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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至柔（1899——1986），中國國民黨軍隊一級上將。原名百福，浙江台州臨海縣（今臨海市）東塍鎮人。清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廿八日（1899年11月30日）生於一個較豐裕家庭，排行第二，父親周藤珊（字慈山）清末曾任下級軍官，後開中藥鋪。
1910年父親中年去逝，周至柔由母親侯氏撫養成人，因而侍母甚孝。早年在家鄉私塾啟蒙，愛好文學，尤喜陸遊詩詞，後升入浙江省立第六中學讀書。1918年8月中學畢業，1919年春，周百福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八期步兵科第四隊，在校期間與陳誠、羅卓英相識。1922年6月周百福從保定軍校畢業，分配在北洋浙江陸軍第二師（張載陽部）見習，後升任排長。1923年升任浙軍連長。

1924年春，周百福南下廣州，得到陳誠的關照引薦，參加了國民黨，並改名周至柔，參與創辦黃埔軍校，9月任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兵學上尉教官。1925年2月參加第一次東征；10月參加第二次東征，打跨陳炯明後升任虎門要塞司令部參謀長。1926年7月國民政府誓師北伐，周至柔奔赴韶關接任第一補充師（後改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師，師長嚴重）第三團（後改第六十三團，團長陳誠）團附，隨東路軍轉戰江西。
1927年1月由贛入浙，在龍遊、蘭溪一帶與孫傳芳部盧香亭軍作戰；2月在桐廬浪石埠架橋渡江，攻擊孟昭月部，15日進佔新登，18日克復杭州，3月18日攻佔吳江，21日進佔蘇州；4月任第二十一師（師長曹萬順、副師長陳誠）補充團團長，7月陳誠接任陸軍第二十一師師長，周至柔任該師參謀長；8月參加龍潭戰役。1928年4月國民黨組織繼續北伐，周至柔任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政廳處長，6月任長江上游辦事處少將主任。
1930年4月複任陸軍第十一師（陳誠）參謀長，旋繼任第三十一旅旅長，5月奉命參加中原大戰，先後隨陳誠參加了攻克馬牧集、歸德、濟南、鄭州等一系列重要戰役；8月升任第十八軍（陳誠）第十四師副師長。1932年2月任陸軍第十八軍第十四師中將師長，3月12日升任陸軍第五軍副軍長，6月改任陸軍第十八軍（陳誠）副軍長，成為陳誠的心腹大將。

1933年5月，經陳誠舉薦，蔣介石特選周至柔赴歐美各國考察空軍教育，從此脫離了陸軍系統，開始空軍生涯，出國後周至柔苦學英語，認真考察了各國航空建設和空軍訓練。1934年4月周至柔回國，向蔣介石呈上考察報告和建設空軍計畫書；7月14日任中央航空學校校長，對學員進行嚴格的技術訓練和精神訓練，還多次單獨駕駛飛機練習飛行。1934年5月，蔣介石成立全國航空建設會，自兼委員長，周至柔為常務委員。
    1936年1月24日，周至柔被國民政府敘任陸軍中將；任國民黨航空委員會主任，負實際領導全國航空事業責任，他抓緊時間培養飛行員，向外國購買飛機，在全國各地建立軍用飛機場；5月航空委員會又進行改組，蔣介石兼任委員長，周至柔為主任委員；10月在蔣介石五十壽辰之日，空軍特由高志航領隊，使用美制飛機，在南京上空編成“中正”、“五十”四個字型，國民黨空軍已經初具規模。1937年5月劃全國空軍軍區，再改組航委會，周至柔為常務主任委員兼第一廳廳長。     
    周至柔十分重視航空教育，並著書立說。1936年4月，作為當時國防教育叢書的由南京正中書局出版的長達171頁的《國防與航空》一書，即是周至柔考察歐美等國航空事業回國後所作。1940年，周至柔又編著了長達186頁的《世界空軍軍備》一書，作為國防科學叢書，由青年出版社出版。這兩部書，前者重在航空教育，後者重在瞭解當時世界空軍概況。
