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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臺灣從荷蘭人進行所謂商業利益為主的統治開始，接踵而來的是對於土地資源的有效運用。鄭氐統治集團運用著軍屯來彌補糧食不足之危機，接著而來清政府統治臺灣，對於土地方面的制度，似乎還相當程度上衍習著內地的制度，只是在內容上有些許的出入。臺灣自清以來傳統的一地二主慣例，是官方政府所不淮許的，但又無力去制止它的存在。直到日治時期，臺灣總督有鑒於臺灣土地制度的混亂，意欲引進近代土地制度來全面的進行改革，這才將一地二主的慣例給去除，形成一地一主，稅有專責之主，使得臺灣總督府對臺灣本土的控制力又更加的強化。到了國民政府時期，更形成耕者有其田、公地放領於農民，使得地主階級和佃農的關係不再那麼的密切，統治者更能有效地將資源掌握於其中，將統治的網絡更形密集。


二、荷鄭時代的土地制度

有史以來，臺灣各時代的經濟型態有其不同的特質。在荷蘭佔據以前，為原住民營造的原始社會，是狩獵和低度的農耕為主的經濟型態。荷蘭殖民時代，則為重商主義的掠奪經濟，它與日本殖民臺灣的資本主剝削經濟有所不同。資本主義的剝削經濟本質，殖民地一方面是殖民母國的原料供給地，一方面又是其商品的推銷市場;而重商主義的掠奪經濟，則是提供勞力、物質、稅收。荷蘭人在臺灣所實行的土地制度是所謂的王田制：

臺灣田賦與中土異。自荷蘭令中土遺民受種。以十畝為一甲，分上、中、下則徵穀；年修陂圳之費以及耕具皆荷蘭貲給，名曰王田；猶今佃戶納租於田主也。(註一)

又如：

臺灣田賦，與中土異者三：中土止有田，而臺灣兼有園(有陂塘貯水者為田、旱種者為園)； 中土 納米，而臺灣止納穀；中土有改折，而臺灣止納本色。 蓋自紅夷至臺，就中土遺民令之耕田輸租；以受種十畝之地名為一甲，分別上、中、下則徵粟。其陂塘堤圳修 築之費、耕牛、農具、耔種，皆紅夷資給。故名曰「王田」；亦猶中土之人受田耕種 納租於田主之義，非民自世其業而按畝輸稅也。(註二)

鄭氏統治時代的經濟型態可視為封建式的藩鎮經濟。鄭氏為了反清復明，這個虛而不實的口號，將臺灣視為物質上的來源。這個集團的本身即是武裝移民集團，將臺灣建設成為軍事基地，最主要的經濟政策是寓兵於農的屯田制，農業生產至上，然後才展開貿易。這種對文武將士類似戰士授田式的屯田制，此種經濟形態和封建藩鎮經濟有何兩樣?如：

偽鄭取之，改為官田；耕者為官佃，輸租乃舊。其宗黨及偽官士庶招墾自收者曰私田， 即文武官田也，徵穀亦分上、中、下則。所用官斗，較中土倉斛，每斗僅八升。三年一丈量。(註三)

又如：

及鄭氏攻取其地，向之王田皆為「官田」;耕田之人，皆為官佃。輸租之 法，一如其舊；即「偽冊」所謂官佃田園也。鄭氏宗黨及文武偽官與士庶之有 力者招佃耕墾，自收其租而納課於官，名曰「私田」；即「偽冊」所謂文武官田也。其法，亦分上、中、下則。所用官斗，較中土倉斛每斗僅八升。 且土性浮鬆，三年後則力薄收少，人多棄其舊業，另耕他地。故三年一丈 ，蠲其所棄而增其新墾，以為定法。其餘鎮營之兵，就所駐之地自耕自給， 名曰「營盤」。(註四)

