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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嘉，字奉孝， 潁川陽翟(今河南禹州市)人。他“少有遠量”，自20歲起便隱形匿跡，不與世俗之士交往，暗中交結英雄豪傑，談論時勢。這為他的謀士生涯奠定了基礎。為了成就功業，他先在實力較強的袁紹軍中出謀劃策。後來他發現袁紹“多端寡要，好謀無決”，遂受荀彧的推薦，歸向曹操。曹操本對潁川賢達懷有特殊感情，他認定“汝、潁固多奇士”，所以對郭嘉也就格外器重。
郭嘉從十個方面分析了曹操的優勢、袁紹的劣勢，認為曹操有“十勝”：
第一是“道勝”。袁紹作為世族軍閥，禮儀繁多而雜亂，為其形式所羈；曹操“體任自然”，因時因事而制宜，“道”高一籌。
第二是“義勝”。曹操“奉順以率天下”，順應歷史潮流，合乎道義。
第三是“治勝”。郭嘉以政治家的眼光分析歷史和現實，認為漢末大亂是統治者“政失於寬”，而袁紹以寬濟寬，所以無以禦下；曹操“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寬猛相濟的治理措施是切合時要的。
第四是“度勝”。袁紹外表寬厚而內心多猜忌，任人唯親戚子弟；曹操則“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在氣度胸襟上勝過袁紹。
第五是“謀勝”。袁紹臨事無策，優柔寡斷；曹操機警果敢，“應變無窮”。
第六是“德勝”。袁紹沽名釣譽，喜受吹捧，“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曹操以誠待士；“不為虛美”，講究實用，刑賞必諾，“與有功者無所吝”，那些忠正而有遠見的並且務實的士人“皆願為用”。
第七是“仁勝”。袁紹懷婦人之仁，見人饑餓，恤念之情形之於表，而對於自己見不到的，則“慮所不及”。這不是政治家的胸懷。曹操對於眼前小事或有疏失，而對於天下大事則“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恩德施乎四海。
第八是“明勝”。袁紹惑於讒言，而曹操則明辨是非，“禦下以道，浸潤不行”。
第九是“文勝”。袁紹是非不分，曹操對於正確的“進之以禮”，不正確的則“正之以法”。
第十是“武勝”。袁紹用兵“好為虛勢，不知兵要”，曹操則用兵如神，士卒有所恃，敵人聞而畏。
用現在的觀點來看，郭嘉所指出的這十個方面，包括了政治措施、政策法令、組織路線及各人的思想修養、心胸氣量、性格、文韜武略等多種因素，這都是關涉事業成敗興衰的關鍵。郭嘉為曹操總結這“十勝”，也可能是初來乍到之際對曹操的誇讚，也可能是對曹操的鼓勵、要求，希望他能保有這“十勝”，完成統一天下之偉業，自己也便有出頭之日。……任何推測都意義不大。無論如何，郭嘉能說出這“十勝”，說明他不僅僅是一個臨事獻策的謀士，而且還有成套的理論。無怪乎曹操聽後讚不絕口，“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遂“表為司空軍祭酒”。
如同荀彧一樣，郭嘉在重要關頭也總是為曹操謀劃。如：官渡戰後袁紹病死，曹操乘勝進攻袁譚、袁尚，在黎陽(今河南浚縣東南)“連戰數克”。這時，有人主張加強攻勢，徹底剷除袁軍。郭嘉則主張緩兵以待其變。他認為譚、尚都深得袁紹寵愛，袁紹生前又無立嗣，兄弟二人之謀臣“必定鬥其間”。如果我們 攻之急疾，他兄弟二人將合謀圖外；相反，“緩之而後爭必生”，“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果如其言，曹軍一擺出攻劉表的姿勢，袁氏便出現內訌。曹軍回兵各個擊破，遂平冀州。郭嘉也被封洧陽亭侯。
建安十二年(207年)，郭嘉隨曹操平定烏桓。回兵途中郭嘉病重，不久去世，年三十八。諡貞侯。
郭嘉跟隨曹操11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君臣相得，親密無間。郭嘉說曹操：“真吾主也。”曹操說郭嘉：“唯奉孝為能知孤意。”郭嘉病重，“太祖問疾者交錯。”不幸而死，曹操“臨其喪，甚哀”，並不無惋惜地對荀攸等人說：“諸君年皆孤輩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擬交郭嘉以治國安邦之任，可見曹操是多麼賞識其才。郭嘉死後不久，曹操上表朝庭，全面肯定了郭嘉一生的功績，稱讚他“平定天下，謀功為高”，述追贈郭嘉封邑。
郭嘉英年早逝，給曹操的統一大業以很大影響——至少是曹操認為這樣。次年曹操赤壁失利，還深情歎道：“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後人有詩讚歎郭嘉說：天生郭奉孝，豪傑冠群英；
腹內藏經史，胸中隱甲兵。
運謀如範蠡，決策似陳平，
可惜身先喪，中原梁棟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