     在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標誌中，軍事力量和軍事將領的世界性眼光是主要因素。周至柔的《國防與航空》與《世界空軍軍備》，是當時中國空軍軍事學術研究的一個高峰。在馬天保主編的《20世紀中國學術大典•軍事科學》（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空軍戰術研究”條目中，將周至柔的《空軍之指揮及運用》、《國防與航空》、《世界空軍軍備》三本書，列為民國時期空軍戰術研究的最主要的研究成果。

周至柔認為：空軍教育是決定空軍建設成敗的關鍵。空軍教育兩大要素：一是精神；二是技術。從戰略上要培養“攻擊精神”，周至柔認為：攻擊精神是軍隊的靈魂，是發揮戰鬥力的先決條件，這種攻擊精神即是為國獻身的犧牲精神。在戰術上，要有創意的戰術思想；即“為人之所不敢為，能人所不敢能”。強調“訓練重在實戰”。
據唐學峰《中國空軍抗戰史》（四川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許蓉生、林成西《國民黨空軍抗戰實錄》（中國檔案出版社，1994年版）、朱汝略《浙東軍事蕪史》第八章（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等史料記載；當時中日空軍力量對比，是敵強我弱、敵優我劣。
截止1937年8月14日，日本陸軍航空隊約有飛機1 480架，海軍航空隊約有飛機1 220架。日本工業基礎較堅實，能夠生產各類飛機和技術裝備，作戰損耗後能及時得到補充。日本陸、海軍航空隊的空地勤人員訓練有素，作戰指揮關係明確，各項保障有力。日軍裝備的飛機性能較好，其中1936年投產、1937年參加侵華戰爭的96式艦載戰鬥機，最大飛行速度435公里/小時，航程1267公里，以後又衍生多種改進型，先後生產1 094架。而日軍96式轟炸機，最大飛行速度372公里/小時，航程1300公里，機上裝有4挺機槍、1門航炮，可載800公斤炸彈，先後生產了1 100架。這兩種飛機是侵華戰爭初期日軍裝備最多的飛機。此外，日軍還裝備有96式艦載轟炸機428架、96式艦載魚雷攻擊機200架等。


                                                   
中國空軍在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前，先後將各地區、各派系的航空隊統一于中央國民政府領導，但兵力仍十分有限，飛機陳舊，機型雜亂，性能落後，機種配備比例失調。中國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從美國購買了霍克Ⅱ、霍克Ⅲ、波音—281型戰鬥機以及雪萊克A—12型攻擊機，諾斯羅普—2E、馬丁—139WC型轟炸機，數量都很有限。國內由於工業基礎薄弱，雖也仿製了部分作戰飛機，但其主要部件仍依賴進口。截止1937年8月14日，中國空軍正式與日機交戰時，列編的9個大隊零5個獨立中隊，裝備各型飛機296架，不及日軍的九分之一。其中轟炸機148架，占50%；戰鬥機101架，占34%；偵察機41架，占14%。飛行員620名，能參戰的人不足半數，且戰鬥機飛行員訓練重點是對地攻擊，更無空戰經驗。
抗戰初期，中國空軍裝備的主要戰鬥機是霍克Ⅲ，其最大飛行速度387公里/小時，航程625公里，裝備數量最多的轟炸機為道格拉斯02M，其最大飛行速度為238公里/小時，航程524公里，均不及日軍當時裝備的同類型作戰飛機。綜上所述，抗日戰爭初期，中國空軍在兵力兵器上，處在敵強我弱、敵優我劣的狀態。
抗日戰爭時期，周至柔兼任空軍前敵司令部總指揮，率領中國空軍對日作戰。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編寫的《國民黨將領傳略》（新華出版社，1989年內部發行），記載周至柔在抗日戰爭中，為中國空軍建設、指揮空軍抗戰作出了重大貢獻！
為了適應抗戰作戰需要，中國空軍領導機構做了必要的調整。1937年7月，在航空委員會下新設前敵總指揮部，擔負空軍的作戰事宜，周至柔任總指揮、毛邦初任副總指揮。在空軍前敵總指揮部下設：轟炸司令（張延孟）、驅逐司令（高志航）、偵察司令（晏玉琮）。並制定了中國空軍“以奇襲敵空軍基地，轟炸敵艦船，並擔任重要城市之防空為原則”的作戰概要。為了對付日軍的全面進攻，中國空軍首先擬訂了《冀北作戰計畫》，其要點是：“先以空軍主力奇襲天津、豐台等處，摧毀敵陸軍根據地，並相機協同我陸軍擊破該方面之敵。同時，以空軍一部擔任京杭防空及沿海沿江之偵察與警戒，並對京滬方面之敵仍作緊急時主力轉移之準備，以防萬一”。為了打擊日本帝國主義的民心士氣，打亂日軍戰役部署和作戰計畫，削弱其作戰實力，中國空軍在周至柔指揮下曾多次出動轟炸機，遠程奔襲日本本土、日占臺灣機場等戰略目標。

