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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對民族的興亡提出了三個嚴峻結論： 民族是人類生存競爭的結晶體，是大浪淘沙的結果。任何一個能夠自立於世界的民族，都曾經經歷了種種嚴酷的生存考驗。無論大河民族、山地民族、島嶼民族、草原民族，只要她能夠穩定的佔據一定的生存空間並持續發展一定的時間階段，她就獲得了自立的根基。
　　一個優秀的民族，必然尊重自己的歷史，正視自己的歷史。因爲那是經過漫長嚴酷考驗的、能夠證明自己其所以優秀的事實。那種無法撼動的事實中存在著一個民族原生文明的強大力量，存在著百試百靈行之有效的生存大智慧、抗爭大技巧與飽滿激揚的生命狀態。緊要關頭對歷史的反思，往往能激發一個民族的智慧與勇氣，從久經考驗的生存大技巧中創造出適合於本時代的生存謀略。

　　總結中國歷史，這種抵抗藝術的核心可以概括爲八個字——強力反彈，有限擴張。面對強敵，堅決反擊，此所謂強力反彈。反擊勝利，適可而止，此所謂有限擴張。從總體上看，中國民族在每次戰勝大危機之後，都沒有西方帝國或東方成吉思汗式的爆發擴張，而總是將勝利限定在一定範圍之內。對於這個“度”的把握，充分體現了中國民族深邃的戰略洞察能力。從某種意義上說，奮起反擊不難，大勝之後適時刹車卻極難。歷史上舉凡曾經強大而一朝覆亡的帝國民族，如古羅馬、拜占庭、西夏、遼、金、元、希特勒第三帝國等，莫不是不知進退而衰竭枯涸。否則，這種把握如何稱得上藝術境界中國是世界上産生兵書最多的國家。春秋戰國的學問家流派中，兵家堪稱威名赫赫。在中國，知兵而成“家”成“學”者，絕非浪得虛名。

　　還是讓我們具體看看中國民族“強力反彈，有限擴張”的歷史吧。

春秋時期:


戰國時期：
      戰國反擊——秦帝國大反擊——西漢王朝長距離反擊。戰國時代對匈奴作戰 的主要是趙國、秦國、燕國。趙國第一線，是主要力量，名將李牧的十幾萬大軍長駐雲中河套地區。秦國其次，主要是九原、上郡(今日陝北高原與內蒙古)地區。燕國主要是漁陽(河北北部)、遼西與遼東地區。這一階段因中原大戰如火如荼，所以僅僅維持了抵禦兩胡、匈奴不能南下。即便如此。李牧的誘敵深入反擊戰也堪稱對付遊擊騎兵的第一次成功經驗。

秦時期：
      第二階段在秦始皇統一之時。其時秦帝國軍威正盛，舉國對匈奴兩胡深惡痛絕。始皇帝雄才大略，決心與匈奴大打一場。寬闊的秦直道從咸陽直修到九原，糧食軍輜源源不斷的北運。上將軍蒙恬的三十萬鐵騎與匈奴騎兵硬碰硬——爾等不是倚仗騎兵剽悍麽，偏教爾等嘗嘗帝國鐵騎的滋味兒！一仗打下來，匈奴兩胡屍橫草原，遠遁大漠戈壁的深處，數十年不敢露頭。西部反擊照樣也是全面大捷， 高大壯碩的臨洮將軍翁仲被始皇帝鑄爲金人立於咸陽廣場，後來朝貢的匈奴人見了翁仲像無不跪拜！大勝之後，秦帝國沒有窮追不捨，而只是佔據了陰山敕勒川與隴西草原河谷，徹底奪取了匈奴立足中國邊緣的根據地，同時修了萬里長城，以其作爲縱深防禦。這就是強力反彈，有限擴張。順便說幾句。西方人說長城是秦帝國邊界，也是中國古代邊界，真教人蔑視他們的知識水準。但凡有軍事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任誰不會將城牆修在國界上。當時長城之外的陰山敕勒川、河套平原、遼西遼東平原、甘南草原、河西走廊一部分，都已經是秦帝國領土。而國土不是任何地方都適合於駐軍的。長城只是長駐軍隊縱深防禦的一道永久性工事而已，如何便成了國界？如果按照這種說法，但凡有軍事構築與城牆者便都是國界，歐洲國家不都成了小城堡？


