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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是一個偉大的文明，漢代是一個偉大的文明，各放各的光芒，各自照亮了一大片地區，正是“相互輝映”。本來羅馬文明和漢文明是兩回事，但是放在一起就必然會産生一個比較。其實，當初我們策展的時候倒沒有敢于太強調這一方面。因爲兩個文明的比較是很難的。但比較也是題中應有之意，很難避開。

可比與不可比

可是在作比較之前，有些情況應當說清楚。比如有一篇介紹本次展覽的文章，題目叫《絲綢之路的兩端》，就是說有一條絲路，這一端是羅馬，另一端是中國的漢。絲綢之路是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提出來的，在中國古文獻裏從來沒有出現過這個名稱。由于它並不是過路的客商在實踐中叫出來的地名，所以加給這條道路的某些說法與史實不盡符合。比如一般認爲其開通的時間始于張骞赴西域。但張骞的兩次出使，先是爲了聯合月氏，後是爲了聯合烏孫，目的都是在軍事上夾擊或鉗制匈奴，即所謂“斷匈奴右臂”，與開拓商路無關。匈奴有能“控弦”的士兵四十萬，比後來蒙古或後金的兵力都多。那時的匈奴對漢朝來說是一個非常現實、非常巨大的危險。漢武帝派張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政治性的和軍事性的。在整個漢代，無論政府或民間均未曾組織過外銷絲綢的商隊。

甚至直到魏晉南北朝，絲綢之路在地圖上仍是一條虛線。唐初貞觀年間，玄奘要到印度去，走出河西走廊以後，說這裏“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草木不生，人煙絕迹”，玄奘說自己五天四夜滴水未進，“嗟乎，若不爲衆生求無上正法者，甯有禀父母遺體而遊此哉”！所以絲綢之路在當時只有一個大概的朝向，然後是探險式的九死一生地穿越，並沒有一條現成的路。

雖然，中國的絲綢很早就在境外發現過，那是通過很多中間環節，一站一站逐漸傳過去的。這時候羅馬和漢不是一條暢通的絲綢之路的兩端，並不是京滬鐵路，這邊是北京西站，那邊到上海下車。所以，漢和羅馬這兩個文明很多地方是難作比較的，有的是不能比較，有的是不好比較。

首先，不能比較的是社會制度。

羅馬從事生産勞動的主要是奴隸。羅馬是奴隸占有制國家，羅馬公民後來基本上不參加勞動。中國的情況不一樣。解放後，關于中國古代社會分期問題討論了很多年，最後大多數人都認爲漢代不是奴隸社會。特別是前些年，在湖北江陵張家山出土了一批漢簡，其中有《二年律令》，就是呂後二年時政府頒布的一些法律。它表明當時國家向全體登記在籍的民戶授田宅。按二十等爵的順序，由低到高，數量依次遞增。爵位高的人得的田宅多，這裏不去說它。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律條文中明確規定，無爵的“公卒”、“士伍”、“庶人”，也可以獲得1頃田（100畝）和1宅（約合9畝，用作宅基地）。縱然在執行的過程中會産生各種例外，庶人應得的田宅不見得如數兌現。但從總體上說來，“五口之家，百畝之田”的小農模式，已然在全國建立起來。除了災年之外，廣大庶民的生計都有可能達到當時被認可的溫飽線。後來由于人口的增加，加以土地被兼並，底層農民有的走向破産。但是江陵鳳凰山10號墓出土了一套簡，其內容用現在的話講就是政府發放救濟糧的單子。單子裏記了25戶人家，平均每家約25畝地，他們都是當時的貧苦農民。也就是說，到了東漢中期一個貧苦的農戶還能保持差不多25畝地。所以漢代從事農業生産的主要是小農，而羅馬主要是奴隸。雙方在這方面不能比。

另外，還有些方面也無法比較，比方說宗教。

我們知道漢代人宗教觀念比較淡，雖然有各種信仰，但是沒有形成一個全國人民共同崇拜的大神。中國人一直到後來也是宗教觀念比較淡。出大殡時道士、和尚、尼姑都來，是一個大雜燴。