二、 清代大租戶、小租戶的特殊土地制度

此種制度到底何時在臺灣形成，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第一卷》有提到：

墾戶稟請諸羅縣許准印證

具稟人沈紹宏為墾恩稟請發給告示開墾事：緣北路鹿野草荒埔，原偽時左武驤將軍舊營地一所甚為廣闊，並無人請耕。伏祈
天臺批准宏著李嬰為管事招佃開墾，三年輸納…康熙二十四年十月墾荒現奉，上令准速給照，以便招佃及時料理墾耕。成熟之後，照例起科，照。(註五)

上述墾照的給墾土地是屬於鄭氏左武驤將軍營地的草埔地，開墾此種土地原則上
要官府的許可，可以從『招佃開墾』這樣的語詞來可以明白的看出大租、小租的制度大約是從此時開始的。

農林產業的基礎是土地制度，它同時也是經濟的磐石。清代臺灣的土地制度大致上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為封建身分的土地，如：官莊、莊園、屯田、隆恩田等。另外一種則是所謂的民有地，是移民平埔族自力所開墾的土地，這種土地是蒙著封建制度面紗的近代式土地。在領臺的初期，這兩種型態的土地以前者遠比後者來的多，是在1730年之後，逐漸加速地推行後者。主要的原因不外乎墾戶以徵收一成的大租為原則下，將土地的耕作權交給所謂的佃戶。大租權的定義如果以岡松參三太郎的法律觀點來看則是：

臺灣之地，於未闢之昔，比之土地之廣，住民未稠，島中遍地荒蕪。此時，有志於墾殖者，各自指定地區，稟請於官，請發給墾照。稟請者既獲墾照，即自備牛隻農具，招人從事開墾，官方與之約定，於開墾成田之後，按其甲數，應徵收多少租穀。惟開墾者並可將其貸與他人，出佃，亦可將其出售。於是由佃農繳納於開墾者之租穀，稱為小租。故其權亦稱小租權。又稱其開墾者為小租戶。對乙，由開墾者繳於稟請者之租穀，稱為大租，故稱稟請者為大租戶，稱其權利為大租權。而大租權者，不論其土地由開墾者幾次轉貸於他，唯其土地在，乃永久屬於稟請者。大租權不包含對土地的實權;大租權係對小租戶之收益權;大租權不受其權利主體及義務主務主體變更之影響。 (註六)

就以上的敘述，他認為大租權不是物權的一種。是屬於債權的一種。如：

大租戶得自由讓與之，其受讓人當然獲得對小租戶之夷租穀之請求權 又小租驄亦得自由讓與其權利，而其受讓人又當然對大租戶負擔繳納大租穀之義務。而此非限於必為正當讓與之時，不論何人獲得大租權之占有者，成為當然權利人。(註七)

也就是說大租權的效力是絕對的，同時具有永久存在關係，不隨著時間而消滅其權力的存在。而墾戶和佃戶之間的關係，不外乎為佃戶對給墾地有開墾耕作，及有義務繳納大租。通常是約定佃戶得以店有開墾承墾的荒地，永遠耕作收益，即前去「前去耕墾永為已業」，除非佃戶有滯欠租穀及妨害公安的行為，通常可以永遠耕作墾地。因大多數都不約定耕作期限，以子孫以為已業或兄弟世子孫永遠世守已業，表示佃戶有永久耕作權。佃戶如果欠租未交，墾戶可以用妻妾子女以外的合意代物償還，但是不可以用威逼的方法討回欠租，在這方面於法律上有所規定：

若豪勢之人於違約負債者不告官司，以私債強奪去人孳畜產業者杖八十，無多取餘利聽贖不追。若估所奪畜產之價過本利者，計多餘之物罪有重於杖八十者坐贓論，罪止杖一百徒三年，依之多餘數追還主。若準折人妻女妾子女者杖一百，姦占加一等論，強奪者加二等，杖七十徒一年半。因強奪而姦占婦女者絞。其有奸頑佃戶拖欠租課，欺慢田主亦杖八十，所欠之租照數追給田主。(註八)

