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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流火。在福州二環路邊上的福建省築路機械廠宿舍，大公報記者找到了曾經名噪英倫的民國海軍中將鄭滋樨的次子鄭樸簡。記者問已經八十七歲的鄭老：在八月十五日抗戰勝利六十周年那一天，會以什麼方式紀念在抗戰中逝去的父親鄭滋樨？老人說：我們要多做幾道好菜祭供，讓父親好好地吃一頓。因為，父親當年就是餓死的！


留學英倫時期的鄭滋樨英俊瀟灑

中國海軍槍械王 生於1869年的鄭滋樨，原是福州一家書畫店的店員。在為母親養老送終後，考入天津水師學堂，1899年畢業後在北洋水師提督衙門做事，中國人獨立測繪的首幅現代天津大沽口海圖就是鄭滋樨此時完成的。後來，他出任當時中國最大的巡洋艦──「海天」號大管輪。

由於受到英國駐孟加拉灣海軍艦隊司令安德魯上將勳爵的賞識推薦，鄭滋樨於1901年進入英國格林尼茨皇家海軍學院留學。一年後以艦課第一名成績獲保送進皇家海軍研究院專攻艦炮製造。學習期間，他被邀請參加了英國350英里遠射程岸炮的設計、製造全過程並獲得成功，被英國科技界譽為「亞洲三傑」之一。後以留學身份兼任中國駐英使館英文總文案、參贊，積功升為正四品特旨道銜。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的次年，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專門致函鄭滋樨，邀他回國輔助並出任海軍部大校一等軍械正。1920年被授予輪機少將銜，五年後晉升為輪機中將。歷任海軍部技正、海軍魚雷槍炮學校正教官、造械大監、造械總監。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聘其為軍事委員會兵工署長。1930年，日寇侵華野心已昭然若揭，廣東海軍考慮到虎門炮台在鴉片戰爭時已門戶洞開，遂電邀鄭滋樨前去設計新式岸炮。在舊海軍中，閩系海軍與粵系海軍積怨頗深，廣東方面原擔心鄭滋樨不會來，沒想到鄭滋樨卻立即趕到虎門，為虎門炮台設計、承購並督工完成了可旋轉360度且射程遠、火力足的新式大炮。臨別前，廣東方面送佣金給鄭滋樨，被其拒絕。他懇切地對虎門炮台司令李玉良說：日本人對我中華早已虎視眈眈。如今大敵當前，我只有竭誠奉獻之心。

1931年，日寇佔領中國東三省。鄭滋樨以62歲高齡兼任海軍軍械處處長，根據國家經濟短缺現狀，建議在福州馬尾建設試槍場、試炮場進行自製。1937年試槍場建成後，鄭滋樨又抱著嚴重的腎病參與構築抵禦日寇進入閩江口的電動水雷封鎖線，幫助設定、改裝利用舊炮設防於閩江口的長門炮台、對山紅山大炮台，使長門口炮台在日軍航空母艦在飛機配合下三年都沒有攻下。後來，日寇不得不採用重兵從陸路佔領福州，再包抄長門炮台並使之淪陷。

把漢奸罵出門去 從福州回到上海不久，嚴重的腎病、膀胱炎、攝護腺炎使鄭滋樨徹底地倒下了，以至於在上海淪陷時無法撤出。

鄭滋樨的結髮夫人張瑞瓊，是福州鼓樓織布坊的女工。在為鄭滋樨生下一女兩子後就病逝了。續弦夫人顧柏青是位山東姑娘，是參加過甲午海戰的原煙台海軍學校校長鄭祖彝將軍收養的孤女，她又為鄭滋樨生下四個兒子。上海淪陷時，鄭滋樨的長子鄭練簡正離開福州海軍學校轉往建設廳工作，二兒子鄭樸簡也在邵午之江大學讀書，三子鄭直簡進上海大同大學附中，四子鄭捷簡也在上海大同大學附中讀中學，五子鄭善簡在讀小學，六子才剛滿三歲。鄭滋樨早年在海外留學、工作十七年，照理積蓄頗豐，但在孫中山幾次到倫敦宣傳革命時，他把積蓄全部捐給了中國民主革命。因此，當他聽從孫中山先生的召喚決定回國時，只能在倫敦的舊貨市場為髮妻買了一套舊首飾。所以，在國民黨的將軍中，鄭滋樨是一名窮將軍。他在上海買不起房子，只能在辣菲德路591號典了一幢三層小樓。家中最值錢的是一套紅木傢具，是當年虎門炮台建成後司令李玉良為答謝鄭滋樨（因不收工錢和佣金）而相贈的。