大家知道，宗教信仰無法用科學方法證明。在那個國家是大神，到這個國家人家不認你了。所以宗教信仰這個問題不好比較，因爲它牽扯很多問題。漢代最高的天神叫太一，太一現在念起來都有點口生了。在漢代400年中，太一像就發現過有數的幾次。可見漢代最高的天神在現實生活中也常常被敬而遠之，與羅馬無法比較。

另外，有的民族有它獨特的曆史傳統，從而在文化藝術方面會出現一些特殊的成就。它是很長的曆史積累，是整個內因外因各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不是在這個環境、在這個情況裏，不容易結出這樣的果實。比如這次展覽中有羅馬雕像，大家能看到真是非常不容易的，它們在意大利也是重要文物。西方注重人體美，最早的奧林匹克運動會，有些參加者是光著身子跑的。中國當時講究禮制，認爲光著身子登不了大雅之堂。所以中國古代沒有出現以寫實手法表現人體美的雕塑家。在漢代，我們不知道誰是雕塑家。在希臘羅馬就有，比方說菲迪亞斯、米隆等，很多大名鼎鼎的藝術家在那兒。漢代沒有雕塑家這麽一個職業，指著雕塑藝術來吃飯是不行的。秦始皇兵馬俑的制作者當中甚至還有刑徒，不是專業的藝術家做的。所以，不同的民族在曆史進程中形成的一些特殊成就有時候不太好比較。

當然，就生産生活的具體領域而言是可以比較的。但我們首先應當把它們的背景弄清楚。比如我們這次展覽裏有羅馬的銅閥門及鉛水管，還有漢代的六邊形陶管，《絲綢之路的兩端》說這都是城市供水的公共設施，不是的。六邊形陶管是下水道，走髒水的；羅馬那個閥門是供清水的，因爲羅馬很講究從山上引下水來，等于是自來水一樣。羅馬的引水管經過大窪地時，曾修建由幾層拱券承托起的巨型渡槽，其中有的一直留到現在，是世界建築史上的奇迹。但是，我們不能把下水道和人家上水的閥門相比。而且比較完了之後還引用觀衆的觀感說：爲什麽我們中國出現這樣的東西這麽晚？人家的多好，我們六邊形的陶管多不像樣子。作這樣的比較就有點不考慮事情的背景了。

羅馬的城市重視供水，水的分配有一套制度，什麽樣的貴族可以用多少水，身分再低的用多少水，挺麻煩的。而且西方學者還有一種說法，認爲羅馬後來衰落的原因之一是鉛中毒，就是因爲鉛管裏的水鉛超標了，以至于使羅馬人的智商降低了。但也有人說，水管使了這麽多年，羅馬早期昌盛的時候不也是喝鉛管引來的水嗎？當然也有一定道理。可是前一種說法如果有一點可以成立的話，那就不如幹脆喝漢代的井水了。所以，進行比較要慎重，性質不同的事物拿來作比較是不太合適的。

生産、生活情況試比較

下面我很冒昧地把漢代和羅馬的一些生産、生活方面的情況試作比較。

首先說農業：

農事的第一道工作是耕地。耕地用犁。早期的犁上僅僅裝有犁铧，只能破土開溝，不能把耕起的土垡翻轉過去。而後一項功能是很重要的。因爲土垡翻轉以後，接觸到陽光空氣，生土會變成熟土。同時雜草隨之埋進土中，還能起到壓綠肥的作用。

土垡的翻轉是由犁铧和犁壁之連續的彎曲面完成的，其中關鍵的部件是犁壁。漢代已經發明了犁壁，在陝西西安、鹹陽以及山東安丘、河南中牟等地均曾出土，有向一側翻土的鞍形壁和向兩側翻土的菱形壁。羅馬的犁沒有犁壁這個部件。後來歐洲農民在犁上安裝了木質的“泥土翻版”，其作用接近犁壁，但不如漢代之鐵犁壁光滑適用。而且“泥土翻版”的出現不早于11世紀，已遠在羅馬之後了。