如以下這張給墾契約可以說明墾戶和佃戶之間的關係。

立認佃字嘉屬王甲莊鄭陶，緣陶乏業耕作，託保向墾業主黃學源，即本淵 老爺，認充佃丁，給出臺轄武定里附近鹿耳門內一帶新浮埔地前來搭寮居 住。擇其淡地耕墾園，約定開荒之始三年內，佃人收成五榖，業主全無分 抽；至四、五、六年，始行四六抽分；惟自第七年起，以後永遠對半均分。 佃人自備牛犁、種子、肥糞，不論年豐歲歉，所有早晚五穀雜子成熟，實 數報明，運到業主租館交收，不敢絲毫貪匿抗缺；如有貪匿抗缺，願聽業 主稟逐究治。但陶既為佃丁，自當安分守法，勤勞力耕，謹遵業主教誨， 與佃朋相友相助，以期安居樂業；倘敢愚頑逆教，怠惰廢業以及恃強凌弱， 為非滋事等情，一經察出，悉聽業主隨時起耕，逐出界外，另招別佃承接 頂耕，陶亦不得藉有工資寮屋為詞，恃強刁抗，致於稟究。倘陶情願自去 別圖，當將原耕產業一併辭還業主，領回佃字，不得私相授受，擅引別人 頂耕，冀圖得利，反招咎戾。今陶自來此埔認佃，凡事多承看顧，恩義周 至，情逾顧復，正宜實心竭力，稍圖報德，世世子孫無忘斯語，合此送執為炤。(註九)

但是後來佃戶漸漸取得土地的實權，終於發生佃戶之下有現耕佃人的情形產生。墾戶雖然保有業主地位負擔所謂的官方錢糧，但對土地已無任何權利，僅稱為大租戶或大租業主，而且發生佃戶與現耕佃人關係後，終於認定佃戶為業主，免除大租戶負擔錢糧的義務。

相對於大租而有也有小租。所謂的小租是佃戶再將土地分配交給佃人的佃農，而徵收5~6成的佃租。這樣一來佃戶也搖身一變成為了地主階級而不必耕作坐享其成，實際上耕作的是現耕佃人。本來依照給墾契約，佃戶是沒有權利去任意分土地轉租，然而佃戶實際上操控了對土地的實權，墾戶無法輕易的干涉。因此，也形成了兩重地主和兩重佃農，形成了大租戶(一級地主)、小租戶(二級地主兼一級佃農)、以及最下面的佃農。這樣的制度長期支配著臺灣的土地制度，要課稅時，造成了官府的困擾，土地要買賣時也形成了問題，成為臺灣形成資本主義化的癌。而劉銘傳有鑑於土地所有關係結構錯綜複雜，決定以小租戶為業主，納賦於官府，免除大租戶的納賦義務。

初，銘傳議辦清賦之時，先詢各廳縣。或以為當編查保甲，就戶問糧；或 以為即施辦清丈，就田問賦…前時大租多議裁廢，至是乃據減四、留六之 制，以歸小租納課，而業戶僅得其六。(註十)