那是一段極其艱難的日子。剛開始時，中國海軍在上海設了一個地下辦事處，對每一位不出任偽職的民國海軍退休軍官，還發給一點點退休金，鄭滋樨因此每月能領到300法幣。而當時上海流通的是偽幣，300法幣兌換成偽幣後只有150元，只能買到一斗米。

抗戰進入最艱難時，汪精衛在南京成立漢奸政府，設立了偽海軍部，有意重金聘請民國海軍界德高望重的鄭滋樨出面領軍。第一次幾個漢奸（曾是舊海軍部後輩）到鄭家游說時，被鄭滋樨當場罵出門去。但這幾個漢奸還不死心，他們見鄭家老少穿著粗布大衫，也沒有什麼上好的擺設，料定鄭家不富裕。於是，幾個漢奸就攜帶重金再次來到鄭滋樨家中。不料，鄭滋樨一巴掌就將遞上來的一疊錢打飛了。鄭滋樨冷笑著說：「別說給我這些錢，就是給我一座金山，也休想讓我當漢奸！」漢奸們繼續勸說道：「別太認死理了，識時務者俊傑也。」鄭滋樨哈哈大笑：「虧你們還好意思說什麼俊傑，你們都是些失去了中國人的良心與人格的人！」

躲進德國醫生家 鄭滋樨患有嚴重的腎病和前列腺炎，常到上海法租界的一位德國醫生處治病，兩人因此結下了深厚的友情。

一天深夜，鄭滋樨匆匆敲開了德國醫生診所的大門。德國醫生還以為鄭滋樨病情發作，而鄭滋樨卻搖搖頭說：「不，我想在你這裡住一段時間，因為汪精衛政府要逼我出任海軍部高官，天天有人來登門騷擾。」他氣憤地說：「眼下日寇打到了我們的家門口，我只恨自己年邁病多，無法上前線與敵人拚殺！讓我為這些侵略我們的敵人做事，等於殺了我一樣。我不想再看到這些漢奸！」

德國醫生理解這位中國將軍此刻心中的痛苦，也敬佩鄭滋樨拒不出任偽職的骨氣。他將鄭滋樨藏在自己的家裡整整半年，直到鄭家人告知漢奸已不再來了之後，鄭滋樨才離開德國醫生家。臨走那天，鄭滋樨掏出十分有限的一點錢要支付在德國醫生家的花費，但德國醫生卻堅決不收。他說：我欽佩你的骨氣！ 回到寓所不久，鄭滋樨舊病再次復發。當時上海物價飛漲，藥費直線飆升。鄭滋樨既要養活一家老小，又要給自己看病，所以沒過多久，家中的那點積蓄就花光了。鄭家不得不辭掉了最後一個傭人，又將自家典下的小樓一間一間再典出去，最後只留下了一間自家住。嗅覺靈敏的漢奸們再次上門，不僅送來藥錢，還帶來了汪精衛的「問候」，並表示：不出任實職可以，只要掛個虛名就行！」鄭滋樨還是一句話：「我寧願病死、餓死也絕不當漢奸！」

別哭應為我而笑

無奈的現實生活，使鄭家開始了變賣財產維生的日子。鄭滋樨先是賣掉了自己除一套海軍禮服外所有值錢的衣服，後來又賣掉了妻子的值錢衣服，還將髮妻唯一一套首飾分四次賣光，最後只好賣傢具。兵荒馬亂的舊上海，再值錢的東西也賣不出幾個錢。一張上好的寫字檯，還換不來一斤米。一把高背茶椅，還不夠一次藥費……鄭滋樨病情越來越重，家裡的日子也越來越難，有時一天全家只開一餐飯，佐餐的只有一小碟鹹鹽……