除了翻土，我們看糧食去殼（去糠）。羅馬人是拿著一個籃子，站到山坡上順著風向來回抖把糠吹出去。而中國在漢代就有了效率很高的扇車。這個東西羅馬根本沒有，不好比較。

中國糧食作物是粟（小米）、水稻，羅馬不是，所以也不能作比較。不過漢代有小麥，羅馬也有小麥，小麥磨出來的面做成面食。漢代的面食叫餅，什麽都叫餅，連撕面片也叫湯餅，蒸饅頭叫蒸餅。羅馬人是面包。可是中國在漢代的時候就有發面，當時叫起酵餅。羅馬人吃面包，現在的面包挺好吃，可是那時候的面包是不發酵的，是死面的。《聖經》裏經常提到不發酵的“無酵餅”。歐洲到16世紀以後才有發面的面包，但也不是生物發酵，是利用小蘇打，發起來以後産生氣泡，所以整個面包中間就有眼兒了。用小蘇打發面包以前，歐洲一直是烤死面的面包。烤出來以後，如果放了幾天再吃，可就考驗你的牙口了。15世紀，奧斯曼帝國攻打亞美尼亞的時候，有位婦女拿個面包一下子就把一名奧斯曼將軍的腦袋開了瓢。大概，死面面包就像磚頭一樣堅硬。

中國古代發酵的工藝很先進，所以釀酒的技術很高明。我們知道世界上造酒曆經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自然發酵的果酒。以漿果作原料，其中的糖分經過酵母菌的分解，就能生成酒精。後來用糧食作原料，須先經過酒曲的糖化作用，使糧食中的澱粉分解成簡單的糖，再經過酵母作用産生酒精。第三階段是通過蒸餾的方法，使酒醅中的低濃度酒濃縮成酒精度高的白酒。最後這個階段漢代和羅馬都沒有達到。羅馬人喝的葡萄酒接近自然發酵的果酒，而漢代人喝的卻多半是釀造技術更高的糧食酒了。

除了農業之外，我們講講手工工具：

這次展覽中有一些基本的生産工具，不論羅馬的也好，漢代的也好，非常相像，說明人類有很多共同的想法。但是，有些司空見慣的工具中國沒有羅馬有。比如架鋸，公元前1世紀在羅馬就很普遍了，中國卻沒有。三國時陸玑寫了一部《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講《詩經》裏的植物、動物。這部書裏凡是說到樹木的時候，必然強調木材的紋理直不直。因爲當時中國沒有架鋸，開解大木，是沿直線一個一個打楔子，最後撐裂。北京豐台那邊有一個大葆台漢墓，其中有木頭壘的牆，即所謂“黃腸題湊”。那些木方子都是劈開的，所以與紋理直不直很有關系。架鋸的圖像在我國最早見于《清明上河圖》。圖中十字路口有一個修車的車攤，地下放著一把架鋸，那是在中國資料中看到的最早的架鋸。中國此前有刀鋸，都比較小，是無法開解大木的。同時我們也沒有刨子，什麽時候有的？到了明朝才有。雖然我國的刨子和羅馬的刨子頗有相近之處，但羅馬刨子上的手柄是一前一後順裝的，中國刨子的手柄則橫裝于兩側。而且中國刨子是自固有的平木工具“槍”發展出來的，並非從西方引進。如果當時真像有些人說的，有一條絲綢之路，那麽，羅馬的架鋸和刨子應該同時傳到中國來。不但當時沒傳來，而且這兩樣這麽重要、這麽好用、木工簡直離不開的東西出現在中國的時間卻前後差了近5個世紀，一個是南北宋之交，一個是到了明朝。所以很難說當時中國和羅馬曾發生過直接聯系。

考古發掘的成果告訴我們，已知的彙聚雙方文物的遺址都和中國邊境有一段距離。如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南端金歐角上的沃澳，是古代扶南國的一處海港，這裏的出土物中有漢代銅鏡和羅馬金幣。又如在阿富汗北部的席巴爾甘，發現了幾座大月氏貴族墓，出土物中也有漢代銅鏡和羅馬金幣。而在羅馬本土或漢地卻沒有這樣的例子。

