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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帝夫．瓊斯

     本文為《命運之舞》導論，史帝夫．瓊斯（Steve Jones）著，劉泗翰譯，先覺出版公司出版， ISBN：957-607-348-0

     
一九○二年，法國名偵探貝提庸（Alfonse Bertillon）在巴黎偵破一樁駭人聽聞的謀殺案，當時他使用一種新科技，讓作奸犯科的人都嚇破膽。八十三年後，兩位年輕女孩在英國中部納堡羅（Narborough）附近的萊斯特（Leicester）遇害，後來也是靠著新科技逮捕了兇手，只不過這次牽涉到的機器設備，可能讓貝提庸瞠目結舌。這兩起兇殺案能夠順利偵破，正好見證了人類遺傳學最早和最新的發展。

      巴黎謀殺案的兇手之所以落網，是因為他在兇案現場留下指紋，這是第一次以指紋做為辨識凶手身分的證據。其實，指紋的觀合心是從古日本流傳下來的，當時以印在陶土上的指紋來辨識製陶工匠。萊斯特謀殺案的凶手也是由同樣的方法逮捕歸案，而這次在凶案現場留下的，是人類基因中可以用來辨識個人差異的另一種物質，警方利用新測試方法，找到這種物質 「DNA指紋」（DNA fingerprint）。這種指紋和貝提庸破案的關鍵線索，成日本陶土工匠留下的記號一樣，都是辨認個人獨特身分的依據。當然，現實生活比科學複雜得多，以這個案子為例，先是有一名年輕人向警方投案，做了假口供，而警方利用DNA指紋鑑定，才排除他涉案的可能。真正的凶手是一位名叫皮區佛克（Colin Pitchfork）的麵包師傅，他唆使朋友提供假的血液樣本，以他的名字送給警方檢驗，企圖魚目混珠，不過最後還是難逃法網。

      利用指紋追蹤罪犯的觀念，最早是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一八○九～一八八二，英國博物學家，進化論的提倡者）的表弟，蓋爾敦（Francis Galton，一八二二～一八九一）提出來的，他創辦世界上第一個人類遺傳學研究機構，也就是我現在工作的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蓋爾頓實驗室（the Galton Laboratory）。我每天都會經過收藏他生平遺物的長廊，其中包括幾排可以顯示父母和子女之間相似之處的種子、一份舊「泰晤士報」（The Times），以及一個可以藏在掌心的小型鋼製計算機，這些東西都在提醒世人，不要忘了他。除了促進偵查工作的革新之外，蓋爾頓也是第一個出版天氣地圖的人，而且他還以一到五分的等級，祕密地為英國各地女性評分，製作了獨一無二的美女地圖，其中得分最低的地區是亞伯丁（Aberdeen）。

      蓋爾頓的傳記其實就是他一連串反常怪癖的記錄，從他發表的三百多篇科學論文中，隨便挑選十來篇，看看這些論文的篇名就可見一斑：〈論駕駛的眼鏡〉〈從統計學質疑禱告的功效〉〈瘋子與人〉〈興奮的平均臉紅〉〈正常人的視覺〉〈純種蛾〉〈嗅覺算術〉〈三代瘋貓〉〈痛風的草莓療法〉〈以科學原理切圓形蛋糕〉〈英國家庭中的好壞脾氣〉以及〈男女在頸背的相對敏感〉等等。此外，蓋爾頓也經常在非洲旅行，但是他瞧不起非洲人，甚至還用六分儀和科學原理，測量當地女性的臀部。

      蓋爾頓提出一個概念，認為人類的特質屬性，來自於每個人從祖先身上獲得的獨特遺傳密碼，而這個概念間接導致現在人類遺傳學蓬勃發展。他對天才的遺傳特別感興趣，甚至認為自己屬於天才階級。他在一八九六年出版的《世襲天才》（Hereditary Genius）中，調查一群傑出人士的祖先，結果發現一個傾向，他所謂的「天才」會重複出現在同一個家庭中。因此他指出，這個結果顯示人類的能力是先天賦予，而非後天學習。蓋爾頓是第一位以特定屬性，例如法官的特質，來建立人類遺傳類型的研究學者，在他之前的研究都只是臆測模糊的特性，例如音樂性或有沒有雀斑等等。

