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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魯迅的說法，中國歷史於國人而言不過是兩種，一種是「暫時坐穩了奴隸的時代」，另一種是「想做奴隸而不可得的時代」。這兩種時代，根據筆者理解的「清官情結」，前者是「清官出現了的時代」，後者是「渴望清官出現的時代」，此種理解顯然使人悲愴和傷感。貪官汙吏橫行肆虐時，人們自然呼喚「清官」橫空出世。一些文藝作品中出現的「清官」，與其說是確有其人其事，不如說是現實社會中人們的一種精神幻想和道德寄托。古代和現在的社情民意都在傳播「清官精神」，且引導和撫慰著社會心理，於是建立在這種社會基礎和大眾心理上的「清官文化」便成了中國傳統文化一個重要因子，「清官情結」也成為國人的一種集體無意識。宋代的包拯和明朝的海瑞就是「清官情結」的具象化人物。
　　據《宋史卷三一六》記載，包拯「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也就是說包拯平素很少和人進行交往，更沒有書信往來。由於「清官情結」作祟，後人把包拯加以神化和聖化，將其當成清官的楷模和廉政的表率，以顯示他與其他官員的不同，供後世為官從政者們欽敬、仰慕和效仿。中國歷史上可與包拯比肩的清官當屬明代的海瑞。《明史？海瑞列傳》載，明世宗四十五年二月，海瑞向嘉靖皇帝遞上一封史無前例的奏疏。在這封奏疏裏，海瑞一面謹守人臣的本分，一面大罵嘉靖皇帝「薄於父子」、「薄於君臣」、「薄於夫婦」，「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還用了好幾個「陛下… …過矣」，並且表示這些「過」都是可以改的，只要皇帝「一旦幡然悔悟」，「過」的改正也只是在「一振作間而已」。他在諫諍時就已經買了一口棺材，準備「待罪於朝」，這說明他清楚他的奏疏絕不會令皇帝「幡然悔悟」，更不會收到絲毫成效，他這麼做的結果肯定是死路一條。這件事的後果自然是海瑞被逮捕入獄，尋移刑部，判處絞刑。但幸運的是，在海瑞還沒被執行死刑時，嘉靖皇帝就提前死去了，他被即位的新皇帝釋放出來繼續以他的行事風格行使他的職責。海瑞的一生是充滿戾氣的一生，他要在這個嚴酷的帝國體制中做一顆緊擰著的螺絲釘，一生忠心耿耿地為大明帝國服務，可惜大明帝國仍然因為難於接受和理解他，使其終生處於悲憤和孤獨之中。
　　「清官」在歷史中之所以「物稀而可貴」，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的官僚體制究其根本就是一種「淘汰清官」的體制。在中國官場上，一個人道德上的善惡無法與現實「潛規則」中的利益得失相抗衡，因此自身也就很難保持清正廉潔。學者吳思在《潛規則》中一語道破了這種官場上的「潛規則」：「(中國的官員們)第一次是接受聖賢的教育，第二次則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間大學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員們滿口仁義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們一肚子男盜女娼。」(《新官墮落定律》)海瑞便是這套「潛規則」的犧牲品。他在這場「無物之陣」中，到處碰壁，越是碰得頭破血流，他越要通過極端的「找死」方式證明自己的清廉，最終終於走到人性極度扭曲的地步。據史料記載，明朝改革家張居正對海瑞的執政能力十分不屑，說海瑞做官有原則、有操守，但缺乏變通與靈活，因此有政德而無政績，做應天府巡撫兩年，「賦稅減了三分之二」，海瑞氣得罵「滿天下都是婦人」。如此看來，海瑞並不一定是個好官但肯定是個清官。相對來講，官德不佳的張居正對歷史發展的貢獻遠非海瑞能比，
　　而在中國民間褒揚其人的並不多。包拯與海瑞相差無幾，正史和野史資料均表明，包拯似乎也沒有突出的政績。看來，國人從古至今，對官員的評價主要看是否有政德，而對政績並不特別看重。崇尚清官決非壞事，但崇尚過度了，形成清官情結，就出了問題。從百姓方面來看，有過重的清官情結，就把清官理想化，把希望寄托在遇到清官上，沒遇到清官自認倒黴，忍聲吞氣，不再拷問制度的優劣，以為有了清官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從官員角度來講，陶醉於清官情結，認為自己做到「達則兼濟天下」，過於相信自己的良知，而忽略健全完善制度機制。現代社會分工越來越細，任何一個官員即使是職位很高的官員都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除了履行自身職責，其他既不能過問，也無力過問，何況有些事情牽涉極廣，成因複雜。清官情結是靠不住的，甚至是可怕的。希望我們多一些制度情結，少一點清官情結。惟其如此，構建和諧社會的步伐才會快一些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