下面看一下冶鐵：

現代國家要發展工業，冶鐵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人類冶鐵都是從塊煉鐵開始。

將鐵礦石和木炭一同放在爐子裏加熱，可以通過化學上的還原作用生出金屬鐵。但鐵礦石在熔化後的還原過程中，變成疏松的全是氣孔的海綿狀物，還原出來的小鐵珠凝固並隱藏在渣塊中。它叫塊煉鐵，也叫海綿鐵，含碳量很低，相當軟。之後，在反複加熱鍛打中擠出渣子，並由于同炭火接觸，滲碳增硬而成爲塊煉鋼。我國在西周末已有這樣的鐵和鋼。而且，中國在商周時已有煉銅的豎爐。沿襲了這一傳統，到春秋早期就用豎爐煉出了鑄鐵。山西曲村-天馬遺址出土了春秋早期和中期的條狀鑄鐵，長沙窯嶺出土了春秋晚期的鑄鐵鼎。可是羅馬人一直未能走出鍛打海綿鐵的模式。那裏的冶鐵之神的造像手裏永遠拿著象征鍛鐵的火鉗和錘子。公元初年羅馬的煉鐵爐有時因爲過熱煉出了鑄鐵即生鐵，然而由于生鐵一鍛即碎，所以都被當成廢料抛棄了。

而我國古代不僅煉出鑄鐵，還發展出一套以鑄鐵爲基體的熱處理技術。鑄鐵性脆，韌性比較差。可是如果將鑄造件長時間加熱，使鐵中的化合碳發生變化，就可以改變其質地。漢代用這種方法生産出可鍛鑄鐵和球墨鑄鐵，性質已接近鑄鋼。更不要說漢代的炒鋼和鑄鐵脫碳鋼的工藝是何等巧妙而合理了。漢代冶煉鋼鐵的技術在世界上遙遙領先。在西方，鑄鐵的應用要晚到公元14世紀，可鍛鑄鐵要到公元18世紀，而現代球鐵是英國學者莫羅于二戰後的1947年首先公布的。所以羅馬與漢在這方面簡直無從比較。羅馬人也認識到這一點。公元1世紀時羅馬學者老普林尼就說：“雖然鐵的種類很多，但沒有一種能和中國來的鋼相媲美。”

前些年在電視上播出的《漢武大帝》，導演稱這是新古典主義，直接取材于正史。片中匈奴兵和漢兵打仗，匈奴兵用刀一挑，漢兵的刀劍都斷了。沒辦法，派張骞去西域找大月氏女王，說我們漢朝的刀根本不成。于是大月氏女王給了張骞一點黑不溜秋的面面兒，大概代表煉鋼用的添加料。其實古代的鋼都是碳素鋼，無須添加料。合金鋼要到近代才出現，而且所添加的如鎢、钼、釩、钛等難熔金屬，古代根本不曾利用。碳素鋼中除去鐵元素以外主要含的是碳，難道張骞不遠萬裏跑去就是爲了要點在漢地唾手可得的木炭末嗎？這樣硬把我國古代的優勢項貶成劣勢項，也太離譜了。

再來說說羅馬的錢和中國的錢。羅馬的金、銀、銅錢都是用鋼模打壓出來的，雖然上面的人像相當美觀，但一個一個地打，很費工，同時也限制了它的供應量。漢代的錢是用疊鑄法鑄出來的。據西安郭家村鑄錢遺址出土物得知，用疊鑄法一組陶範一次可鑄出銅錢184枚。所以漢代的錢幣供應充足。自武帝以迄桓、靈，漢代五铢錢的面徑均在2。5-2。6厘米之間。400年當中鑄出了幾億枚，但基本一致。貨幣是流通手段又是價值尺度，金屬錢幣長期保持穩定，無疑是一大優勢。