      現在生物學的發展，可能會讓蓋爾頓及其追隨者嚇一大跳。儘管我們對所謂天才的性質還不甚了解，而且知名的科學家對這個題目也不怎麼關心：但是遺傳學確實正在蓬勃發展。犯罪偵查已經廣泛運用DNA指紋，甚至還有人計畫，要在美國和歐洲建立DNA資料庫，很多人權鬥士已經群起反對。此外，醫學界也普遍運用基因差異，如個人DNA形式可以追蹤出受損基因，讓父母選擇是否要冒險生下帶有先天性缺陷的嬰兒。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知道五千多種和基因有關的先天性疾病，如果再把其他遺傳性的慢性病，例如癌症和心臟病也包括在內，那麼幾乎大部分的人，都是因為他們與生俱來的基因，所引發的疾病而死亡的。

      生物學不只是披露了我們個人的命運，事實上，從基因中也可以得知，人類和其他生物也有許多共同遺傳。像蓋爾頓就發現，黑猩猩也有指紋，而現在我們也都知道，黑猩猩有很多和人類完全相同的DNA，這些證據都說明了，我們和黑猩猩在血緣尚是近親。甚至，我們和許多完全不同的生物，如老鼠、香蕉和細菌，都還有相同基因呢！

      遺傳學是一把通往過去的鑰匙：由於每個基因都有祖先，所以只要把這些遺傳變異類型拼湊起來，就能拼出一幅歷史圖像，而且比仟何其他來源還要完整。每個基因都是祖先傳遞的遺傳信息，拼湊起來就是人類演化的完整版。因此每個人都是活化石，身上攜帶的記錄可以追溯到人類的起源，甚至還要更久遠。《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中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希望「為人類及其起源帶來一些啟發」。現在所有生物學家都能接受達爾文的說法，同意人類和其他生物有共同祖先，其實這都要歸功於DNA提供的證據。

      達爾文所謂的演化，就是現有的生命型態發生變化，然後「經由修正的後代」產生新的生命型態；語言的發展也可以用這句話來說明。由於變化的關係，基因語言在傳遞的時候很容易被曲解。我小時候聽過一則很有趣的故事，它的內容是講壕溝裡的士兵傳達命令：「派兵增援，我們要進攻了」。結果一個傳一個，到後來卻變成「派筆整人，我們要鞠躬了」。這則簡單的故事正足以說明，在複製遺傳信息時發生的意外，可能會導致什麼樣的改變。

      這本書討論遺傳，也討論演化，更包含我們每個人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所遺留下來的線索。基因語言的字母很簡單，只有四個字母，不像英文有二十六個。這四個字母就是四種不同的DNA鹼基（base）──adenine、guanine、cytosine、thymine：分別縮寫成A，G，C，T四個字母。這四個鹼基以三個一組排列成單字，如CGA或TGG，而大部分的單字能組成不同氨基酸（amino acid）。這些氨基酸連結在一起，就變成蛋白質，形成人體的基本結構。

      遺傳的語言有多簡潔，可以從《嘉德斯比》（Gadsby）一書中的怪句子，看出一點端倪。這本書是美國作家萊特（Ernest Wright）在一九三九年完成，書中有一段話：「我要告訴你，一群燦爛的年輕族人是如何找出冠軍，這個人有他自己的兒女，是個支配欲強烈，又樂天的人，吸引著年輕人圍繞在他的身邊，就像蒼蠅看到糖碗似的。」聽起來有點奇怪，讓人摸不著頭緒，而這本書的其他五萬字也是一樣。這是因為這句話，乃至於整本書裡都沒有用到英文字母e。用二十五個字母，當然還是可能寫出有意義的句子，不過卻只是剛剛好而已；然而生命卻只用了四個字母。

