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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2月的一個晚上，商家雲集的北京城東安門一帶，突然槍聲大作，人聲喧嚷，向來還算安分的北洋大兵不知從哪兒一擁而出，一廂放槍，一廂亂搶東西。自打八國聯軍以來，北京人多時沒見過這個陣勢，一時哭爹喊娘，東躲西奔，像滾水澆在了螞蟻窩上。剛剛從國外回來的齊如山(戲劇藝術家，後來以幫助梅蘭芳戲劇改革而聞名)倒是不怕，身著西裝，站在大街上看了一個晚上的熱鬧。大兵們不僅沒有動他一根汗毛，而且還不斷地向他「咨詢」。一會兒，一群兵拿著搶來的壽衣問他是不是綢子；一會兒，一夥人捧了一堆化銀子用的小碗，問他是什麼玩意。一夥大兵拿來一堆紙條，當被告知不過是輓聯時，連連大呼晦氣；搶著了貂褂的大兵們，當被證實所獲最值錢的時候，一齊歡天喜地，大叫沒白來。近代史上著名的北洋軍曹錕第三師的北京兵變，在一個看客眼裡，就是這麼一幅畫面。顯然，不像後來的軍閥大兵，兵變和搶劫已經是家常便飯，畢竟是清朝花大筆銀子、袁世凱下大力氣按照普魯士陸軍模式訓練出來的軍隊，第一次集體搶劫還真有點「棒槌」(外行)，需要不時地求教於街頭的「顧問」(齊如山語)。
　　兵變是袁世凱的傑作。在袁世凱如約逼清帝退位之後，南京的革命黨人也如約把臨時大總統讓了出來。可屁股尚未離開總統椅子的孫中山還有點放心不下，不僅急火火地炮製了一個「臨時約法」，而且還想出了一個定都南京的辦法來約束這個世之梟雄。為了讓生米變成熟飯，他派出了以蔡元培為首的使團前來迎請袁世凱南下就職。袁世凱當然不肯就範，離開自家的老巢到革命黨的勢力範圍去，但又不想公開說不，於是他麾下的大兵就演出了這麼一齣戲。不過，雖然軍人以服從為天職，北洋軍更是向以昔日的袁宮保、今天的袁大總統馬首是瞻，但這種縱兵在大街上搶劫的事，還就是外號曹三傻子的曹錕才肯干(曹錕能從保定街頭一個什麼也不是的布販子，混成堂堂師長，靠的就是這股絕對服從的傻勁)。從此以後，曹錕的第三師以堂堂嫡系國軍之身長時間背上了惡名，直到他的後任吳佩孚接手之後，花了很大力氣才得以洗刷，當然這已經是後話了。北京兵變搶了上千家的店舖，更把南方的使團嚇得半死(使團住的地方，槍聲尤其密)，一個個倉皇從窗戶跳出，在牆根底下蹲了半宿。兵變的政治效應立竿見影，老袁有了不走的借口：北方不穩。受了驚嚇的南方使團也領教了北洋軍的厲害，只好作罷。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對袁世凱最後的一點約束，就這樣被消解得乾乾淨淨。
　　不消說，袁世凱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大的人物之一，誰來寫歷史，都繞不過他去。不過，他也是近代歷史上挨罵挨得最多的統治者；同為挨罵的主兒，西太后至少清朝的遺老遺少不會罵，蔣介石至少國民黨人不會罵，只有他袁世凱，清朝的遺老遺少罵，孫中山和身後的國民黨罵，康梁黨人罵，共產黨自然也罵，甚至連他遺下的軍閥子孫想要表白自己的時候都罵。海峽兩岸的「正史」對歷史的表述常常是紅白各異，只有到了老袁的鼻子那裡是統一的，都是白的。雖然，近來對袁世凱的評價逐漸客觀起來，說好話的人也有了。不過，在我看來，老袁的鼻子白，別人塗的成分居多，可跟他自己沒把事情做好也不無關係，換言之，主要是因為他沒有成功。沒有成功不是他沒有做成皇帝，而是他作為中國現代轉型的中心人物，沒有完成或者推進這個轉型。雖然客觀地說，從清末到民初，袁世凱為中國的制度轉型做了不少事情，從軍事改革到教育和行政改革，著力不少，史跡猶在，可是偏偏在轉型的關鍵環節，卻沒有做好，身敗名裂自家也難辭其咎。從某種程度上講，剛剛提到的北京兵變裡，就有他失敗的因素，那就是，以不正當的方式，玩軍人干政的遊戲。
　　以馬上得天下，在政治制度轉換時期，本是常有的事情，中國如是，西方也如是。英國的克倫威爾、美國的華盛頓，都有武夫的面目，均以武力打出一塊天地。袁世凱憑軍人力量起家，以當時情勢論，非如此也難以服人，多舞弄幾下東洋刀，原也無可厚非；在清廷和革命黨之間玩搶帽子遊戲，讓北洋諸將打打停停，一會兒通電誓死捍衛君主立憲，一會兒嚷著堅決擁護共和體制，已經是在借軍人玩權術，但還可以勉強算是奪權之際的戰術變通。可是到了大總統已經到手的時候，不想南下就位，不肯明言，卻玩兵變的損招，說明袁世凱不僅不是當時國人所稱許的中國第一華盛頓和世界第二華盛頓，連傳統王朝的開國之君都不及，反而像是東漢末年和五代十國時期的軍閥。