下面看建築：

羅馬的建築和漢代的不同。羅馬建築主要是石頭構築的。我們常常感慨漢代沒有大建築物留下來，不像古埃及、古羅馬有那麽多壯麗的石構建築保存至今。其中最典型的是埃及金字塔，因爲金字塔最適合石頭的特點，是一塊塊平著疊起來的，形狀非常穩定，而且有的非常巨大。比如開羅以西吉薩地方的大金字塔，高147米，底邊長230米，用石材約300萬塊，平均每塊重2噸，整座金字塔重約600萬噸。吉薩本地不産石材，這600萬噸石頭要從外邊運來。據希羅多德記載，僅是爲了鋪設運材料的道路，就用了10萬人，花了10年時間。假若沒有古埃及所擁有的大規模奴隸勞動，沒有極度的宗教狂熱，這種建築物是蓋不起來的。羅馬繼承了地中海地區各古國積累起來的建築技術，特別是他們又發明了用柱子支撐起的石拱券，進而創造出十字拱和穹頂。古羅馬是一座“大理石之城”。

且不說城內的神廟、議事廳、凱旋門、大浴堂等之雄偉，即便是臨街所建二層或三層的公寓樓也不遜色。至今走進羅馬的建築遺址，仍不能不爲其磅礴的氣勢所震撼。

但東、西方的建築體系大不相同。中國古代不是石構建築而是土木建築。在這裏可以就地取材，將黃土夯實，破壞了其自然狀態下的毛細結構，就成爲密度較大，且有一定的強度和防潮性的夯土。如用版築法施工，就可以打成夯土牆。結合木構的梁架，就可以建成房屋。它的建築者基本上是庶民，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公民。《詩·靈台》稱：“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像靈台這樣的一座大建築也沒幾天就建成了。甚至一些巨型建築，如在西安的西漢明堂辟雍遺址中見到的，也是以夯土台爲依托，在高大的階梯形土台的頂部建廳堂，又在四周建廊屋，使這些單層或多層的房子借助土台連結在一起，從而呈現出有主有從的配置效果，使整座建築宛若巍峨的多層樓閣；體現出對實用和低成本的雙重追求。中國當時使用民力是有節制的，“使民以時”，庶民服徭役從事大興土木工程也不能耽誤農時。中國沒有可供任意驅使的奴隸大軍，在這方面和古代西方不一樣。

下面說交通：

原始社會運重物時常在地上拖，進而發明了拉東西的橇。後來在橇前部加上滾動裝置，經改進後乃成爲車。但邁出這一步並不容易。1492年哥倫布登上新大陸之前，那裏一直沒有車。印第安人行軍的時候，辎重多由婦女背扛。舊大陸曆史時期中的車多由牲畜牽引。衡量畜力車的性能時，關鍵問題是看它的系駕法，即如何將牲口綁在車上讓它拉車的方法。在古印度是用牛拉車，車轅捆在牛犄角上。在古埃及、古羅馬，拉車的受力點落在馬脖子上。馬頸部的生理構造和人類差不多，都是頸椎在後，氣管、食管在前。那裏的古車是讓馬用脖子拉車，所以跑得越快，越喘不上氣來。這種方法叫“頸帶式系駕法”，羅馬車就是如此，而且往後一直沿用到8世紀。先秦時，中國古車采用“轭靷式系駕法”，漢代改爲“胸帶式系駕法”。這兩種方法都不勒馬的氣管，駕車的馬可以自由呼吸。所以中國古代的車戰是在奔跑的車與車之間進行的。古代西方雖然也有戰車，卻不能進行車戰。那裏的車一般只用于奔襲或追擊，接近敵人時，武士還得跳下車來進行步戰。羅馬帝國晚期于公元438年頒布的《狄奧多西法典》中規定，最大的二輪車載重198千克，只不過相當3名戰士的體重，要進行車戰自然是捉襟見肘了。古羅馬屹立在凱旋門和神廟頂上的戰車雕塑，藝術水平雖然很高，卻不能不認爲其性能相當落後。