西漢時期：
      匈奴之患是古代中國的夢魘。歷經楚漢相爭、西漢初期的經濟窮困，北方匈奴再次大規模南下，當真是亡我之心不死。漢武帝時期，匈奴成勢，西漢王朝也如日中天，一場大規模長距離的大反擊正式展開。衛青、霍去病的大軍穿越高山草原，深入沙漠戈壁，對匈奴展開了剿匪式的追擊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驃騎大將軍(騎兵總司令)霍去病的壯士情懷就是當時中國民族的反擊決心，千古之下，依然令人血脈賁張。歷經十餘年大戰，漢軍北出到燕然山、狼居胥山( 今烏蘭巴托)、貝加爾湖(漢人叫做北海，蘇武牧羊守節的地方)，西邊進擊到蔥嶺、塔里木河、阿拉木圖一帶。堪稱萬里征戰之壯舉。至此，匈奴之患終於基本從中國歷史上消失。這次的反擊是有限擴張最大的一次，非但徹底鞏固了陰山草原等匈奴遊擊區，向北推進到沙漠邊緣，而且佔領了全部河西走廊與青海新疆部分地區，設立了西域都護府。漢人的生存空間第一次大規模伸展，幾乎奪取了匈奴兩胡的全部邊緣根據地。


三國時期：
      第三次又是全面大危機。這次間隔較長，發生在西晉末期到魏晉南北朝的一百多年間，史稱“五胡亂華”。由於西漢的強盛，東漢又有馬援、班超等著名將領消滅邊患，加之三國時代曹操北征烏桓、諸葛亮平定西南、孫權開發嶺南等，三四百年間中國基本上沒有全面性的生存危機。


西晉時期：
      到了西晉，形勢爲之突變。西晉政權是司馬氏家族三代政變所建立的王朝，開國大政權具有的勤奮勤政、休養生息、廉潔節儉等優秀方面一點也沒有；倚仗曹魏奠定的實力，拿下了吳蜀兩個奄奄一息不堪一擊的王國，便驕嬌大長，開始了驚人的腐敗裂變。五十年間，宮廷腐朽，政變叠起，貴族鬥富，皇帝白癡(晉惠帝是真正的癡呆少年)，國中糜爛一團。作爲民族良知的知識份子也大爲墮落，放浪形骸，空談清議，沒有一個幹正經事。(據潘光旦先生考證，阮籍、嵇康一夥所謂“竹林七賢”非但是醉死夢生的大酒鬼，而且是群交能手，竟然還有名士夫婦鑽牆窺視大爲讚歎！那位有精神，可找潘光旦翻譯的《性心理學》全部注釋一看)。這是中國民族被上層糜爛腐敗拖向災難深淵的最危險的一次全面生存危機！


東晉、十六國時期：
      短短五十年的大腐敗，使北方胡人再次捲土重來。遠遁無蹤的匈奴、東胡突然變成了鮮卑、丁令等等胡族，從西伯利亞的叢林草原冒出。這次他們竟大張旗鼓的假託自己是華夏五帝之後裔，堂而皇之的大規模南下來奪中華河山。西晉貴族階層本來已經腐爛透頂，加之內亂紛爭不休，便一潰千里的逃到江南去了。占當時中國三分之二領土的整個北方全部被胡人佔領，而且先後建立了諸多政權。這是四千多年來華夏民族被外敵入侵最深、歷時最長的一次。不要因爲這些胡人後來也化入華夏民族而諱言痛苦的歷史，這是另外一個話題。