　　對於國家體制而言，軍人從來都是雙刃劍，成事亦可，敗事更易，現代的民主國家如此，古代的帝制中國也如此。所以，人們往往採用各種制度性的防範機制，最大限度地遏制軍事力量在政治體制上的作用，盡可能減少或者壓制軍人在政壇上的發言權。西方現代制度是文官治軍、軍人中立、軍人不干政原則，而古代中國的制度安排，用西漢的一位高陽酒徒的話來說，就是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所謂提倡文治，以文制武，建構禮制框架。在禮制框架中，武人的地位往往被邊緣化。幾乎每個傳統王朝的皇帝都知道，儘管政權沒有武人不行，但對王朝最致命的威脅，恰也來自於自己麾下的這些赳赳武夫。
　　就辛亥後的情勢而言，袁世凱不想去南方就職，只要明地堅持不去，隨便找點什麼理由都無不可。革命黨人實際上是拿他沒辦法的，否則也不會因區區一次兵變而全面讓步。其實，如果革命黨人真的有力量，就根本不會把總統讓出去的，現在大頭已經讓步，小的方面自然也就不好堅持了。可是，自以為聰明的袁世凱卻偏偏選擇了最下三濫的對策，唆使軍隊鬧兵變，由此產生自己留在北京的借口。不僅讓軍人直接干預國政，而且採取了最不該採取的手段——兵變。要知道，無論什麼時候，兵變都是歷代統治者最大的忌諱，是對統治的最大威脅，在某種程度上，比農民造反更令皇帝焦心，不到萬不得已，在上面的人不敢輕易走這一步。更為可怕的是，允許軍人以兵變的方式干政，就意味著手段的起碼行為規則的底線被突破，以後軍人什麼都可以干了(趙匡胤陳橋兵變，那是奪取政權的不得已，玩過之後，隨即就是杯酒釋兵權，在制度上將推他上台的武人限制得死死的，否則他就很可能像五代時期所有的君主一樣，在下一次兵變中，被同一夥武人玩下去。袁世凱玩了兵變，卻玩不了杯酒釋兵權，所以沒有古人的下場好)。
　　自曹錕北京兵變之後，袁世凱經歷了短暫的凱歌行進的興奮，北洋大兵不僅幫他掃蕩了南方的革命黨勢力，逼得孫中山、黃興等人再一次流亡海外，而且和警察流氓一起，包圍國會，斷水絕糧，逼得國會議員們把袁世凱選成正式大總統。可惜蜜月不旋踵就過去了，驕兵悍將們很快就找到了唐朝中後期的藩鎮和五代軍閥前輩的感覺，不聽命令，侵奪行政權力成為家常便飯，連兵變也很快變得司空見慣了。從北京兵變以後，大兵們燒殺搶掠，技藝日益嫻熟，不再需要「顧問」指點，如果齊如山這樣西裝革履的人還敢往前湊和，那麼恐怕連衣服都會被剝了去。散在各處的督軍和師長們，都成了據地自雄的土皇帝，袁世凱雖然貴為大總統，卻誰也指使不動。各省上解中央的款項越來越少，軍頭們甚至連海關的解款都敢劫了自己花。到了這個時候，醒過味來的袁世凱一迭連聲地唱起軍人不干政的高調，並且策劃廢督，可惜已經晚了，對於做了督軍的昔日俯首帖耳的部下，他哪一個都不敢動，也動不得。在怎麼著都沒轍的情況下，出主意的謀士和袁世凱自己一起懷念起昔日君主的威勢，於是大家像演戲似的演出了洪憲帝制，各種帝制請願團，從乞丐到妓女，像農民鬧社火似的出現在北京街頭。不知是袁的手下蒙了他，還是他自己情願被蒙，總之袁世凱「順應民意」做了皇帝，結果卻是給各式各樣的反袁勢力一個合適的借口。蔡鍔反袁的大旗一舉，散在各地的北洋將領們，不僅不幫忙滅火，隔岸觀火者有之，暗中助敵者有之，宣佈獨立者更廣而有之，直害得袁世凱坐在家裡天天聽噩耗，直到害病歸西。
　　袁世凱逼清廷退位的時候，很多人都罵他是曹操，遺老遺少不用說，據馮玉祥說，連北洋軍中也有這種議論。當然，他們所說的曹操，主要是《三國演義》上的形象。不過，如果指好行詐術這一點，袁世凱的確有點曹操的味道，只不過曹操玩的是天子，而袁世凱玩的是軍人。曾經擔任過袁世凱外交秘書的著名外交家顧維鈞，在他的回憶錄裡曾經記錄過他和袁世凱的一段談話。袁世凱問他，像中國這樣的情況，實現共和意味著什麼；顧回答說，共和的意思是公眾的國家。袁世凱認為，中國的老百姓怎能明白這些道理，當中國女僕打掃屋子時，把垃圾倒在大街上，所關心的只是屋子的清潔，大街上髒不髒她不管；顧說這是因為人民缺乏教育，他們的本性是愛好自由的，只是不知道如何去獲得自由，那就應該由政府來制訂法律、制度來推動民主制度的發展。袁世凱表示，那可能需要幾個世紀。因此，顧維鈞認為，袁世凱雖然貴為總統，卻並不知道什麼叫做共和國，什麼叫做民主政治(見《顧維鈞回憶錄》)。其實，袁世凱也算不上是一個合格的傳統政治家，他不知道，無論何種政體，玩軍人干政都跟玩火差不多，最後這把火不僅燒掉了袁家的洪憲皇帝，連袁大總統的椅子也烤焦了。
　　在西太后臨死前，時人評價晚清人物，說袁世凱是有術無學，以後事觀之，不可謂言之不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