以賄成。”天啟年間黃尊素曾說：“大拜之事，相傳必用間金數万”。對此，他不禁嘆息道：“嗚呼，始進不正，以身為市，我朝相業可觀矣！”⑾魏忠賢任用閹黨周應秋為吏部尚書，公然按官職大小索價，每天得賄銀一万兩，人稱“周日万”⑿。到了崇禎時，有人說：“賄賂之盛，莫如此日。都下有‘白變黃，黃變白’之謠。”⒀意思是官吏行賄原先用銀子，后來改用金子，再后來又改用光燦奪目的珍珠。當時官場，誠如貼在長安門上的一首諷刺詩所云：“督撫連車載，京堂上斗量。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⒁崇禎六年，朱由檢在文華殿召諭朝臣說：“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來弊竇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賄賂，文武俱是一般。近聞選官動借京債若干，一到任所，便要還債。這債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剝民了。這樣怎的有好官，肯愛百姓？”⒂官員們的職位既然是花錢買來的，上任之后自然要竭力搜括，追本求利，滿載而歸。官貪吏殘必然加重對人民的壓榨，使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

　　明中期以后，從皇室到官紳地主兼並土地愈來愈猖狂，他們依靠政治權勢大量地侵占官地和私田。皇帝在畿輔地區設立了許多皇庄⒃。宗室諸王、勛戚、太監也通過“乞請”和接受“投獻”等方式，霸占了越府跨縣的大片土地，成了全國最大的土地占有者。

　　先看宗室的占地情況。万歷三十四年五月，四川巡按孔貞一上言：“蜀昔有沃野之說，然惟成都府屬，自灌抵彭十一州縣開堰灌田故名焉。近為王府有者什七，軍屯什二，民間僅什一而已。”⒄就是說，蜀王一府占去了成都平原依靠都江堰灌溉的最肥沃的土地百分之七十。河南開封的周王，兼並土地的結果，造成“田產子女盡入公室，民怨已極”。時人有詩云：“中州地半入藩府”，“惟余芳草王孫路，不入朱門帝子家。”⒅神宗的弟弟朱翊镠分封衛輝，占田四万頃；神宗諸子也群起效尤。福王朱常洵是神宗愛子，朝廷堅持要按潞王標准給田四万頃，經過廷臣和地方官員的力爭才減為二万頃。瑞王分封于陝西漢中，朝廷賜給贍田二万頃，由陝西、河南、山西、四川攤繳租銀⒆。大致而言，除了江浙財賦之區以外，全國的土地有相當大一部分落入了朱氏宗室的手里。

　　勛戚和太監侵占的田地主要是在畿輔地區。他們依靠同皇帝的親近關系，通過請乞等手段攫取大片土地建立庄田。如明武宗時，太監谷大用“假勘地之名，混占產業庄田至一万有余頃，侵欺子粒官銀至百万有余兩”⒇；熹宗時權監魏忠賢，霸占的土地也多達万頃(21)。嘉靖初年，林俊在疏中指出：“近年以來，皇親侯伯，憑借寵暱，奏討無厭。而朝廷眷顧優隆，賜予無節，其所賜地土，多是受人投獻，將民間產業奪而有之。如慶陽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五千四百余頃；如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進討景州、東光等縣地一千九百余頃；如指揮僉事沈傳、吳讓受奸民馮仲名等投獻，進討滄州、靜海縣地六千五百余頃。”(22)勛戚倚勢請乞之風一直延續到明末。崇禎三年，朱由檢的岳父嘉定伯周奎，一次就“援例乞給贍地七百頃，隨從尉軍三十名。”(23)這些事例充分說明了政治勢力在土地兼並過程中的作用。

　　一般的官僚地主即所謂縉紳之家，也利用他們在政治上的優越地位，巧取豪奪，兼並大片土地。就每一戶來說，他們固然比不上宗室諸王、勛戚、太監的占田數。然而，他們人多勢眾，在各地是地主階級中最有權勢者。明末農民戰爭中，官僚地主的動向是最值得注意的問題之一。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軍打擊的重點之一就是官僚地主，而反抗農民起義最頑固的也正是官紳地主。史籍中有關明末官僚地主占田的記載極多。鄭廉記載河南的情況說：“縉紳之家，率以田廬仆從相雄長。田之多者千余頃。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頃。”(24)崇禎初年，河南巡按毛九華上言，“勢豪之家，仆隸多至數百，奸民乘勢投獻，百姓受其魚肉。”(25)正是在地主階級的瘋狂兼並下，明末土地高度集中，絕大多數農民被剝奪了土地，變成官紳地主的佃仆，或者被迫四處流亡。這種情況在當時人的筆下屢見不鮮，如說：“富者動連阡陌，貧者地鮮立錐。飢寒切身，亂之生也，職此之由”(26)；“富者極其富，……貧者極其貧。”(27)盧象昇在奏疏中指出，“貧者日益貧，富者日益富，大約貧民之髓富民實吸之。”(28)顧炎武則說，“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什九。”(29)這些敘述都表明明末社會的兩極分化達到了十分尖銳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