      遺傳詞彙雖然簡單，但是傳達的信息卻很冗長。我們體內每個細胞，都包含大約六英尺長的DNA。有趣的是，如果我們把一個人體內的每個細胞的DNA拉直，然後連結起來，長度可以從地球來回月亮八千次！現在還有一個「人類基因組解讀計畫」（the Human Genome Project），打算把人類的三十億個基因字母都寫出來，出版成書。這可能是世界上最無聊的書，篇幅還相當於十二本《大英百科全書》。事實上，這個計畫對於到底要如何讀取DNA的遺傳信息，以及是否值得這樣大費周章，還有很多爭議。當年大英帝國海軍派遣小獵犬號軍艦，搭載達爾文到南美洲探險，並不是因為他們對生物演化感興趣，而是因為他們知道，要了解世界的第一步，就是繪製地圖，如果運氣好，還可以藉此控制世界。在遺傳研究方面也是如此，儘管繪製一份基因圖所費不貲，大概跟興建一艘三叉戟核子潛艇差不多，而且對從事這份工作的人來說，也是無聊冗長的工作；但是在本世紀末或下個世紀初，還是會有人出版人類遺傳辭典。講得更精確一點，世界上將會出現所謂「平均先生」（Mr. Average）的基因圖，它一定是男性基因圖表，其中所有的資訊都來自幾十位不同男人的DNA片斷。

      強而有力的理念，如遺傳和演化思潮，會產生許多虛構不實的理論或觀念。蓋爾頓在研究遺傳學之後，創立優生學，主要目標是「管制一些不適生存者的出生率，敦促優良品種提早結婚，以增加適合生存者的出生率，來改進人類品種。」蓋爾頓的這種做法，將剛起步的人類遺傳學領域，帶進死胡同，幾乎半個世紀不見天日。蓋爾頓身後留下四萬五千英鎊，在倫敦大學學院成立國家優生學實驗室（Laboratory of National Eugenics），另外還遵循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優良傳統，留下兩百鎊給服侍他四十年的僕人。不過他成立的實驗室，在不久之後就改名為蓋爾頓實驗室，藉此規避優生學的惡劣標籤。至於他的僕人後來何去何從，就不得而知了。

      蓋爾頓的優生學觀念和達爾文的演化理論，對二十世紀的知識份子和政治生活，有極大的影響。影響範圍涵括了左右兩派，不管是自由派或保守派，都一網打盡，而且這種影響還以各種顯而易見或是潛移默化的方式，一直持續下去。很多在立場上南轅北轍的人，都說他們的思想可以追溯到《物種起源》和《世襲天才》，而且這些人至少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相信生物現象是命定的，相信人類受制於他們與生俱來的基因。

      倫敦的海格特墓園就位於今日蓋爾頓實驗室北方幾英里遠的地方，其中最有名的墓碑非馬克思莫屬了；這個眾所周知的墓碑上刻著：「哲學家只詮釋世界，但是重點卻是如何改變它」。不久之後，就有人利用達爾文主義，嘗試改變世界，於是誕生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主要思想是，貧富代表著治理社會的生物原則，因此貧富貴賤是無可避免的，而它的創始人是史賓塞（Herbent Spencer，一八二○～一九○三，英國哲學家）。史賓塞生前在英國極富盛名，死後就葬在馬克思的對面，「泰晤士報」還刊登訃聞宣稱：「英國損失了最受讚揚、最有影響力的子民」。不過，現在大家只記得他提出過一個廣為流傳的口號：「最適者生存」，以及發明了「演化」這個名詞。他以一位真正哲學家的清晰思路寫道：「演化就是物質運行、分散與整合，而在這個過程中，物質經過不斷的異化與整合，從一種不確定、不一致的同種，轉變成確定而且一致的異種。」不過當代數學家卻戲謔地４改編成：「演化就是，物質從一點也不能討論的完全一樣，經由持續不斷的分分合合，變成有一點，但是大致上可以討論的不完全一樣。」

      史賓塞利用《物種起源》，做為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盛行的理論基礎。鋼鐵大王卡內基（Andrew Carnegie），對於利用演化做為不正義、不公平的託辭，感到印象深刻，於是邀請史賓塞到匹茲堡一遊。這位哲學家看到自己的理論，在鋼鐵水泥業中竟然切實可行，他的反應是：「只要花這裡住上六個月，就可以自殺了。」

      蓋爾頓贊成以人工方式干預人類演化，他支持讓優秀人種繁殖，而讓那些遺傳因子不符合標準者絕育的理念。這股優生學風潮，表面上關心那些尚未出生嬰兒，但實際上卻殘酷地剝奪了他們的生存權利。其實在現代，人們對這種表裏不一的結合，一點也不陌生。蓋爾頓對遺傳感興趣，主要是把遺傳視為評斷國民品質優劣的手段，並且藉此避免人類種族品質急遽惡化。他說，「天才」家庭的小孩數目比大多數家庭都少，因此他擔心未來的世代會變成什麼樣子。或許他是因為自己沒有孩子，才有這種焦慮。