隋時期：
      大敗之後的晉貴族階層，畢竟過濾出了些許精英人物，依靠他們激勵民衆支撐危局，但始終也沒有北伐成功。危機的解除還是隋朝的事了。躋身于胡人政權 的隋文帝楊堅，奪取北周政權，整軍經武，驅趕胡人，統一了中國。隋的大反擊，不但恢復了西漢版圖，而且將胡人鮮卑的生存根據地又奪取了很大一部分，這包括奪取青海地區，將河西走廊的細細咽喉擴展爲數千里寬闊的縱深國土。但也丟失了西漢西域都護府的西部地區與北部、東部的一些地區。


唐時期：
      真正消除這場百年危機，對外來勢力進行又一次大反擊的，還是煌煌大唐。唐與隋接踵，是一個南征北戰奪取天下的強悍政權。唐初面臨的最大威脅是西面的吐蕃、西北的回紇、北面的突厥三股強敵。歷經唐太宗、武則天、唐玄宗三代不斷反擊，中國領土有了很大伸展。西北到達咸海，直接於今日伊朗接壤，稱隴右道；北邊到達貝加爾湖與今日俄羅斯的赤塔地區，稱關內道；南部包括全部越南，稱嶺南道；東北遠達今日俄羅斯的朱格朱爾山脈(包括庫頁島)，稱河北道。隨著國力消長，唐代的領土也有盈縮變化。我所說的是全盛時期的生存空間。


宋元時期：
      第四次危機是宋元時期。這次是中國民族先處於守勢而後大反擊的一個時期，也是在富裕狀態下屈辱亡國而後東山再起的時期。按照宋朝的經濟實力，完全應當振作。但是宋朝卻偏偏背離中國優秀的軍事傳統，實行“將兵分離制”，過分崇尚文職而壓抑尚武精神，以致面對遼、金、西夏三個強大的軍事小帝國和一個大理國，宋代一直處於防守狀態。割地賠款，漢奸輩出，先丟了北方，又在江南最後被元軍消滅，中華國土終於第一次被外敵完整佔領八十餘年。宋朝政權也以屈膝賣國、殘害主戰派將領而被永遠的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明時期：
      長久積蓄之後的大反擊，始於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大起義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政府無能，人民自救！中國民族以這種遍地開花的紅巾大起義，吹響了強力反彈的號角。但是，最終完成大反擊的，依然是有組織的國家政權與軍隊。這就是明朝初期的強力反彈。


清時期：
      明朝之後，清王朝的出現是個特殊問題。滿族原於女真部族，其所居住東北地區至少在隋唐時期已經是中國本土，明代也是確定不移的中國領土(稱爲努爾幹都司)，相當於一個軍事特區。滿族雖不是中國主體民族，但確定無疑的是中國人。滿族強大而奪取全國政權，本質上是中國人的統一形式問題。只是由於中國主體漢族第一次成了Ｂ角甚至Ｃ角，再加上滿族初期入關的報復心理，將自己的外形特徵(剃頭留辮子)強加於漢族等高壓政策，漢族才有了亡國感覺。但是，隨著滿族對中華文明的認同與漢族進入中央政權人數的的不斷增多，以及滿族皇室的爭氣(請注意，滿族皇室的勤奮明智與八旗部族的腐敗是大不相同的。清朝的十個皇帝個個都有危機憂患意識)，以漢族文明爲主體的中國文明終於認同了這個成功脫離了落後母體的少數民族的中央統治權。所以，滿族主政與中國歷史上的外敵入侵有著本質不同。一個最起碼的比較是與蒙古入侵後的政策比較。滿族主政，在維護國家民族的生存空間方面，同樣出色的體現了“強力反彈，有限擴張”的大智慧。四面邊患在清朝中期幾乎完全肅清，西藏、臺灣、蒙古、新疆， 全數回歸中國！清朝全盛時期的中國，比現在的中國大了大約一倍還有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