再說船：

前些年大家都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舵對于船來講非常重要。舵發明于中國漢代。1955年在廣州東郊先烈路東漢墓中出土的陶船，有艙室三間，舵固定在艉部正中。雖然它只能沿舵杆的軸線轉動，仍然殘留著由梢演變來的迹象，但已經可以被確認爲早期的舵。廣東德慶漢墓出土的陶船在舵樓後壁開舵孔，孔的兩側有托架。雖然其舵與舵架上的支撐件出土時均已不存，但從結構看，此船上裝的已可能是垂直舵。羅馬的船上沒有舵，是用兩支舵槳控制航向。後來歐洲人將舵槳置于艉部右舷處。直到公元1200年前後，尼德蘭地區的船工才制造出艉舵。漢代發明的舵，領先世界達一千多年。

下面說紡織：

紡織也有不好比的地方，比如說絲，雖然羅馬人也穿，但絲極其高貴，與黃金等價。而且那也不是中國直接運去的，中間倒過多少道手。老普林尼說，中國人非常平和，非常禮貌謙虛。而且中國人只等人家來買東西，從來不往外賣東西。

所以，漢代不是主動地上絲綢之路去販絲綢，跟其他國家的情況不一樣。

但是麻可以比較。漢代的纖維作物主要是大麻和苎麻，羅馬是亞麻。直到18世紀以前，亞麻在歐洲紡織原料中的地位仍然非常重要，我國則到了清代才有亞麻。這幾種麻都要先漚再剝。麻纖維剝下後，則要撚成線。不論東方、西方，起初都是用紡錘來完成這道工序。紡錘由紡輪和拈杆構成。陶紡輪在全世界的古代遺址中都是常見之物。不過用紡錘績麻效率不高，紗線的拈度也不夠均勻。進而，漢代人制出單錠紡車。本來，絲是自然界的超長纖維，長度可達1000米，只要並絲，就成爲絲線。但絲線上機織造前，須先整經絡緯，絡緯的用具爲車。漢代人根據紡麻線的要求對車加以改造，制成了紡車，産量和線的質量都大爲提高。甘肅武威磨嘴子22號東漢前期墓中曾出土木紡錠，則紡車的發明當不晚于西漢末。羅馬不僅沒有車，也沒有紡車。那裏將羊毛或植物纖維撚線，要先在腿上搓成粗紗。爲了防止將腿搓傷，發明了一種扣在腿上的、有點像筒瓦那樣的陶器，名紗軸。它的內膛與自大腿到膝蓋處的曲線相適合；表面則有魚鱗紋，以便搓粗紗。搓好了之後再用紡錘加拈，以便取得更緊密的細線。羅馬人沒有單錠紡車。它在歐洲的出現不早于公元13世紀。

絲也好，麻也好，紡成線以後，都要織成布帛。漢代通常使用的是斜織機。它有平置的機台和斜置的機架，二者成50-60°角。織者可以坐著，又可以看到面經和底經開口後，經面的張力是否均勻，有無斷頭。提綜的動作最初是用手提，後來發明了用腳踏蹑（踏板）以杠杆原理帶動傳動件俯仰而提綜。這樣可以騰出一只手來打筘，或兩手輪流投梭，使速度大爲提高。這是織機發展史上一個突破性的創造；歐洲要到公元6世紀才出現這種裝置，到公元13世紀才廣泛應用。要織出帶有複雜花紋的織物，漢代用的是提花機，除了用腳踏蹑控制地經外，另設一名提花工坐在花樓上用手操縱提花綜束與織工合作。在漢朝王逸《織婦賦》中對提花機有很形象的描寫。而羅馬只有豎立的織機，和現代有些地區編地毯用的設備差不多，織工是站著操作的。在這種織機上一般只能織出平紋織物。如要加花，須另用手工編結。

武器與文具

下面說說與戰爭相關的事。

漢和羅馬沒有開過戰，因爲相距太遠，沒有直接接觸，打不起來。在武器方面，漢之鋼鐵刃器的品質、魚鱗甲的堅固與靈活、蹶張弩乃至床弩的強大威力，都是一些明顯的優勢項。但羅馬軍團也是常勝之師，也必然有其過人之處。同時，決定戰爭勝負的因素很多，光講唯武器論不行。不過戰爭又確實是以成敗論英雄的。所以在兩支同樣聲名顯赫，似乎勢均力敵，卻沒有交過手的軍隊之間，很難作出比較。