      很多早期優生學家都有一些共同特質，他們多半家境富裕、受過良好教育，也有相當的社會地位。以蓋爾頓為例，他出生於教友派信徒（Quaker，十七世紀中葉在英國創立的基督教的一派）家庭，家族以製造槍枝為業，而他繼承了家族財產。當時大部分的優生學研究，都是仰賴最富有的人所留下的遺產；其他的優生學家則都是左傾分子，他們覺得如果經濟可以規畫，那麼基因也可以。劇作家蕭伯納晚年曾經參加過一個聚會，當時蓋爾頓也在場，蕭伯納說：「男人和女人在擇偶的時候，往往比挑選出納和廚師更漫不經心。」不久之後，他又寫道：「種族滅絕如果要做得人道、愧疚且徹底的話，就必須有科學基礎。」當時蕭伯納顯然是想在上流社會，扮演叛逆小子的角色，但是後來的發展，卻讓他之前的角色所引起的笑話，變得一點也不好笑了。

      優生學運動在美國的實質影響，比在蓋爾頓的祖國更大。一八九八年，哈佛大學演化生態學教授戴文波特（Charles Davenport，一八六六～一九四四，美國動物學家、遺傳學家）獲得任命，出任紐約長島灣冷泉港實驗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主任。這個實驗室原來的目標是研究「海港、湖泊和森林內，動物的正常變異以及異種的產生」，而且還做過一些重要實驗，在二十世紀初的生物學研究發展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不久之後，鐵路大亨的遺孀哈里曼太太（Mrs. E. H. Harriman）決定提撥先夫的部分遺產，投入改善人類品種的研究工作，於是在原來的實驗室旁邊，成立了優生學記錄室（Eugenics Record Office），雇用兩百多名田野調查學者蒐集系譜。他們蒐集七十五萬餘份基因記錄，其中包括遺傳性疾病和色盲研究，以及個性上的遺傳記錄，如害羞、貧窮、流浪性格、道德控制和懶惰無能等等。

      戴文波特的工作對美國社會有很重要的影響。在本世紀初，有些優生學團體曾頒獎給最適者的家庭，按著「優生」一詞也堂而皇之地進入英文語言。更嚴重的是，醫學界開始認真思考，他們對未來的責任，是否高於某些現存者的利益。當時有兩萬五千名美國人，因為可能會生下弱智或犯罪的後代，而遭到絕育。有名法官除了說過：「低能三代就夠了」之外，還把絕育手術和注射疫苗相提並論，認為大眾利益絕對優於個人權益。

      有位政治領袖也有相同的看法。一九一○年，邱吉爾在內政大臣任內曾說過：「弱智和精神異常人口以不自然的速度快速增加，但是正常、富有活力且優異的品種，卻只是有限穩定的成長，形成對國家和國民品種的危機，這絕對不是誇大其辭。我認為，瘋狂之泉的源頭必須在一年之內，加以阻絕封閉。」英國政府覺得這段話太煽動，可能會引起不少爭議，因此列為國家機密，直到一九九二年才公諸於世。

      蓋爾頓的另一名追隨者，德國胚胎學家海克爾（Ernst Haeckel），同樣也受到《物種起源》極大的影響。海克爾是演化論的忠實信徒，曾經提出一個看法，認為所有的動物在胚胎發展的過程中，會重新經歷演化歷史；這個看法後來還影響到佛洛依德。海克爾不只是生物學家，也對社會變遷十分熱中，他大量閱讀蓋爾頓和達爾文的論述，並且深信遺傳是命中注定的，因此創立一元論聯盟（Monist League）。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一元論聯盟在德國境內吸引了好幾千名會員。它的主要論點，就是把生物法則應用到社會上，為了成就某些擁有所謂最完美生物遺傳的人種，可以犧牲其他人種。海克爾宣稱：「整個國家的歷史，可以用天擇的方法加以解釋」，而且「社會規範就是遺傳和適應的自然法則」。他覺得德國人演化的最終目的，就是征服那些劣等民族，他並且表示：「德國人距離像人猿的人類形態最遠……較低等的人種在心理上，此文明的歐洲人更接近動物，因此我們對於他們的生命價值，必須有完全不同的評價。」無獨有偶的，希特勒傳記《我的奮鬥》（Mien Kampf）的書名，就是從達爾文主義的觀點，詮釋衍生出來的！

