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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一書中說：「張居正本身是一個令人感情激動的題目。」令人感情激動的事有兩件：一是張居正生前做了一番轟轟烈烈的改革事業，解除了明帝國的政治和經濟危機，史稱萬曆中興；二是他死後被抄家問罪。原因是他生前幹了一番改革事業，反貪和取消賦稅特權的改革衝擊了皇權，得罪了官僚特權階層，得罪了阻礙他改革的官場勢力。
　　明代萬曆初年，內閣首輔張居正身後被抄家，400年來一直是人們關注與議論的熱門話題。
　　萬曆十二年(1584)四月，張居正輔佐十年的明神宗朱翊鈞突然翻臉，下詔查抄張居正的家產，派司禮太監張誠、刑部侍郎丘前往張居正的家鄉湖北江陵辦理。張誠是萬曆皇帝早年安插在張居正身邊的一名探子，丘則是當年張居正厭而不升的舊臣。張誠等查抄張居正的兄弟及幾個兒子的所有家財，共得黃金萬兩、白銀十餘萬兩。張誠等看到張家的全部財產不及明嘉靖時宰相嚴嵩家產的二十分之一，於是對張氏家屬嚴加拷訊，逼迫招認分散寄存銀錢200萬兩。張居正的長子張敬修被逼自誣，以至株連親友，荊川騷動。張敬修不堪嚴刑追逼，痛寫血書鳴冤，然後自縊身死。三子張懋修投井自殺未遂，又絕食未死。張氏子孫家屬餓死及自殺者數十人。張居正的母親年逾八旬，惶懼哭泣，求死不得。事情的發生，離張居正去世只有一年又十個月。
　　明代中葉的國家，官場腐敗，賄賂成風，經濟崩潰，邊防危急。官員本著做官就是為了撈錢的宗旨，與富豪勾結作弊，司法機關利用手中權力，權門之利害如響，富室之賄賂通神。一種以吏治腐敗為主體的污濁空氣毒害社會，國家處在憂患危困之中。
　　隆慶六年(1572)神宗即位，司禮太監馮保掌管代皇帝批閱文件及用印的大權，內閣首輔高拱對此極為不滿，要求將這些大權歸還內閣，開始密謀驅逐馮保。此事被馮保察覺。六月十六日，馮保宣讀皇后、皇貴妃李氏及小皇帝的諭旨，稱高拱攬權擅政，奪威福自專，限令高拱回籍閑住，不許停留。清康熙年間常熟人陶元淳說：「馮保驅逐高拱，其謀全出於徐階，張居正只是後來聽說而已。」徐階在高拱之前任首輔，是高拱的對頭。高拱下野，張居正升任首輔，張居正時代從此起步。
　　張居正順應時代的需要，接受輔佐10歲小皇帝的重托，總攬朝綱，銳意改革。
　　考成法的實施，打擊了農村中的豪富勢力，取消了這部分人的賦稅減免特權，扭轉了賦稅轉嫁到小農身上的狀況，開闢了國家的賦稅之源，形成財裕民足，四海晏然的局面。整頓學政的措施，遏制了競奔請托以成生員的腐敗風氣，減輕了百姓的負擔。改革驛遞制度，煞住了官員私用驛站、飽肥私囊的腐敗之風，為國家節省大批資金，以至小民歡呼歌誦。一條鞭法的推行，取消了豪紳勢宦利用優免特權逃避賦役、偷漏稅糧的特權，一律強制納稅，達到貧民之困以紓，而豪民之兼併不得逞的目的，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
　　張居正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解除了明帝國的政治和經濟危機，減輕了百姓的沉重負擔，但觸犯了一大批官僚富豪的特權和利益，所謂即達官顯貴，亦不能少貸。他的反腐敗措施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強烈反對，但他仍然堅持秉公執法，非議的人愈急，他執行得愈力，自我表白說只能棄家忘軀，以殉國家。可以說張居正的改革是圍繞反對貪賄開展的，貪賄之事也是反對他的人密切注視他的焦點。張居正認為，上層官員應做獎廉抑貪的表率，政府首腦及地方督撫是正風之本。他先從自己做起，僅兩廣官員送給他的禮物不下萬金，他都拒絕接受。他明白這些禮金都是官員從百姓那裡搜刮來的。他在給一位官員的信中說：「當事以來，私宅不見一客，非公事不通私書，門巷闃然，殆如僧捨，雖親戚故舊，交際常禮，一切屏絕，此四方之人所共見，非驕偽也。」
