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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律》草創於吳元年，制定於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二年完備，洪武三十年頒行天下。在此之前，作為決獄標準的是朱元璋親手寫定的《大誥》。明初處元代法紀縱馳之後，故太祖決定法外用刑，以嚴刑峻法治亂世，以達到移風易俗的目的。

見於《大誥》的酷刑，有族誅、淩遲、極刑〔淩遲本已是極刑，則這一極刑之殘酷定甚於淩遲〕、梟令、斬、死罪、墨面文身、挑筋去指、去膝蓋、剁指、斷手、刖足、閹割為奴、斬趾枷令、常加號令〔至死而止〕、枷項遊歷〔遍九州之邑〕、免死發廣西拿象、人口遷化外、充軍、全家抄沒、載罪還職、載罪充書吏等三十餘種，多為《大明律》所無，那項“免死發廣西拿象”更是帶著幾分幽默，此即所謂法外用刑。而量刑標準，也比《大明律》嚴酷得多。

四十年之中，據《大誥》所載，淩遲、梟示、族誅有幾千案，棄市以下的有一萬多案。

這些案子，如果按《大明律》量刑，大多是罪不至死的，有的甚至只該受到輕微的懲罰，象官吏隱漏文書不報的，按律只杖八十，收糧違限的，只杖一百，而《大誥》居然全都用淩遲之刑；有司濫設官吏，按律只杖一百，囚三年，而大誥卻是族誅。真是令人觸目驚心！

如此濫用刑罰，也難怪為了浙江的一件假鈔案，而“捕獲到官，自京至於句容，其途九十里，所梟之屍相望”，連朱元璋自己也感嘆說“其刑甚矣！”〔《大誥》偽鈔四十八〕

而這些酷刑，真可謂設計巧妙，用刑者為了折磨罪人，到了挖空心思的地步。差不多同時，中世紀基督徒也在想盡種種法折磨迫害異教徒和女巫，兩相比較，不由讓人感嘆人性都是一樣的，東西方的智慧在這一點上也沒什麼太大的差別。而我們也該慶倖這樣的時代大概是一去不復返了。

根據《孤樹裒談》等野史的記載，以下列舉一些較別出心裁的酷刑：


1、鏟頭會：這個刑罰是用來對付“頑民竄避緇流”的，把這些“盲流”抓起來，排成行掘坑活埋，只剩頭露在地上，然後用大斧削過去，一斧頭砍下幾顆頭來。

2、刷洗把犯人剝光了放在鐵床上，澆上沸水，用鐵刷刷去皮肉。

3、梟令：用鐵鉤鉤住犯人的脊骨，吊起來示眾。

4、稱竿：把犯人綁在竿上，另一頭挂上石頭。

5、抽腸：把犯人綁在竿上，用鐵鉤鉤入谷道，把腸子鉤出，再在竿的另一端挂上石頭，犯人的身體向上彈起，腸子也就全鉤出來了。

6、剝皮：每一地的土地廟都是剝皮的場所，稱為皮場廟。凡貪贓六十兩以上的，

7、梟首示眾，剝皮實草，放在官府公座的旁邊，以警告後來的官員。

到了洪武二十八年，該殺的都殺光了，朱元璋覺得天下太平了，自己也老了，可以讓子孫吃吃現成飯了，於是在這一年的五月下詔禁止酷刑：“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歷。其中*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措置，頓挫*頑，非守成之君所用長法。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鯨、刺、非刂、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太祖實錄》卷二三九〕

這裡雖然說“止守律與大誥”，但從上下文關係看，他是不要後人守大誥的，一切以《大明律》為準。

他自己確實也是希望自己的子孫不要象自己那樣依*嚴刑峻法治國的，有一次與太子出郊，指著路旁的荊樹教育太子說：“古人用此為撲刑，以其能去風，雖傷不殺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兒當念之。”〔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三十二〕晚年太孫參政，改重刑七十三條，朱元璋也很讚賞，說：“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明史》卷九十三〕

洪武之後，對死刑的執行大體上按照《大明律》，以上的那些酷刑算是消失了。

《大明律》對死刑的規定還算是相當人道的，只有斬、絞兩種。

但此外還有不列於五刑的淩遲，專門用於對付大逆不道。

凡是淩遲處死的，按例要殺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即所謂千刀萬剮，每十刀一歇一吆喝，最後一刀才是斬首。行刑時在旁邊架一丫形木桿，挖出肝腑後放在上面示眾。國人似乎自古以來就喜歡看殺人，看淩遲時更是“人集如山，屋皆人覆”〔計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