      一九○○年，德國軍火製造商克魯伯（Krupp）提撥三萬德幣的獎金，舉辦一次論文比賽，題目是：「演化理論對國內政治發展和國家立法有什麼影響？」結果有六十篇論文參賽。德國工業鉅示西門子（Simens）也擔心，大量的劣種人類會淹沒擁有最佳遺傳的人類。不過，德國的第一次優生絕育，卻是由一位篤信社會主義的醫生動手的（他曾經宣稱，那些工會領袖比他們的追隨者，更可能是金髮碧眼的白種人）。

     　希特勒在啤酒館暴動（Beer Hall Putsch）後入獄服刑，在獄中閱讀德國學校人類遺傳學的標準教材──尤金．費雪（Eugene Fischer）的《人類遺傳暨種族衛生學原則》（The Principles of Human Heredity and Race Hygiene）。費雪是柏林人類學、人類遺傳和優生學研究所所長，他的一名助理孟格拉（Joseph Mengele），曾經因為試圖實現蓋爾頓的理念而惡名昭彰。費雪的書中有一句話令人毛骨悚然：「遺傳品質的問題，比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爭論，還要重要一百倍。」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呼應費雪的想法：「不管是誰，只要在身體上或精神上不健康或不健全，就沒有權利把他們的痛苦傳給後代子孫。」希特勒從這個觀念中，發展出可怕的結論：摧毀那些被他視為劣等的品種，然後從最優良的品種繁殖後代。後來，希特勒真的實行這項改善遺傳品質的工作。大約有四十萬人，因為被認定基因不值得流傳，而慘遭絕育；有些受害者在填寫表格的時候，遭到祕密照射X光，而失去生育能力。在漢堡負責執行這項計畫的人估計，大約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應該接受絕育手術。

      到了一九三六年，德國種族衛生協會（German Society for Race Hygiene）已經有六十幾個分會，而且還有好幾所德國大學頒授種族科學博士學位。這種科學訓練強調，有些人種因為遺傳的關係，天生低人一等。當年參加萬希大會（Wannsee Conference），決定如何解決猶太人問題的與會者當中，有半數擁有博士學位，其中大部分都是專攻人類學，他們以科學基礎為藉口，企圖洗刷罪行。德國的優生學運動強烈反對墮胎，除非是替被視為生物上的不適者，執行墮胎手術，否則冒然執行墮胎手術的醫生，會被處以嚴苛的罰則，最高可判處十年徒刑。納粹的優生學家利用這類方法，扭轉了一九三○年代的「生育低潮」，由獲准生育的婦女所生下的新生兒的數目，增加了五分之一。

      這種風潮結合了極右派觀點、對種族純粹的迷戀，以及反墮胎運動，在現代美國獲得迴響。納粹十分擔心德國血統的純粹性，而且憂慮程度已經到了荒誕不經的地步。一名國家社會黨員在不幸發生車禍後，接受猶太人捐血，結果竟然被送上懲戒法庭，由法庭決定是否要撤銷他的黨籍。所幸這名捐血的猶太人，曾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參戰，因此他身上的猶太紅血球才被接受。

      納粹實驗導致的慘劇，迫使這種原始優生學運動告一段落。不過，這個玷污的過去，讓人類遺傳學留下了它自己的歷史指紋，有時候似乎無論如何都無法抹滅。我們絕對不能遺忘這段歷史，尤其是現在，這個主題首度占據了控制生物未來的位置。

      蓋爾頓及其信徒相信，可以為所欲為的發明一門科學，來呼應自己的偏見。他們認為，人類對基因的責任，比照顧帶有這些基因的人還要重要。他們個個都有超乎常人的自信，而且他們的觀點還獲得重視。然而仔細回想起來，他們對於人類傳遺根本就一無所知。

      不過，現代新知識和過去的無知一樣，都充滿爭議。唯一不同的是，現代生物學家不再像他們偏執的前輩，只著重模糊的一般議題和全體人類的命運；相反地，他們現在更關心個人發展，因此人類遺傳學的研究範疇也就狹窄了許多。