可是有人卻總想把漢和羅馬拖到互相關聯的戰爭漩渦之中。英國有位學者叫德效骞（H。H。Dubs），他認爲位于今甘肅永昌之漢代的骊靬城，曾安置過公元前36年漢將陳湯在郅支（今哈薩克斯坦的江布爾）所俘“降虜千余人”。並以《漢書·陳湯傳》載有步兵用“魚鱗陣”操練爲由，認爲這些人是羅馬軍人。亦即公元前53年羅馬執政官克拉蘇與安息作戰，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卡裏大潰敗時，下落不明的6000人中的一部分。爲什麽安置在骊靬城呢？因爲顔師古說過：“犛靬即大秦也，張掖（郡）骊靬縣蓋取此國爲名耳。”顔師古雖然是唐代的大學問家，但這一說法卻屬于誤解。據近年在居延和敦煌出土漢簡的記事表明，骊靬得名于骊靬苑。漢代在西北地區設苑養馬，多至“三十六所”，養馬“三十萬頭”。

骊靬在《說文》中作“麗靬”，表明骊、麗二字在這裏可相通假。靬是“幹革”，偶物爲“麗”。我國古代常用“麗皮”（兩張鹿皮）作爲聘禮。“麗靬”與“麗皮”意近，都是畜産品，而且都是好字眼，正適合用作苑名。還應當注意的是，骊靬在漢簡中亦作“骊幹”。《說文·革部》：靬“從革，幹聲。”無疑應讀幹。《漢書·張骞傳》中提到“犛靬”，顔師古注說：“靬讀與軒同。”認爲它和《史記·大宛列傳》中的“黎軒”相同。但黎軒本是Alexandria的對音，而公元前4世紀時建立的亞曆山大城不止一處，其故地頗難確指。不過無論如何骊靬的“靬”字讀gan，與讀xuan的“軒”字實互不相涉。這麽說有點太專業，讓我們舉一個更直接了當的證據。漢簡中的記載還證明，骊靬縣早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以前已經設立，那時卡裏之戰與郅支之戰均未發生，哪能預知此事，而爲尚未出現的外國俘虜兵搶先安排一個以外文對音命名的住址呢？但有人瞎說就有人上當。現在永昌縣就有老百姓化妝成羅馬軍人作表演，成爲當地的旅遊項目。這些人並自稱是羅馬俘虜兵的後裔，真令人啼笑皆非。

說過了武的就要說文的。

中國人寫字用墨。商代遺物中之墨書的字迹，經檢驗已知用的是以碳黑爲主要成分的墨，與《說文》稱制墨用“煙煤”（指煙炱，煙子）相合。碳是4價的，化學性質穩定，故墨色曆久不變，優于羅馬以鞣酸（主要用的是橡樹瘿屑泡的水）和鐵鹽相作用生成的含單甯酸鐵的墨水。

在書寫材料方面，我國上古時代多用竹木簡牍，竹木可就地取材，供應充足，缺點是太笨重。漢代發明了造紙術。紙是最理想的書寫材料，它輕而柔韌、便于保存且價格低廉。這三項優點是人類曆史上采用過的其他書寫材料（如莎草紙、泥板、貝葉、羊皮紙、缣帛、桦皮等）所不能同時兼備的。沒有紙，則書籍的大量出版，教育的廣泛普及，文化的迅速發展，都將成爲極困難的事。在羅馬時代，抄寫一部像《聖經》那樣篇幅的書，就要用去300只羊的皮。當時書籍之難得，可以想見。紙是漢代的偉大發明，全世界普受其惠。