頭品頂戴、督辦臺灣防務、福建臺灣巡撫部院一等男劉，為出示曉諭事。 照得臺屬田園課賦，民間向有大、小租戶承糧納賦之分，此次清丈全臺賦 額，從前所徵銀米各款名目悉行刪除後，歸一條鞭辦法，業經通行示諭在案。現據淡水縣知縣汪興褘祥稱：各鄉驗契給單將竣，應行啟徵新賦。遵查淡屬向有大、小租戶承糧名目，亟須分別辦理，現給契單歸小租戶領執，糧亦改歸小租戶完納，理合就田問賦之義；唯大租戶既不納糧，若照舊額收租，未免太甚便宜。伏查卑邑官民收租者九款，除叛產及通土經手口糧兩款，由府縣剔除積弊，妥議章程，另行詳辦外，所有隆恩官莊學租、拳和官莊正耗，以及漢業戶、番業戶、番丁私口糧，屯丁養贍租七款名目，請自光緒十四年起，按照上年收額租作為十成，以四成貼給小租戶完糧，實收六成，即向小租戶收完；仍令小租戶轉向佃人，將大、小各租一並全收，以昭公允。惟丈單、錢糧俱歸小租戶經手，大租戶無可執憑，將來時遠年湮，恐無稽考，易啟爭端，仍准大租戶隨時照章開明田糧租額，報縣立案，由官核明，另給印單為憑，以昭信守等情，詳請批示前來。查淡轄各項田業，既小租戶承糧，該縣議令大租戶貼給四成，事屬公允，除詳批示外，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大小各租戶知悉：爾等務須遵照此次定章，統以大租四成貼歸小租戶完糧，不得絲毫爭執；如敢抗違，定行究辦。其抄封叛產及通土經手口糧兩款，由府縣剔除積弊，另議章程並示，毋得以此藉口，各宜凜遵，毋違，特示。(註十一)

這種規定將使坐享其成的特權大租戶失去了坐享其成的權利而反對，後來修改過
後，將大租分為十分，大租戶仍得其六分，餘下的四分交給小租戶向官府繳納正供，形成了減四留來的情形。這樣一來大租戶應得的一成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但卻不用負擔正供，成為了真正無稅者，享受的特權更甚以往。而小租戶成為真正的地主，可以向現耕佃人徵收大租和小租，丈單、錢糧由小租戶經手。但原來應該給大租戶的大租減少了百分之四十，這部分可以幫助納賦稅，就實質上來說也是即得利益者，屬於坐享其成之階級，最可憐的永遠是現耕佃人，在最下面的階層，永遠要看天吃飯!但也有特殊的例子，在劉銘傳清丈之後，在鳳山縣地區仍舊由大租戶來繳納正供，這是與其它地方完全不同的。其大租戶執照如下：

大租戶執照

欽加提舉銜署理鳳山縣正堂李 為給發執照事
照得全臺田圖
爵撫部院奏准一律清丈定章，就田間賦歸小租戶領單承襲共有，大租戶情
願仍舊承襲者自應另給執照以憑管業…請立案應准由縣給發印照執憑管
業為此仰該大租戶呈遵照須至執照者

東振新庄大租右仰港西上里楊本仁准此

光緒十六年十月初九給 鳳山縣印。(註十二)

除了大租戶、小租戶的土地存在形式，也有所謂的地皮主、地骨主、田皮、田骨或田面、田根之慣例。如基隆地區向來有稱為地皮、地骨兩種權利並存的土地。(註十三) 地骨權是海面或沼池填土的土地權利，地皮是將該土地填土成為厝地等的權利，地皮主要向地骨主每年繳納租銀或租穀。這兩種權利都可以各自獨立處分，所以地骨主與地皮的關係同於大租與小租的關係。如：

立賣地皮契字竹塹社白番衛珠秀媽、衛錢氏，承祖父遺下有地基一塊，坐落土名新埔莊，東至陳阿熊屋為界，西至大路為界，北至陳振隆屋為界，南至阿文園為界，四址分明。今因乏用，情願將地皮出賣，托中引就漢人吳阿來前來承買，當日三面議定時值佛銀五大元正。即日銀、契兩相交訖，中間並無債貨準折等情。又議每年吳來應納出地骨租錢五百文，至冬成十月交秀收入。保此地委係自己承祖父分授遺下的，並無干叔姪兄弟物業等弊。自賣之後，即交與吳來前去永遠架造屋宇掌管，衛秀不敢異言阻抗，日後再不敢異言生端滋事等情。此係二比甘願，兩無逼勒，今欲有憑，立賣地皮字一紙，付執為照。(註十四)