1938年5月19日夜，中國空軍第14中隊中隊長徐煥升、副中隊長佟彥博率機組駕駛2架馬丁B—10型轟炸機，當日從四川鳳凰山機場轉到寧波櫟社前進機場。當晚23時48分從櫟社機場起飛，20日2時45分飛抵日本長崎上空，爾後到福岡，幾乎飛遍日本九州全島，沿途投下20萬份傳單，4時左右返航，安全降落在玉山和南昌機場。
這次作戰行動在世界上和日本國內引起強烈反響。第二天，日本就決定充實日本本土的防空設施和防空力量。美國《生活》雜誌曾指出：中國空軍飛行員徐煥升是先于美軍飛行員杜立特轟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此戰後，中共領導人董必武等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赴中國空軍領導機關慰問並敬獻錦旗，中共中央敬獻的錦旗上寫著“德威並用，智勇雙全”，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敬獻的錦旗上寫著“氣吞三島，威震九州”。表示了對中國空軍的敬意。
　　
1937年7月11日，日本陸軍參謀本部與海軍軍令部訂立了《陸海軍航空協定》，其主要內容是：在開戰之初，就要一舉殲滅中國空軍主力，奪取制空權。同時策應地面部隊和艦艇作戰，進攻華北以陸軍航空隊為主，進攻華南以海軍航空隊為主，進攻華中由陸、海軍航空隊協同作戰。陸軍航空隊投入兵力28個中隊、240架飛機，海軍航空隊投入各型飛機220架。8月9日，日本海軍陸戰隊軍曹大山勇夫乘摩托車強行闖入上海虹橋機場，被中國衛兵擊斃。
8月13日14時，中國航空委員會在周至柔主持下頒佈了《空軍作戰命令第一號》，要求中國空軍主力南下，配合淞滬地區陸軍部隊作戰並保衛南京的安全。各部隊要於8月14日前均到達指定位置，做好作戰準備。
此日，日本要求中國政府撤出上海的保安部隊，拆除防禦工事。被中國拒絕後，8月13日晚，日本軍艦向上海閘北地區開炮，雙方發生炮戰，日本海軍陸戰隊也與中國陸軍第88師發生戰鬥。“八一三”淞滬抗戰從此爆發。
　　中國空軍在抗日戰爭中的主要任務：一是抗擊日機進襲，保衛城市和重要目標安全。二是支援地面部隊作戰。三是突擊日軍後方的機場等重要目標。　　
奮勇抗擊日機進襲1937年8月14日，日軍18架96式轟炸機襲擊杭州筧橋機場。當日中國空軍第4大隊的21、22、23隊霍克Ⅲ型戰鬥機奉命從河南周家口機場轉場筧橋機場，準備參加淞滬作戰。當第21、23隊飛機剛轉到筧橋機場，即接到報告有日機入侵。大隊長高志航旋即率隊升空迎擊敵機。
空戰中，高志航與李桂丹、譚文、柳哲生、王文驊、鄭少愚先後共擊落日機3架，擊傷1架（該機返航至臺灣基隆以北海面墜毀），加上日機在到達筧橋前失蹤2架，實際日軍損失飛機6架，而中國空軍則“零損失”。這是進行全面抗戰後中國空軍對日軍航空隊空戰取得的第一個勝利，以6比0的輝煌戰績載人空軍史冊，打破了日本空軍不可戰勝的神話。為慶祝中國空軍的首戰勝利，國民政府將8月14日定為“空軍節”。

8月15日至10月下旬，中日雙方為爭奪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的制空權，展開了激烈的空戰。中國空軍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經過三個月的英勇奮戰，使日本侵略者損失飛機230架、擊斃飛行員327名，日軍號稱精銳的鹿屋、木更津兩個航空隊基本被殲滅。中國空軍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到10月22日，僅剩飛機81架，其中許多是戰傷和故障待修的，基本上喪失了作戰能力。