偏偏就在此時，鄭滋樨的三子鄭直簡也病倒了！剛滿十六歲的四兒子鄭捷簡，四處尋工未果，只好到碼頭上當搬運工，一天還賺不到買一斤米的錢。看著三兒子的病越來越重，鄭滋樨只好忍痛賣掉廣州朋友送的那一套紅木傢具。賣紅木傢具那天，鄭滋樨早早地起來，拖著病體將紅木傢具又細細地擦了一遍。從未見過丈夫落淚的顧夫人，第一次發現丈夫眼中有淚滾落。以往變賣家產，鄭滋樨傷心，別人來搬東西時，他從來是藉故走開。唯獨這一次，他一直目送這套傢具遠去，就像與一位老友生離死別……

後來，鄭滋樨又賣掉早已亡故的髮妻留下的那套舊首飾。此時，家裡除了鄭滋樨收藏的書畫外，再無任何值錢的東西。三子鄭直簡的病情再次惡化時，鄭滋樨不得不咬牙與這些書畫道別。要賣第一幅古畫時，夫人顧柏青攔下了，她知道丈夫對書畫的癡愛，決定帶著上小學的五子鄭善簡和剛四歲的六子鄭朝簡上街賣瓜子、花生和煙卷。

從此，每天夜裡，這位民國海軍中將的顧夫人開始炒五香瓜子、五香花生。天才麻麻亮，就叫醒兩個兒子將瓜子包成一小袋一小袋的；白天，中將夫人自己在弄堂口擺了一個小攤，賣花生瓜子，兼賣煙卷，兩個兒子到茶室、電影院門口叫賣；晚上，兩個兒子則到舞廳、劇院門口叫賣……鄰里很欽佩這個有氣節的家庭，雖然人人生活都不寬裕，但大家還是擠出錢來買點瓜子、花生，讓鄭家能將生意做下去。

1943年末，隨著鄭滋樨和三兒子的病情越來越重，那些寶貴的古書古畫不得不一件件與鄭滋樨「永別」。沒過多久，顧夫人也因長期勞累加上嚴重營養不良而得了肺癆。鄭家終於到了山窮水盡之時。滬上的瑟瑟寒風中，74歲的鄭滋樨拖著病驅與飢餓掙扎著。當有人知道這位就是寧願餓死也不當漢奸高官的中國海軍將軍後，都紛紛投以敬佩的目光……有時，鄭家人聽到敲門聲，打開門一看卻不見人，見門口放著一小袋米。日寇鐵蹄下的上海，物價飛漲，物資短缺，百姓生活十分艱難。但同樣的民族氣節，使得人們以各種形式支持鄭滋樨。其實，鄭滋樨並不是沒有生存的機會。一位在偽海軍醫院當醫生的親戚曾勸鄭滋樨說：「只要你打個報告請求入住海軍醫院治病，則一切醫藥費全免，還可領取中將工資。如果你不打報告，僅醫藥費部分你都付不起，何去何從，由你自己選擇。」鄭滋樨說：「以此要脅，我決不變節，寧願回家等死！」

1944年6月，鄭滋樨終因貧困和疾病在上海與世長辭。臨終前，他對家人說：誰也別哭，應當為我而笑。因為我這樣死去，要比當漢奸享受榮華富貴好過一百倍。我死無憾事，只是覺得我沒讓你們過上好日子，對不住你們。趕走日本鬼子後，你們一定要告訴我。他對兒子們留下的唯一遺囑是：好好讀書，好好做人，勤慎工作，不當漢奸，不當亡國奴！

鄭家男兒都上進 父親的愛國氣節是對兒子最好的教材。除三子鄭直簡病逝外，鄭滋樨的其他五個兒子都走上了革命道路。長子鄭練簡抗戰初期進入公路系統工作，新中國成立後長期擔任福建省交通廳公路局總工程師。次子鄭樸簡，在馬尾高航學校當教師，新中國成立後一直在福建省公路局工作。16歲就在上海碼頭當搬運工的四子鄭捷簡，後來考入清華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當年沿街賣瓜子花生的五子鄭善簡，1948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1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後調入安徽機電學院任電機系主任。4歲就被迫與哥哥上街叫賣的六子鄭朝簡，在生母死後回到福州由同父異母的大哥和二哥撫養，後來也考入清華大學電氣工程系，畢業後進入中國科學院電機研究所，後調入中科院西安微電機研究所任總工程師和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