      儘管如此，遺傳學引起的道德爭議，並未就此煙消雲散。例如在嬰兒出生前，先診斷出基因缺陷，可以改變先天性缺陷嬰兒的出生，與其自然流產之間的平衡，藉以減少先天性缺陷嬰兒出生的數目，而這樣的做法引起極大爭議。儘管大自然本來就浪費許多受精卵，仍然有人認為所有胚胎都是神聖的生命；但是也有人認為，明明知道基因有缺陷，還執意要遺傳給下一代，與虐待兒童無異。此外，遺傳學還面臨另一個更微妙、更普遍的難題──知識的問題。現在遺傳學可以診斷出基因缺陷，進而預測會在兒童期、青年期或是中年前期死亡。不久之後，遺傳學就可以告訴我們，會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死亡，而且我們知道的會越來越多。問題是，人類真的想要知道自己可能會罹患什麼疾病，但是卻束手無策嗎？很多疾病，只有當小孩從父母雙方遺傳了一對受損基因的情況下，才會出現。事實上，每個人都可能遺傳至少一個這樣的基因給下一代，因此光是這樣就有助於選擇伴侶，或是決定是否要生孩子嗎？所以最讓人為難的處境，就是太了解自己的或是下一代的命運。

      至於新生物學引發的道德問題，最明顯的例子，也是極古老的爭議，就是對天生品質認知的歧見。人類對某些基因就是有偏見，例如帶有決定性別染色體的基因；女性有兩個X染色體，而男性有一個X染色體以及另外一個較小的Y染色體。換句話說，所有的卵子都有一個X，而精子則可能有X或Y。在卵子受精的時候，XY的男性與XX的女性數目是相等的，因此性別和血型一樣，都是基因的產物。

      我們判斷這些基因價值的方式，有助於了解人類是如何做生物選擇，以及道德判斷標準又是如何因環境而異。有時候，Y染色體似乎比X染色體更沒有價值，例如在碰到戰爭、謀殺或是執行死刑的情況，如果受害者是男性，似乎就不像女性讓人覺得那麼難受。但是這種性別的價值是會改變的，很多父母表示，比較希望生男孩，尤其是第一個孩子。有些人還真的嘗試各種辦法，希望一舉得男，琳瑯滿目的生男祕方令人嘖嘖稱奇。例如在古希臘，據說行房時把左邊的睪丸綁起來，就會生男孩；到了中古世紀，則傳說男性只要花月圓之夜，喝下攙了獅子血的葡葡酒行房，就可以一舉得男。其他比較不這麼誇張，但是同樣無效的方法，還包括在吹北風的時候行房，或是在床的右邊掛一個人的內褲等等。

      自古以來，販賣生男祕方始終是撈錢的好方法。畢竟無論你的祕方有多荒謬，總是有50%的成功率。即使到現在，還是流傳生男祕方，像是在適當的時機使用蘇打粉或醋（利用帶有X或Y染色體的精子，對酸鹼度抵抗力的不同），或是在女性生理週期的某個特定時間行房（這個方法要用一種昂貴的專用錶計時）。另外，也有人說飲食鹹一點或淡一點，也會影響到生男的機率。其實，大部分的生男祕方都沒有用，有一些販賣祕方的江湖郎中，還因此被控詐欺。

      現在有了遺傳學，表示不會再有詐欺，不過取而代之的，卻是道德問題。有幾種方式能夠有效的選擇胎兒的性別，其中之一就是精蟲分離術，將帶有X染色體和Y染色體的精蟲分開，然後選擇合適的精蟲讓女性受精。自從一九七八年，第一個試管嬰兒布朗（Louise Brown）誕生後，已經有幾百個嬰兒，是利用體外授精方式，讓精子和卵子在試管內結合而誕生的。另外有一種相當磨人的技術，就是「著床前的細胞分裂分析」（BABI, Blastomere Analysis Before Implantation）。這種方法要在適當的時候，也就是通常在受精卵分裂成八個細胞的時候，從發展中的胚胎取出一個細胞，就可以判定這個受精卵的性別。這時候，我們再將想要的性別的受精卵，植入母體內，就保證會生出想要的性別。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兩百多個孩子是利用這種方法誕生的，不過這種方法本身的問題是，其他多餘的正常胚胎要怎麼辦呢？