中國還有一些獨特的長項，比如漆器、瓷器等。漆器出現得很早，但真正的瓷器是在漢代燒成的。其實羅馬的陶器也很精美，窯業再改進幾步就能燒出瓷器來了，可是無論羅馬或歐洲在長時期內都沒有邁過這道坎。燒陶器用陶土，瓷器則用瓷土；歐洲地下也有的是瓷土，當時卻未能利用。

羅馬有玻璃器皿，雖然不是它發明的，是模仿埃及制的，但做得也很漂亮。洛陽出土了一個羅馬的攪花玻璃瓶，原來是盛香水的。通過它也反映出東西方的區別，他們用來盛香水，到我們這兒成了擺設。因爲漢代是用熏爐燃香，不用香水。

最後說一下雜技。

漢代相當推崇羅馬的雜技藝術。西漢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安息王密司立對提二世遣使來“觀漢廣大”，並“獻犁靬幻人二”。可是他們的身高僅“四尺五寸”，合1。035米，應是兩名侏儒，似不能充分代表羅馬雜技的水平。東漢安帝永甯元年（公元102年），“撣國（在今緬甸）王雍由調複遣使詣阙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

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這段記載中特別強調羅馬演員跳丸即抛球的技巧。但抛接1000個球非人力所能致，此“千”字應爲“十”字之訛。雜技家傅騰龍先生說，抛兩三個球還不難，五個以上要想再增加一個，非磨上幾年功夫不可。目前能抛九個的人世界上也不多。但山東地區出土漢畫像石所見雜技表演的場面中，有跳八丸的，也有跳九丸的，還有“跳丸飛劍”，即同時抛接圓球和短劍的。山東諸城前涼台畫像石中的表演者跳四丸、飛三劍。山東安丘王封村畫像石中見到跳八丸、飛三劍的。安丘董家莊畫像石中，更有一位表演者跳十一丸、飛三劍。彈丸與利刃同擲，抛接的要領不同，頗難兼顧。何況總數達14件之多，起落紛繁，節奏急促，難度極大。羅馬演員跳丸的圖像，日本學者宮崎市定在《條支和大秦和西海》一文中介紹過一例，表演者只抛接了7個圓球。雖然羅馬方面的圖像資料容有未檢出者，但總的看來雙方的演技居伯仲之間，應當是較客觀的估計。

所以，我們說“交相輝映”，你放你的光，我放我的光，有些東西不好比。不過如果歸攏起來看，中國漢代在生産、生活方面，有些項目不僅是領先羅馬，而且領先世界；不僅在當時領先，而且在以後的上百年，甚至上千年領先。不知道可不可以這樣說，漢代文明中的許多方面是中吃不中看，它非常實用，低成本、很省錢，不那麽花哨，但給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當然，羅馬也有不少領先的項目。但領先的時間越長，越表明互相不了解。如果當時真有一條稱得上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動脈“絲綢之路”，信息何至于如此滯後，反應何至于如此遲緩。這些可以産生立竿見影的效果的技術，無疑爲雙方的民衆所亟需，可是彼此竟全然不知。所以漢和羅馬在文化領域中基本上是各說各話；各自獨立發展起來的東西多，交流借鑒的成分很少。

拿漢和羅馬之性質不同的東西相比較，會不太恰當。比方說漢陵出的一些裸體俑，和希臘羅馬的人像實在不好比，陽陵的所謂裸體俑，當時是穿真衣服的，不是讓你看裸體，和希臘羅馬著重表現人體美的雕塑完全是兩回事。就像拿下水道跟水龍頭比，非常不恰當一樣。

所以，在比較時：

第一，要弄清背景；

第二，有些地方不好比，不能比；

第三，不要光看表面，還要琢磨背後的內涵。

另外，我們也要知道，文物陳列所用的展覽語言，有一定局限性。現在這個展覽用了好幾年工夫才把這些東西找來，費了千辛萬苦。用文物擺展覽還有個文物組合的問題，得體現出文物間的互相關聯，才能把問題說清楚，單打一很難說清楚。兩個這麽大的文明，背後這麽多的東西，而且調文物受到各種局限，很難整組整組地擺出來。能做到今天這個規模已經是非常難能可貴，極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