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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奧組成八國聯軍，發動了大規模的侵華戰爭。8月14日，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在這裡，他們燒殺搶劫，奸淫虜掠，無惡不作，使中國幾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壞，千年古都頓成人間地獄，“屍積遍地，白骨縱橫”。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場罕見的人類大悲劇中，某些西方傳教士充當了罪惡的幫兇和直接的劊子手，他們完全背離了宗教的主旨，褻瀆了“天主”的“聖靈”，是人類文明史的恥辱。在歷史面前，他們難辭其咎。下面從幾個側面看看在八國聯軍侵華期間，西方傳教士的所為。

　　首先，直接參加軍事行為，第一個表現就是充當軍事間諜，為侵略軍提供情報。在八國聯軍侵入天津時，英國籍傳教士寶復禮（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軍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編入軍隊，隸屬於軍事情報局，成為“英國遠征軍”的成員。作為“向導”領著八國聯軍從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還驅使信徒搜集軍事情報，如清軍大炮口徑和數目，戰壕、水雷和地雷情況，並在地圖上標出；為侵略軍修築戰壕，把自己管轄的教會館舍讓給英軍當兵營，保護侵略軍等。寶復禮後來還親自著書，炫耀自己的功勛，得到了英國政府和教會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區主教樊國樑也充當了侵略軍的偵探，為聯軍將領出謀劃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國軍隊，他控制的教會還為遠征軍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譯，八名傳教士被委任為連隊長。樊國樑的行為，深得聯軍統帥瓦德西的賞識，他自己也感到榮耀：“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繼續了自己的服務工作，和過去一樣，得到一份軍餉，並不是，也永遠不會是我們的目的；我們只有一個願望，為天主和為法國的光榮而工作。”（《傳教雜志》1902年）參加軍事行動的第二個表現就是行兇殺人。美國傳教士梅子明，在聯軍進京後，武裝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搶劫了一些富戶以後，又瘋狂地喊出“以人頭抵人頭”的口號，在任邱的一個村莊裡，竟有680多名無辜百姓遭到殺害！（《中國教案史》548頁）

　　其次，傳教士參與了洗劫京城的行動。就在聯軍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國樑發出布告，動員搶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戶所搶財物為全家使用，在解圍八天之內所搶之糧、煤或其他物品，如其總值不超過50兩銀子（合175法郎），可視為無義務償還，因為這些東西屬於絕對必要；每戶或每人於上述期間所搶之物，價值超過50兩銀子者，應負責償還，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將所餘之物歸公；如所搶之物，不論是實物或銀錢，價值超過500兩銀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聽其神功，為之赦罪，此赦罪之權保留於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們要把搶來的東西直接歸公，堆放一處，由我們進行統計，以作為中國政府交來的賠款中的一部分預支。”（《遣使會年鑒》）8月17日，樊國樑主使教民闖入皇城根的禮王府，肆意掠奪破壞，把禮王府搶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寶，僅樊國樑自己承認的就達12萬兩。據親歷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證說，樊國樑還到慶王府搶銀子和寶物，還從大太監李連英的住宅搶了許多古書、花盤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內堆積如山。北堂裡的教民也傾巢出動，四處掠奪，教士們為士兵作向導，抓店舖掌櫃當僕役、將搶來的東西背到北堂去。樊國樑的所為，不僅中國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國國會議員的不滿。

　　再次，傳教士鼓吹瓜分中國，為侵華戰爭推波助瀾。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在義和團運動大規模興起後，曾露骨地指出：“我們是狂勢異教徒的犧牲品，讓基督教列強把這個異教帝國瓜分了吧！這可供中國有一個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記憶》）他慫恿美國對華提出領土要求：“瓜分中國是自然的擴張，正如俄國向西伯利亞，美國向西部伸張一樣。”（《北京使館被圍記》）美國傳教士卜方濟還著文具體闡述立即瓜分中國的五大好處。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裡，還提出了對中國實行“國際共管”的具體實施方案，其主旨是組成一個完全聽命於列強的中國內閣。這些傳教士利用清政府給予的種種特權，極力擴展自己的勢力，幹涉中國內政，使中國的災難更加深重。

　　最後，我們還要看一看傳教士在策劃和促成《辛丑條約》中的作用。在勒索賠款問題上，樊國樑等傳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謂教會受損清單，迫使清政府增加賠款。另外，以被殺傳教士為借口，要求法國公使對華索取“精神賠償”，迫使清政府出賣更多的主權，後來確實成為《辛丑條約》的重要組成部分。

　　由於篇幅所限，類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舉出。傳教士的“特殊貢獻”受到了本國政府以及所轄教會和侵略軍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國樑就得到教皇賜以“宗座衛士”的梵蒂岡最高榮譽頭街，還受到法國總統和外交部長的宴請。而他們在八國聯軍侵華、鎮壓義和團直到《辛丑條約》的簽訂這一系列過程中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是無論如何也逃脫不掉的。他們將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