      五十年前，在愛斯基摩人的社會，男孩人數是女孩的兩倍，因為有些女孩一出生就被殺了，或是在鬧饑荒的時候，讓女孩子活活餓死。即使在現今中國大陸部分地區，因為一胎化政策，造成殺女嬰的情況時有所聞，導致男孩過剩。最近印度政府強制關閉部分診所，因為這些診所以檢測胚胎染色體為名，協助孕婦選擇胎兒性別，把帶有兩個X染色體的女嬰墮掉。根據統計，光是在印度孟買，一年就有兩千多個女嬰因此遭到墮胎。最主要的原因是女孩子在結婚時，父母必須準備豐盛的嫁妝，所以這些診所的招牌甚至寫著：「現在花六百盧比，未來省下五萬」。這種情況的後果相當嚴重，印度現在是全世界少數女性比男性少的國家之一，有些省分的女男比例，已經到了四比五的情況。而且由於殺女嬰和墮胎的緣故，印度出現女性不足的現象，缺額人數相當於英國女性人口。

      這些選擇性別的方法，無論是比較理性而沒有爭議的精蟲分離術，或是已經算是犯罪的殺嬰行為，都是以人為方式干擾基因。至於這些方式可以讓人接受的界線何在，則必須視其所在的社會、政治和宗教背景而定。我猜想本書大部分讀者，可能在道德上無法接受，只因為胎兒性別不對，就中止懷孕的做法；但是對於選擇X或Y染色體精蟲的方法，就比較不曾擔心。有些人也許不喜歡男孩比女孩值錢，或是女孩比男孩值錢的想法，因此反對出嬰兒的生物價值，來決定他們的生死。

      不過在選擇嬰兒性別的時候，除了父母親的自我意志外，還有更嚴肅的議題，有時候甚至是生死交關的決定。許多遺傳性疾病，是跟著X染色體來的，如果女孩有不正常X染色體，通常會被另一個正常X染色體遮蔽，但是因為男孩只有一個X染色體，所以就沒有這麼幸運了。正因為如此。許多和性別有關的先天性疾病，比較容易出現在男孩身上，而這些疾病都是讓人相當痛苦的。例如和性別有關的肌肉營養不良（muscular dystrophy），就是一種消蝕性疾病，會讓小孩的身體越來越虛弱，甚至在十幾、二十歲的時候就死亡。如果父母親已經生下一個肌肉營養不良的兒子，那麼他們想要確定未來的孩子不會有這種疾病，也是情有可原。即使他們在確定子女的生物品質之後，決定孩子的去留，也不會有人批評他們。因此，當人類了解遺傳學的功能後，個人的道德標準隨之改變。

      如果一對夫妻生下一個基因缺陷的孩子，而且馬上就知道，這個基因是來自母親的遺傳，那麼第二個男孩有同樣基因缺陷的機率，就比以前大的多，不過機率仍然小於二分之一。如果他們決定墮掉所有男胎兒，很可能因此失去正常男胎兒。那些不喜歡透過人工方法，例如採用X染色體的精子，來選擇胎兒性別的人，在這種情況下，可能也會改變他們的立場。至於其他人則可能接受，只要真的有可能生下肌肉營養不良的男孩，就不顧一切先墮胎再說的觀念。

      所幸，近年來這種選擇精確多了，已經可以找到造成肌肉營養不良的基因，而且只要稍微改變DNA，就可以顯示出，胚胎是否帶有這種基因缺陷。目前全球有兩百多個醫學中心，可以施行這種測試。不過，這個方法還不是百分之百精確，因為基因缺陷的情況很多，並不是所有出問題的基因都會顯現出來，有可能看似正常的胚胎，實際上帶有缺陷基因，因此父母親很難抉擇是否要繼續懷孕。此外，取得胎兒組織樣本的過程，也有一定的危險。雖然隨著科技進步，可以只測試非常早期的胚胎的周圍組織，或是從母親血液中取得胎兒細胞等等，讓這種危險越來越小；但是測試的危險性，還是得放在道德天平上，予以衡量評估。

