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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漢前期的思想家、政論家賈誼，著有千古名篇《過秦論》，專門論述秦王朝的過失。由於此文為漢代雄文之冠，歷代傳誦不息，遂造成一種錯覺：「過秦」之論為賈誼的「專利」。實則不然。在秦末漢初，討論亡秦過失，並以之作為新王朝統治的歷史借鑒，實為前後相承的政治文化議題，甚至稱之為一種社會思潮亦不為過。討論它的形成原因、主要內容、社會影響，是富有多種意義的命題。
　　如果追溯批判「暴秦」的淵源，可以上溯到戰國紛爭之時，當時的東方各國甚至習慣於用「虎狼之國」來指代秦國。秦昭王與楚懷王相約會盟，楚國賢大夫屈原勸諫楚懷王不可赴約，理由就是：「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信陵君魏無忌對魏王分析秦國的特性，也說：「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茍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到秦漢之際，人們對秦朝「暴政」的認識就更加深刻，批判也更為激烈。秦末農民起義就是受壓迫的人們以實際行動批判秦朝的暴政，貌似強大的秦朝也終於在全民性的反抗面前迅速土崩瓦解。在著名的「鴻門宴」上，勇將樊噲在項羽面前批評秦朝的失誤時就說：「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由此可見，「過秦」思潮的出現，有其真實的社會原因，以酷暴為特色的秦朝統治是造成「過秦」思潮的現實基礎。
　　秦亡漢興之後出於求治的需要，思想家對秦朝失誤的總結是相當深刻的，而且表現出鮮明的人文關懷和資政致治的追求。其中，尤其以陸賈和賈誼的貢獻為大。漢朝開國之初，陸賈就在以刀兵得天下的劉邦面前，極力推崇文治教化的作用，劉邦竟然開口大罵：「？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賈毫不客氣地反駁：「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 ...鄉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劉邦幡然悔悟，對陸賈說：「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於是，陸賈「粗述存亡之征」，寫出了著作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以劉邦這樣的草莽英雄，居然接受「逆取順守」之策作為根本大計，這對於漢政權的穩定是有大功的。以至東漢時期最有個性的思想家王充，雖對古代聖哲多所貶譏，但對陸賈卻是尊崇有加：「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採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聖之言，不能過增。」所以，如果從討論「君臣政治得失」而言，稱陸賈為漢初政論第一人也並非虛譽。當然，賈誼的論述自有一番新的境界：「夫並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他還有一句充滿歷史智慧的論斷：「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為讎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以陸賈、賈誼為傑出代表的漢初思想家，以秦朝的速亡為例證，冷靜地總結歷史，批判暴政，勸諫漢朝統治者改弦更張，調整統治政策，這充分彰顯了思想家「先知先覺」的思想價值。
　　漢代的「過秦」論，涉及的方面非常廣泛，其重點所在則有以下三端：
　　批判秦朝的苛法酷刑。陳勝派出的略地河北的將領武臣等人，就曾經以此作為動員當地豪傑共同反秦的理由：「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賈誼也就此三致其意：「秦王懷貪鄙之心，... ...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他指責秦二世，「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眾，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最終導致天下潰亂。
　　批判秦朝殘民以逞。秦朝統治者曠日持久地用兵，大規模地興建宮殿陵寢，無不以役使百姓為前提，民眾不堪其苦。對此，漢初政論家多有論及：「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 ...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秦朝百姓負荷之重、以至於民不聊生，直到漢代中期還不斷有人論及，彷彿依然有切膚之痛：「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 ...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一個政權與民眾為敵，其結局只能是在全民性的抗暴怒潮面前解體。
　　批判秦朝扼殺言路。秦朝推行的文化高壓政策，特別是「焚書坑儒」、「誹謗之法」，對善意的批評意見給以殘酷無情的鎮壓，導致了士人離心、天下多怨的局面，在漢代思想家看來，是秦朝速亡的重要原因。賈誼分析說：「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另外一位政論家賈山也持相近觀點：「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自不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 ...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合茍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秦朝控制輿論、扼殺言路，造成的是萬馬齊喑的局面，結果是在閉目塞聽之中走向了敗亡。
　　漢政權建立之初應該如何治理這個千瘡百孔的社會？，當時的統治集團並非胸有成竹。「過秦論」的興盛一時，客觀上為統治者提供了歷史借鑒。它對於漢初若幹政策的制定與調整，起了重要的指導性作用。就治國原則而言，「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一句「反秦之敝」道出了漢初政治的奧妙，也折射出「過秦」的現實意義漢初的「與民休息」政策，究竟是「黃老之學」的影響，還是「過秦論」的產物？恐怕應該仔細思量。「逆取順守」自此成為歷代沿用不替的治國法則，每當在朝代更疊之際就是撥亂反正的立論基石，其影響之大更是有目共睹。
　　以秦為喻，廣開言路，成為漢代一切開明之政的源頭活水。漢文帝時期的政論家賈山，「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在這篇上書中，他歷數秦朝的種種失誤，特別強調堵塞言論的弊端，「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乃況於縱慾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 ...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漢代批評時政的直言不諱之論，往往與「借秦為諭」密切相關。如薛廣德上書漢元帝：「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漢書？薛廣德列傳》)又如直臣梅福進諫漢成帝：「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漢書？梅福列傳》)這些鯁直大臣如此出言無忌，就是由於「過秦論」的影響力足以束縛皇帝的個人意誌，使之不敢肆意而行。
　　漢代的輕刑安民之政、抑奢尚儉之風，都與汲取秦朝的速亡教訓有關，也就是與「過秦論」的積極影響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