　　1937年11月，中國空軍開始獲得蘇聯的援助，先後裝備了蘇制伊—15、伊—16型戰鬥機和愛司勃—2、特勃—3型轟炸機，作戰實力有了恢復。在隨後的南昌空戰、武漢空戰、南雄空戰中，都取得了出色的戰績。1938年4月29日，日軍出動24架轟炸機，在18架戰鬥機掩護下，空襲武漢，中國空軍和蘇聯空軍志願隊出動60余架伊—15、伊—16型戰鬥機，雙方經過30分鐘激戰，共擊落日機21架，己方損失12架。在這次戰鬥中，中國空軍第4大隊飛行員陳懷民在擊落1架日機後，被5架日機圍攻，當自己座機多處負傷時，毅然駕機與附近1架日機猛撞，與敵同歸於盡。陳懷民英勇的獻身精神，被譽為“中華之魂”。後來日本飛行員“神風敢死隊”，就是從陳懷民“駕機相拼”中得到啟發。
當時在武漢的周恩來等人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軍，參加了追悼大會，並致挽聯：“為五千年祖國英勇犧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艱辛奮鬥，勝利可期”。中國共產黨創辦的《解放週刊》還發表了《英勇的中國空軍萬歲》的短評，讚揚中國空軍飛行員精忠報國精神。
淞滬戰役中，連續組織空軍部隊向日軍突擊，遲滯了日軍地面部隊的進攻速度，殲滅了日軍的有生力量。1937年8月14日，中國空軍一天中出動飛機8批76架次，集中轟炸日軍在上海的軍械庫、碼頭、軍艦等重要目標，給敵以沉重打擊。

8月17日，中國空軍第5大隊飛行員閻海文駕駛霍克Ⅲ型戰鬥機襲擊日軍陸戰隊司令部，不幸被日軍高射炮擊中，跳傘後落入日軍陣地附近，日軍迅速將其包圍，並蜂擁而上，閻海文毫無懼色，掏出手槍先後擊斃靠近的5名日軍士兵，爾後自盡。
8月19日，第2大隊分隊長沈崇誨、轟炸員陳錫純駕駛諾斯羅普-2E型轟炸機，轟炸長江口處日軍軍艦，因飛機機械故障，他們殺敵心切放棄跳傘生還的機會，駕駛飛機向一艘日艦撞去，轟隆一聲巨響，與日艦一起沉入大海。他們這種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極大地震撼了敵人，同時鼓舞著抗戰中的中國軍民。
其後，在1938年12月23日，中國空軍和蘇聯空軍志願隊出動40架轟炸機襲擊日占臺灣松山機場，共投彈280枚，炸毀日機40架、營房10棟、機庫3座，焚燒大量航空油料等物資。日軍號稱戰鬥機“四大天王”的三輪寬、山下七郎、潮田良平、南鄉茂章等曾經驕橫拔扈不可一世的空中殺手，在開戰一年多時間內，其中3人先後被中國空軍的陳其光、高志航、徐葆昀等擊落斃命，1人被擊傷後迫降被俘。日本海軍第13航空隊司令官——“轟炸大王”奧田喜久司大佐於1939年11月4日在率隊空襲成都時，被中國空軍第5大隊飛行員鄧從凱擊落斃命。
1939年2月5日，中國空軍第10中隊中隊長劉福洪率4架轟炸機，對日軍所占山西運城機場進行襲擊，投彈40枚，炸毀日機10架。1939年10月3日和14日，蘇聯空軍志願隊在中國空軍協助下，兩次空襲日占漢口機場，共炸毀日機150架（一說80餘架）、車輛40餘輛、彈藥3萬餘箱、油庫一座，炸死、炸傷日軍530多人（其中飛行人員60多名），空戰中還擊落日機3架，己方僅輕傷1架。
抗戰後期，日本侵略軍在華的作戰飛機僅剩300架左右。中國空軍由於得到美國的援助，飛機數量和品質都優於日軍，逐步掌握了中國戰場上的制空權。支援地面軍隊作戰抗戰初、中期，中國空軍在淞滬、徐州、武漢等戰役中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中國空軍在美國援助下，支援地面軍隊作戰行動十分頻繁，而且戰果卓著。1943年5——6月的鄂西會戰中，中國空軍4個大隊和美國第14航空隊有165架飛機參戰，共出動53批406架次，襲擊漢口、宜昌、荊門、沙市等日占機場、前沿陣地，共擊落日機41架，毀傷機場5處、炸毀飛機6架，軍事設施6處，炸沉炸傷艦船23艘。
1943年11——12月的常德會戰中，中美空中力量共戰鬥出動216批1 747架次，主要襲擊常德、藕池口、石首、華容等地日軍陣地。空戰中擊落日機25架、擊傷19架，炸毀日機12架。
1944年4月18日～6月10日的豫中會戰中，中、美方共戰鬥出動飛機312批1 918架次，主要襲擊洛陽、鄭州、陝縣、靈寶、宜昌等地日占機場、黃河大橋、日軍陣地。共擊落日機87架、炸毀79架，炸毀日軍坦克、各種車輛1000多輛，炸沉船隻36艘。其中中方擊落日機32架、炸毀日機11架，己方犧牲飛行員24名。以後在長衡會戰、桂柳會戰中，中美方都出動大批飛機，支援地面軍隊作戰，襲擊日軍前沿機場、交通樞紐、倉庫等目標和日軍陣地，為抗日戰爭最後勝利作出了貢獻。