　　遼東總兵李成梁晉封寧遠伯，是在張居正的提議下得到的。為感激提拔之恩，李派人到張家送禮，張居正對送禮的使者說：「你主人的功勛是從百戰中得到的，我要是接受他的禮金，是對高皇帝的侮辱。」他怕李成梁誤會，又寫信給李的同事、遼東巡撫周詠書，說明李成梁應當殫精竭慮以報國家，即使酬謝知己，也不在於厚重送禮。張居正自持其身，也嚴飭族人子弟，毋敢輕受饋遺，但無法控制他的父親張文明。地方官為巴結首輔，往往到張家送禮，張家積蓄的家財，應該包括這些禮金在內。
　　張居正對自己身處險境早有認識。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任事以來，所結怨於天下者不少矣。這些結怨的人，有遭他整肅的特權人物，也有被他觸犯的既得利益者，還有被他革職或降級的官員，另有長於文筆而短於治國被他棄而不用的筆桿文人。這些受過他打擊的人無時無地不在盯著他，尋求報復的機會。自知身後必不保，這是張居正自己的話，但他明知身危而不退步，不顧一時之毀譽，也不計萬世之是非，忘身殉國，雖機阱滿前，眾簇攢體，孤不畏也。身後被他言中，由於萬曆皇帝的鼓動，貪賄者以報復張居正為反攻倒算之機，新進者以攻擊張居正為陞官取仕之途，張居正成了「亂政之權奸」、「萬古之罪人」。張居正當年深深憂慮的是他本人的安危，萬萬沒有想到死後居然禍及自己的老母及子孫。
　　張居正死後不久，萬曆皇帝查抄太監馮保家，聚得金銀百餘萬兩，外加珠寶無數。年已20歲的萬曆皇帝，找到了抄家得財的門路。這時遼王朱憲的次妃王氏上疏，指說：「庶人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府」。遼王朱憲是朱元璋的第十五個兒子朱植的後代，是萬曆帝的嫡系宗親，封地在湖北荊州。因為荒誕暴虐，隆慶二年被明穆宗朱載廢為庶人。王府為張居正家據為己有，後以建坊銀兩折價購買。貪愛財寶的萬曆皇帝，下詔查抄張居正的家產。
　　明代的法律規定，抄家之罪有三條：一是謀反，二是叛逆，三是奸黨。查抄張居正家產的決定公佈之後，左都御史趙錦上疏提出異議，以為張居正未嘗別有異志，意思是張居正沒有犯抄家之罪。還有一位官至左諭德的於慎行，在寫給執行抄家任務的刑部侍郎丘信中說：「張居正平生行事，務在建功立業，他以法繩天下，自己的荷包不會鼓起來；張居正以蓋世之功自豪，不會用貪賄的行為玷污自己，他家的積蓄不會太多。」信中還指出：「張居正為國家操勞，結怨於上下，當其柄政之時，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過，今日既敗，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實。」於慎行希望丘不要太重金錢而給後人留下話柄。對於慎行的一番勸誡置之不理。
　　趙錦與於慎行都曾惹過首輔張居正的不快，後來被迫退休歸里，復出任職後不僅沒有投井下石，反而上疏營救落難的對頭，時人稱為有德的長者。
　　萬曆皇帝看到對張居正家查抄金銀不多，就從政治上定罪，說張居正「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不提張居正貪賄斂財之事。但仍然餘恨未釋，說張居正的罪本當「剖棺戮屍」，只是念著他對朝廷效勞有年，才沒有這樣執行。張居正的兄弟及幾個孫子都被充軍邊地。一代名相、十年皇師張居正，身後落得如此下場，讓後來以國為重的仁人志士寒心戰慄！
