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ny

漢以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數百年戰亂頻仍，民族關係與社會關係格局錯綜複雜，對中西交通有一定影響。不過，中西經濟文化的交流並沒有中斷。

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在這一動盪時期發展為三條。南道仍稱南通，與兩漢時期比較，路線沒有什麼變更。原來的北道，此時改稱中道。這兩條道路和舊時一樣，越過帕米爾高原以後，向西可遠至波斯灣，同南可抵達印度洋。新增的北道，是從玉門關西北繞過白龍堆沙漠，經過高昌，到達龜茲，再經過疏勒、大宛，抵達波斯、拂菻國（即東羅馬帝國），最後到達西海（今地中海）。這條新線路的開闢，顯然與東羅馬帝國建國有關。原來，在西元330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將拜占庭（今伊斯坦堡）擴建為帝國新都，並以皇帝的名字命名為君士坦丁堡。

東羅馬帝國領有從巴爾幹半島到兩河流域與埃及的廣大疆土，在一段不短的時間裡，擔任中西交通與文化流通的主角。東羅馬帝國一直相當重視與中國的絲綢貿易。為了打破波斯仲介貿易的壟斷，它甚至兩次派遣使節前往當時地跨紅海兩岸的強國阿克蘇姆，企圖聯合阿克蘇姆，對波斯展開一場搶購中國絲貨的貿易戰。

在史書裡，東羅馬帝國被稱為拂菻。我國北朝的前涼、南方的東晉都曾與其貿易。此外，由於佛教在華的迅速傳播，絲綢古道南通印度的支線，以及南海、印度洋的海道交通均明顯興盛繁榮起來。如東晉時我國的法顯法師自陸路前往印度求經，由海路回還，可以想見當時中西海上交通與交流的發展程度。

唐代的陸上絲綢之路最稱繁榮。據唐太宗貞觀年間（西元785-805年）宰相賈耽的考證，在漢代以來的南、北、中三道以外，又開闢了兩條新的路線。一路由龜茲經姑墨、溫宿、勃達嶺唐宋時期中西文化的交融（今別疊裏山口）、熱海（今伊塞克湖）南岸，到碎葉（前蘇聯吉爾吉斯北部托亞馬克附近）和怛邏斯（前蘇聯哈薩克東南部江布爾）。另一路出庭外（今吉木薩爾北），經青海軍（今沙灣束）、黑水守捉（今烏蘇）、弓月城（今霍城），到碎葉和怛邏斯。兩路匯聚怛邏斯以後，再向西行，可達西海；向南則經過石國（前蘇聯塔什幹）、康國（前蘇聯撤馬爾罕），可到波斯和大食（阿拉伯）等地區。

庭外是當時天山北麓的交通樞紐。它東鄰伊州（治今哈密）、南接西州（治高昌，在今吐魯番東南），西與碎葉相通。唐王朝在西元702年於該地設置了北庭大都護府，成為北疆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龜茲則是天山南路的交通鎖鑰。西元659年以後，唐朝安西大都護府就設置在此地．是南疆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唐帝國出於對外政治威望與經濟交流的考慮，十分重規陸路絲道的經營。當時，北方草原上遊牧民族突厥建立的汗國已分裂為東、西兩部，西突厥聯合拜占庭攻襲波斯，國勢也因此大振。唐太宗初年，府軍擊敗了連年侵擾的東突厥。然而，活躍在阿爾泰山以西的西突厥仍很強大。他們截斷絲綢之路，並支援高昌劫掠來徒商旅和使者。貞觀十三年（西元639年），唐太宗決心收復西域，出兵高昌。次年在該地設都護府，後又遷至龜茲，統領龜茲、碎葉、於闐、疏勒四鎮，史稱「安西四鎮」，保證了絲綢之路的安全輿繁榮。 沿著這條絲綢之路，中國和西方各國的商旅、使團絡繹不絕。

在這條絲路上出土的絲織物，已不再是單純的中國風格，而是常常採用中亞、西亞流行的花紋，如聯珠對鴨、對獅「同」字紋錦，是波斯薩珊王朝的圖案。新疆吐魯番附近古高昌城、木頭溝、伯子伯裏克等地發現的西域壁畫，反映出羅馬畫風的影響，其中還有穿著希臘式衣服的婦女形象。從壁畫中，我們可以看到犍陀羅式、唐式、羅馬式畫風的互相滲透。

敦煌藝術寶窟中的壁畫展現給我們的正是多種文化因素結合的傑作。在新疆出上的貨幣巾，不僅有薩珊波斯的銀幣，也有拜占庭（東羅馬帝國）的金幣，所有這些，都表明這條絲路當年是多麼的繁忙，通過這條絲路中西文化之間的撞擊、融匯的力量是多麼的強烈

在唐代，中西交通還出現了一條新的通道中印藏道。這是由長安經青海入吐蕃、泥婆羅（今尼泊爾）到印度的一條新開闢的中印交通捷徑。吐蕃人是藏族的祖先，很早就在青藏高原士過著農耕和遊牧的生活。七世紀前期，吐蕃傑出的首領松贊幹布做了贊普，統一了青康藏高原上的許多部落，定都邏些（今拉薩）。貞觀十三年西元639年，泥婆羅赤貞公主嫁給松贊幹布。