其他地區也有稱大租為地骨及地皮的習慣，在大租、小租之名確定以後，則偶爾才會出現這樣的字眼。而佐藤謙太郎對於有關宅地的舊慣作出了說明。如：

本島自太古迄光緒二十一年之間，凡佔領未為他人所先佔之山埔地或荒埔地，或將海埔地充為建屋用地，乃為民人之自由。惟於他人所先佔之土地上，擬建設房屋時，則應購買其地或依所謂給地基、稅地基、瞨地基等契學，始得建立。給地基之舊慣，係僅存於臺北縣管內之事例，即欲於他人土地上建築房屋時，房屋建築者應對土地業主永久約定每年支付一定之租銀，同時支付稱為現銷銀之對價，而由土地業主交予稱為約地基字之字據，於是土地之元業主與房屋建築者之間產生地基主與厝主之關係。兩者之權利義務，正與田園之大租戶與小租戶之關係，並無二致。(註十五)

而臺灣的地骨及地皮的慣例傳自福建的田皮、田骨或田面、田根等慣例。田骨者
田面者是田地的擁有者，力不能墾，請人來代墾，代墾者為田皮、田根。骨主向皮主收租完糧，但是其租甚微，如果將田骨賣出，也賣不到什麼好價錢!如果皮主又將田地出租人佃墾，皮主和骨主都向現耕者收租，只是皮租重而骨租輕而已，而且皮主、 田根是不用負擔正供的。如：

請飭根契納稅，以杜刁抗，以裕國課也。竊照田皮田骨，應歸畫一，禁例煌煌。田皮即閩清之田面，田骨即閩清之田根。福郡十屬，惟閩清此弊牢不可破。面主納糧收租，根主納租種田。面租一石，根租數石。根面俱全之業甚少。一遇刁頑之佃，抗欠面租，即假寫退根，而田在伊手，他人不能承佃。本地田主且無如何，省中買面之主更難過問。或藉根謀面，或一根數面，一根重賣，訟案累累，弊端百出。總緣根有數倍之收，雖價數倍於買面，而生監富室，樂於買根，甘為佃戶。況面主納糧，而根佃不納糧；面契投稅，而根契不投稅。 (註十六)

如汀州府屬，雍正八年經前司議詳內，並田主收租而納糧者謂之田骨，田主外又有收租而無納糧者謂之田皮，是以民官田畝類皆一田兩主。如係近水腴田，則田皮價值反貴於田骨，爭相佃種，可享無賦之租。是田皮即屬佃戶之項乎？一經契買，即踞為世業，公然抗欠田主租穀。田主即欲起田召佃而不可得。甚有私相田皮轉賣他人，竟行逃匿者。致田主歷年租欠無著，馱糧累比，陷身家而誤考成，弊害不堪，亦難名言。 (註十七)

這樣惡習一直到清末仍然存在，直到日據時期廢除大租，才使地皮、地骨的慣例也隨之消失殆盡。

三、 番租

番租是漢人向番人承給土地開墾，約定每年繳納的租穀，與大租不同的是， 其權利主體是番社或番人，負擔番租的土地是番地。最早是在雍正二年是准許開放漢人租用番地開墾。如：

雍正二年覆准：福建臺灣各番鹿場閒曠地方可以墾種者，令地方官曉諭，聽各番租與民人耕種。(註十八)

番租可以分為大租和口糧大租，如口糧大租：

口糧大租一款，係番通事及土目給單徵收，按丁分發社番之口糧。後有備銀給買者，名為番業戶。(註十九)

番租有兩款：大租、口糧租是也。前因土番有隨官平匪之功、又有配屯當兵之力，乃將開墾田園，准其丈配番租；各社舉一誠實之番，給以諭戳，俾其收租開支社中公費及社學等項；餘則按丁發予口糧。嗣後番丁日少、狡番愈多，不事生業，坐受窮困。惟思大租、口糧兩款租粟可以假公濟私，每年爭充頭目；而官吏又多貪賄，無財不行，漢人因乘機而覬覦之。每當青黃相接之時，各社番爾爭我取，不論何等番丁，俱得妥謀漢人，出金向官說定，充為本社頭目，或名業戶、或名通事、或名土官，當堂領戳，回家將戳交與漢人掌收大租或口糧租，名為包社。所得租粟，分多少與頭目；社番有狡譎者，亦得染指。所以社倉、社學，無地可支。其前年所充之舊頭目者，則於未充新頭目之時先行示革，不准收租；然後鼎充新頭目。年年頻換，靡有定人。此弊自清時屢出示嚴禁，不准漢人包社掌收番租；然皆奉行故事，上下交爭，掩耳盜鈴而已。至於屯丁之以少報多、濫領糧餉，則又可惡之甚者也。(註二十)