      父母親在決定他們末出世孩子的命運時，會越來越受到風險評估和胎兒品質的影響，於是胎兒的權利，全繫乎他所攜帶的基因，這似乎是無可避免的趨勢。所謂的道德標準，也就越來越因時、因地而異。隨著我們的遺傳知識越來越豐富，遺傳判斷（genetical judgements）成了當務之急。這個判斷並非全然取決於科學，反而與做判斷的社會和個人息息相關。有鑑於先前優生學運動釀成的大災難，不難理解人類為什麼不願意思考，基於遺傳差異做選擇的問題。然而，新的知識卻一再告訴我們，終究難以避免這樣的抉擇。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遺傳學者似乎終於開始接受本身的限制，因而開始脫離政治掌控的陰影。如今這個研究領域中的大多數學者，對於宣稱人性本質就在DNA裡，抱持謹慎態度。雖然遺傳學確實揭露許多跟我們有關，且又非比尋常的事情，但是它仍然是少數不願意給我們太多期望的科學。

      成功的科學研究，大部分要歸功於還原與簡化；也就是說，要了解任何事情，都必須將它簡化還原成最小的構成分子。對遺傳學來說，這種研究方法目前還算管用，但是也只能到此為止了。至於無法適用的部分，則可以從英國政壇上一句惡名昭彰的話，看出端倪，這句話是前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所說的：「世界上沒有社會這回事，只有個人。」這種哲學失敗的例子可說比比皆是，例如對蓋爾頓及其後繼者說：「世界上沒有人，只有基因」，就是掉進同樣的陷阱。

      儘管前車之鑑歷歷在目，但是近來，有一個危險、古老的迷思又有復活的跡象，這個迷思相信生物學可以解釋任何事情。有些心理學家和政治人物又開始宣稱，人類是受制於自身的遺傳，因此他們鼓吹一種生物命定論（biological fatalism），認為人性受遺傳驅使，生物學是一種原罪。根據這樣的觀點，舉凡不成功的人，都是他們自身遺傳的受害者，他們遭逢的困境都是因為本身的脆弱，和其他人毫不相干。這種新喀爾文主義（Calvinism）主張，既然人生早就命中注定，那麼就不必費心改變命運。這對那些凡是順從本性的人來說，倒是大開方便之門。

      這種新優生學在世界部分地區還頗竄流行，例如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現為新加坡資政）曾經因為擔心高等教育婦女的低生育率，於是推出一套財經方案，鼓勵她們多生產，藉以改善後代的品質。另外，中國大陸的「人民日報」坦白地披露中共的觀點，在一九八八年報導一項政府計畫，文中指出，心智疾病患者除非接受結紮手術，否則禁止結婚。而中共的理由，只是過度簡化的孟德爾遺傳學說：「白痴也生白痴兒子！」

      有時候，這些優生學者利用財政立場，來支持他們的觀點。一九二六年，美國優生學會（American Eugenics Society）在由費城舉辦的獨立一百五十週年博覽會中，樹起閃燈的招牌，指稱每秒鐘有一百美元財政支出，是花費在有「壞遺傳」的人身上。六十年後，一位提案要替人類基因組排序的人宣稱，只要用「治癒」精神分裂症所節省下來的經費，就足以支持這項計畫。他所謂的「治癒」，就是把所有可能帶有精神分裂症基因的胎兒，全部墮掉；只不過他還沒有找到，這個假設中會導致精神分裂症的基因。一九三○年代是政府健保經費拮据的時期，而一九九○年代，則是政府刻意刪減醫療支出的時代，因此不得不令人擔憂，遺傳學又被拿來當做歧視殘障者的藉口，藉以達到節省經費的目的。

      中古時代的日本，有一種看手相（dactylomancy）的技術，可以從指紋判斷人的個性。當時人認為，指紋複雜的人多半手藝精巧，是個不可多得的工匠人才：如果指紋有螺旋，代表這個人缺乏毅力；至於指紋有拱形圖案的人，則個性刻薄無情。人類遺傳學已跳過從看手相開始猜測的過程，而我們對遺傳知道得越多，就越覺得知道得太少。雖然優生學的陰影尚未盡除，但是負面影響已經比過去少的多了。現在遺傳學已經逐漸發展成熟，成為一門學科，開始勾勒出一幅不尋常的圖畫，披露我們是誰，我們是什麼，未來又會變成什麼樣子。本書講的，就是這幅圖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