　　權力是改革的基石，要改變朝廷的腐敗局面，必須掌握真實的權力。張居正多次試探萬曆皇帝對他掌權的態度。萬曆四年御史劉台疏劾張居正擅作威福、目無朝廷﹔萬曆五年，一些同僚參劾張居正父死不奔喪在於留戀首輔大權﹔萬曆六年，戶部員外郎王用汲彈劾張居正擅作威福、獨攬朝綱。張居正多次上疏請求退休以謝彈劾之人，都被皇帝懇切挽留而止。張居正從中掂出劾者所扣帽子的份量，明白高位不可久竊，大權不可久居，擔心這些言論會引起皇帝的疑慮，自己可能中奇禍而不能自保。皇帝對首輔說：「先生功大，朕無以為酬，只是看顧先生的子孫便了。」
　　萬曆皇帝懶惰成性，他不習慣於張居正遇事兢兢業業的認真作風。此人貪奢淫逸，熱衷於宮廷氣派，多次要求增加宮中的奢糜用度，屢次受到張居正的諫阻。皇帝派心腹太監張誠刺探張居正的行居，張誠聽信反對派的惡言，密報張居正寶藏逾天府。萬曆七年(1579)，皇帝命令內閣擬旨晉封自己的岳父王偉為永年伯，兩年後又命令內閣擬旨將王偉的弟弟、兒子晉封爵位，要求世襲。張居正引用祖宗對外戚封爵的先例，在外戚官職世襲待遇上堅持不能破例，讓皇帝心埋牴觸與不快。張居正忤旨獨斷，得罪了皇帝，得罪了皇后，也得罪了外戚。張居正結怨於皇家，身後付出慘重代價成了必然的事情。
　　萬曆皇帝支持張居正掌權處理朝政，完全出於迫不得已，是從皇家自身利益考慮的一種選擇。對於朱明朝廷來說，張居正不過是一條善於捕獵的走狗，小皇帝需要張居正去挽救頹危的朱氏朝廷，一旦首輔棄世歸天，這具屍體對於皇帝來說己經沒有任何用處。首輔威風凜凜的形象，帝師嚴厲斥責的聲音，權臣行使權力的姿態，太師以身作則的身影，一幕幕都在已經親政的皇帝的腦中閃現。至於首輔當年勞瘁心骨、棄家忘身的精神，非議滿朝、左右受敵的處境，使大明國庫積金四百餘萬兩、存糧可支十年之需的功績，統統都化為烏有。這時皇帝心中燃起的是權力旁落的妒忌心理，一心追仇居正，抄家得銀。而抄籍張家所得，還不及萬曆皇帝此後的一次性奢侈花費。張居正去世的第二年，萬曆皇帝以各種名目從國庫中支取銀兩，一年即超支176萬餘兩。
　　天啟、崇禎年間，國力衰微，險象叢生，這時人們開始記起了起衰振隳的張居正。先是御史鄒元標建議肯定張居正的功績，接著禮部侍郎羅喻義為張居正訟冤，至崇禎十三年(1641)，尚書李日宣等建言說，張居正功在社稷，日久論定，思宗准奏，至此張居正才得到朝廷公正的評價。這時有人在張家的故宅題詩說：「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
　　崇禎年間，張居正的曾孫張同敝，與安徽一位叫俞塞的朋友議論說：「先相國的事實具在，史家為何多批評文字？」俞塞說：「有人詆相國為奸相，過頭了，我以為是位權相。然而權相與奸相的距離只有頭髮絲那麼一點點。可惜當時沒有用賢相的頭銜勉勵他，以至給世人留下議論的口實。」張同敝默認俞塞的這番評論。
　　以後數百年，大多數人肯定張居正富國強兵的功績，也有人批評他氣量狹窄、不能容人的缺陷，不少人則在交結馮保、不奔父喪之類事情上糾纏。明朝有宰輔170餘人，有誰能像張居正那樣受到人們的關注？崇禎年間的蘇汝良稱說：「幾人相業似江陵？」清初蔡瞻岷干
　　脆說：「明只一相，張居正是也。」異口同聲，人們在為張居正打抱不平。張居正以首輔扶佐皇帝的權力沒有用去謀求私利，明末清初的祝石說他是「振絕古今之大英雄」。直到民國初年，甘肅梁士選還稱他為「救時之才」。
　　「明之亡實亡於神宗」，是指萬曆皇帝對張居正的全盤否定，推翻張居正的改革成果。明代後期朝政腐敗骯臟，是對張居正改革的一種報復。萬曆皇帝推倒了張居正，也將自己和自己的後代推倒了。崇禎皇帝思念救國之才，給張居正恢復名譽，然而時過境遷，已經來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