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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化的擴張，隨著道路的延伸而進展。以中原與西南的關係而言，第一階段是由漢中一線聯繫關中與成都盆地，然後才逐漸發展為幾條路線分別將巴與蜀聯繫於關隴及荊襄，諸葛亮南征，始於開西南夷的路線，發展為一路向今日的雲南，一路向今日的貴州，成為由中原益州幹道的延長線。直到今天，西南的少數民族，仍分布於道路網之外。   
　　線性的分布，即使已呈網狀，線與線之間仍有空隙我們可稱之為「隙地」。隙地可能離道路網的主線接近，但因在網狀之外，其接受道路網上文化與經濟的浸潤，可能遜於空間距離遙遠，卻在網上結構上的另一地點。舉實例言之，重慶與宜賓都在道路網的主要路線，兩者間文化與經濟的相關性，即超越重慶郊外數十里的小縣份與重慶的關係。這一隙地的特點，可以解釋中國人才與資源的分布，也可以解釋中國「地緣政治」的特性。   
　　道路的延伸與發展，在中國的地方行政體系上，也有所反應。漢代在邊區的治理，不是郡縣而是「道」，例如越雋道、青衣道。「道」正代表開拓的路線。然後始逐漸列為郡縣。唐代的地方行政單位是道，例如劍南道、淮南道，宋代的地方行政單位是「路」（例如廣南東路、荊湖北路）。這些地區，幅圖相當於後世的行省，或行省中的一部分，但細審其疆域，大都是有一條大道貫穿，或有一個地方性的道路網集結其間，中國的分省制度在元明以後，方形成今天的界線，其分省的原則頗為依照貧區富區相參，使一個省區多少可以自給，而又將戰略形勝分別劃歸不同的省區，使疆吏不能有專擅的力量。元明以後行省制度的改變，一方面有關帝制威權更盛，另一方面則也為了人口漸多，人煙漸密，內地開發已畢，路已成繁密的網路，不再可用線型的交通來規劃了。   
　　「道」字具有抽象的意義，其淵源當是與「道路」，是所「經由」、「履行」有關。於是治道、大道、小道、王道，以至至道，均由道路一義衍生而來。中國文化特重這一「經由」與「履行」的觀念，其發展的經過，源遠而流長，可能即因為中國文化處於大陸，陸上交通，非經道路不可。中國的文化，與其說是由河流（尤其指黃河）衍生，竟不如說是道路的文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