貞觀十五年（西元641年）唐朝和吐蕃和親，文成公主入藏。從此，這成為中印雙方使節往還的主要途徑。著名的唐朝使臣王玄策三次出使中印度，正是走的這條道路。貞觀十七年（西元643年）王玄策與李儀表第一次使印時曾沿著赤貞公主進藏的道路，訪問了加德滿都，在印度王舍城東北靈鷲山鑿石為銘，又在摩珂菩提寺立碑為記；同年拂菻（即拜占庭帝國）王波多力派遣使臣到長安謁見唐太宗，獻上赤玻璃等禮物。唐太宗曾回書問候，並回贈絲織品。。貞觀二十一年（西元647年）第二次出使，正遇到中天竺成日王死，國中大亂，王玄策機智逃脫，借得吐蕃精銳及泥婆羅騎兵、平息了戰亂（《舊唐書》卷198〈天竺傳〉）。

第三次出使是在顯慶二年（西元657年），是奉命去印送佛袈裝。他的三次出使對溝通中印藏道交通、中國與南亞各國文化交流做出了貢獻。當阿拉伯人勢力迅猛崛起、四處擴張的時候，西方的薩珊波斯和東羅馬帝國深感威脅，故而竭力通好大唐帝國，企圖引為對抗阿拉伯人的奧援。

其實，見於我國史書上的這次拂菻使節來華，並不是以拜占庭皇帝的名義派來的。所謂拂菻王波多力，是當時教皇狄奧多羅斯。這是因為拜占庭的國勢已在阿拉伯人的壓迫下日漸衰弱，故而想用羅馬教皇的名義來中國通好，以求得中國皇帝的支援。此後，拜占庭出於同樣目的多次遣使訪華。唐朝始終待之以橙，卻未曾答應予以援助。拜占庭終於向阿拉伯人乞和，偏安一隅，苟延下去。

中國是通過波斯得知阿拉伯的，所以隨波斯的語音把阿拉伯人稱為大食。西元651年，阿拉伯人滅波斯，將其併入阿拉伯帝國版圖。波斯王子卑路斯曾到唐朝求援。唐朝皇帝先後封卑路斯為都督，封卑路斯的兒子泥涅斯為左武衛將軍，使他們在優裕的環境中客居長安、終老中國，但也未發兵前往援助。就在征滅波斯這一年，阿拉伯的使者也首次抵達長安。從那以後，唐王朝同阿拉伯帝國之間不斷互通使節，雙方保持了一個世紀的和平。唐朝把倭瑪亞王朝稱作白衣大食，而把取代倭瑪亞王朝的阿拔斯王朝稱為黑衣大食，雙方建立了頻繁的交往。

人員的交往，是兩種文明或文化之間交流的一個重要前提。在唐代，來華的西方各族人員。人數眾多，規模空前。唐帝國的首都長安，就居住著來自歐、亞各地的僑民．成為古代的世界大都會。開通的社會風氣，使當時長安人的服飾都受到西方的影響。婦女常常身披仿自中印度的披肩。頭戴步搖（一種流行於薩珊波斯的頭飾），男子漢「著胡帽」，更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在沿海和內地的一些城市，更聚居著越來越多的來自西方的客商。

關於唐代中國前往西方、客居異國的情況。史書上記載很少。只有一次非常情況被記錄下來。這就是發生在天寶十年（西元751年）的怛邏斯之役。阿拔斯王朝的呼羅珊（今伊朗東部）總督阿蔔．穆斯林和中國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分別應中亞地方王公的請求而出兵怛邏斯，唐軍閃葛邏棣部的倒戈而戰敗。戰後，大批被俘的唐朝士兵被送往阿拉伯，其中許多人是熟練的手工業言，如盡庇京北人樊淑、劉毗，織匠河東人樂隅、呂襪，等等。

這些人客居阿拉伯。甚至娶妻生子，成為特殊形式的強迫移民。戰俘中有一位名叫杜環的青年人，因機緣湊巧，遊歷了西亞、北非地區，最後輾轉返回故鄉，並撰寫了一部《經行記》。可惜這部著作已經失傳，只有一小部分被他的叔父、我國古代著名學言社佑編入《通典》，成為我國古代人親歷西亞、北非的寶貴資料。

由於西方的拜占庭帝國、薩珊波斯和阿拉伯帝國都是有著高度古代文明的國家，所以它們在同中國交往時．能夠將自己多姿多彩的文化沿著絲綢古道輸送到中國來。例如，在雕刻藝術方向，中國歷來以平雕為主。在同西方交往中逐漸學到了浮雕術。

著名的唐代浮雕「昭陵六駿」，顯然就是受了薩珊波斯浮雕術的影響。在音樂、舞蹈方面，沿著絲綢之路傳來的胡樂、胡舞，盛行於唐代的長安。胡樂有龜茲樂、天竺樂。琵琶是主要的演奏樂器。舞蹈則有來自拜占庭的拂菻舞。「女為胡婦學胡妝。使進胡音務胡樂。」在唐開元天寶午間，已經形成一種社會風氣。胡旋舞也很盛行。「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圓轉。」

所謂「圓轉」，就是胡旋舞。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在他的詩作（胡旋女）中，專門描述了生活在長安的波斯舞蹈演員的高超精湛的藝術:「胡旋女，胡旋女，心應弦。手應鼓，弦鼓一聲雙袖舉，回雪飄飄轉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人間物類無可比，奔車輪緩旋風遲。曲終再拜謝天子，天子為之微啟齒。」（《全唐詩》卷426，白居易三）在體育方面，發源於古代伊朗的波羅球,也傳到中國，盛行於唐代宮廷。「波羅」在古波斯語中意為棍棒。波羅球是一種以棍擊球的體育遊戲，後來漸漸被稱為「馬球」。在西安附近的唐代墓裏發現有描繪波羅球遊戲的壁畫和各種打波羅球姿態的男女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