從上面的史料可以明白的看出番租的類型和番人對番租的態度。此外尚有特殊的番租。普通所稱番租係指熟番所收之大租，其性質與通常之大租毫無差異，只有阿里山番所收大租大體上也和普通的大租類似，但是內容上有些許的出入。如對檳榔、菁仔、苧仔、柿仔、龍眼也收租，但無一定的租額，每年依收穫之成果經納租人與收租議後定其租額。其番租是歸為官收，由理番廳或撫墾局，初為鹿港理番廳所管轄，後來由臺南府，然後再改為雲林撫墾局管理。其番租之徵收方，由番社派通事向番租納租義務人徵收，後改為官收，由各館瞨價，令其瞨收。同時還要在每年十二月宴饗酒食，並且每五年贈銀六元，以取得阿里山番的歡心。 可以說阿里山番收番租其性質上和大租沒有不同，但是由政策代收，而且不是以番租的名義交給番人，而是以撫番費支出。所以實質上小租戶所繳納租之關係為番租，阿里山番得到的是撫育費的名義。


四、 結論

大租、小租這樣的制度在清領時期使用了二百餘年，可謂說對於臺灣土地制度所有權和農業、租稅都有相關程度的影響。更有甚者是影響了番人整體的生活形態和漢人對於地基、宅屋的觀念，可謂言影響不可不深!但也阻礙了臺灣土地制度交易化的活絡，租佃關係形成另類的擬親族關係，地主成為了佃農們另類的地下知縣，成為了地方政府眼中另一反權威勢力;直到了日治時期，總督府以雷厲風行之勢將大租戶給消除，以小租戶為新的地主階級，使得臺灣的土地制度步入了進代化，同時大租戶們也獲得了公營企營的股票補償，無意的使土地財富間接的投資於資本主義之中，展開了臺灣接軌世界之資本主義之路!

註一 鄭用鍚，《淡水廳志稿》(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頁94。
註二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北，成文，1984)，頁241。
註三 鄭用鍚，《淡水廳志稿》(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頁94。。
註四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北，成文，1984)，頁241。
註五 陳金田譯，《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第一卷》(臺中，臺灣省文獻 委員會，1990)，頁42。
註六 臺灣慣習研究會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譯，《臺灣慣習記事第壹卷上》(臺中，臺灣省文獻會，1984)，頁2。
註七 同上，頁67。
註八 陳金田譯，《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第一卷》(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0)，頁182。
註九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私法物權編》(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4)，頁673~674。
註十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成文，1983)，頁176~178。
註十一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私法物權編》(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4)，頁212~213。
註十二 臺灣慣習研究會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譯，《臺灣慣習記事第壹卷下》(臺中，臺灣省文獻會，1984)，頁24。
註十三 陳金田譯，《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第一卷》(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0)，頁188。
註十四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私法物權編》(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4)，頁546。
註十五 臺灣慣習研究會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譯，《臺灣慣習記事第壹卷上》(臺中，臺灣省文獻會，1984)，頁42。
註十六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福建省例》(臺北，臺灣銀行，1964)，頁237~238。
註十七 同上，頁445。
註十八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會典臺灣事例》(臺北，臺灣銀行，1966)，頁43。
註十九 鄭鵬雲，《新竹縣志初稿》(臺北，成文，1984)，頁50。
註二十 蔡振豐，《苑裏志》(臺北，臺灣銀行，1959)，頁106~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