到1944年底，經過中、美空中力量聯合對日打擊，已經取得中國戰場上的空中優勢。1945年初，中美方連續3次襲擊日軍主要基地武漢，使其航空隊主力受到重創，4月間被迫撤出華中，中美機群進一步對日占運城、太原、青島、上海、南京、徐州、杭州等航空基地進行襲擊，加速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滅亡。
中國空軍在抗日戰爭期間，先後在蘇聯空軍志願隊、美國志願航空隊、中美空軍混合團以及美陸軍第14航空隊的配合下，給日軍以沉重打擊。共計作戰4 072次，出動飛機18 509架次，投彈715噸，擊落日機568架、擊傷110架，炸毀日機627架、炸傷120架，毀傷艦船282艘、坦克和軍車8 456輛，以及一批日占機場、碼頭、交通樞紐、倉庫、陣地等。己方損失飛機2 468架，犧牲空、地勤人員4 321人。湧現出許多英勇驍戰、捐軀沙場的戰鬥英雄，如高志航、李桂丹、劉粹剛、沈崇誨、閻海文、樂以琴、陳懷民等。還有不少飛行員智勇雙全，創造出優異戰績，如柳哲生擊落日機11架，王光復、譚鯤、袁葆康、高又新各擊落日機8架，周志開、周庭芳各擊落日機6架。他們均可稱之為中國的王牌飛行員。　　
    此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各地抗日遊擊隊，在抗日戰爭期間，配合中國空軍的正面作戰，共擊落、擊毀日機57架。如1937年10月19日，八路軍第129師769團1營夜襲陽明堡機場，擊毀日機24架。1938年八路軍臨汾遊擊大隊夜襲日占臨汾機場，擊毀日機2架。1940年11月，八路軍第4縱隊5旅特務團在安徽蒙城板橋戰鬥中，擊落日軍戰鬥機1架。1941年2月5日，日本海軍大臣、南洋聯合艦隊司令官大角岑生大將的座機，在廣東中山縣附近被當地遊擊隊用機槍擊落斃命。1945年3月7日，日本海軍中將山縣正鄉座機，在中國台州臨海縣椒江葭沚水面上空迫降，被當地抗日武裝消滅。
         
  此外，周至柔還積極開展外交活動。1942年2月周至柔陪同蔣介石夫婦訪問印度。1943年11月陪同蔣介石赴埃及參加了開羅會議。1944年8月14日國軍空軍節，國民政府以空軍在抗戰的歷次空戰中攘禦外侮著有功績嘉獎空軍將領，授周至柔青天白日勳章。1945年10月10日，因周至柔銳意建軍，對抗戰貢獻良多，授予抗戰勝利勳章。
     抗戰後的1946年，中國航空委員會改組為空軍總司令部，周至柔任司令。1946年5月27日，台州專員公署根據航空委員會主任、空軍司令周至柔提議，經台州七縣縣長、參議長聯席會議決定，設立台州公立醫院；台州人民受福至今。1949年去臺灣，後任臺灣“國防部”參謀總長、“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委員、“國防部兵工委員會”主任委員。1954年任“國防會議秘書長”。1957年調任“臺灣省主席”，兼任“臺灣保安司令”、“民防司令”。1962年改任“總統府”參謀長 。1966年9月以後相繼任“總統府”戰略顧問、“總統府侍從室”主任 、“國家建設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高爾夫球協會”理事長等職，並獲授一級上將軍銜。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第八、九、十屆中央常委，第十一屆中央評議委員會委員，第十二屆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1986年8月29日病逝於臺北。
周至柔作為中國空軍的創始人，抗日戰爭中，在指揮中國空軍抗日救國、奮勇作戰，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和爭取外援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其指揮中國空軍的抗戰事蹟亦將永載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