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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陵君魏無忌評秦國

信陵君魏無忌評秦國

  西漢前期的思想家、政論家賈誼,著有千古名篇《過秦論》,專門論述秦王朝的過失。由於此文為漢代雄文之冠,歷代傳誦不息,遂造成一種錯覺:「過秦」之論為賈誼的「專利」。實則不然。在秦末漢初,討論亡秦過失,並以之作為新王朝統治的歷史借鑒,實為前後相承的政治文化議題,甚至稱之為一種社會思潮亦不為過。討論它的形成原因、主要內容、社會影響,是富有多種意義的命題。
  如果追溯批判「暴秦」的淵源,可以上溯到戰國紛爭之時,當時的東方各國甚至習慣於用「虎狼之國」來指代秦國。秦昭王與楚懷王相約會盟,楚國賢大夫屈原勸諫楚懷王不可赴約,理由就是:「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信陵君魏無忌對魏王分析秦國的特性,也說:「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茍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到秦漢之際,人們對秦朝「暴政」的認識就更加深刻,批判也更為激烈。秦末農民起義就是受壓迫的人們以實際行動批判秦朝的暴政,貌似強大的秦朝也終於在全民性的反抗面前迅速土崩瓦解。在著名的「鴻門宴」上,勇將樊噲在項羽面前批評秦朝的失誤時就說:「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由此可見,「過秦」思潮的出現,有其真實的社會原因,以酷暴為特色的秦朝統治是造成「過秦」思潮的現實基礎。
  秦亡漢興之後出於求治的需要,思想家對秦朝失誤的總結是相當深刻的,而且表現出鮮明的人文關懷和資政致治的追求。其中,尤其以陸賈和賈誼的貢獻為大。漢朝開國之初,陸賈就在以刀兵得天下的劉邦面前,極力推崇文治教化的作用,劉邦竟然開口大罵:「?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賈毫不客氣地反駁:「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 ...鄉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劉邦幡然悔悟,對陸賈說:「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於是,陸賈「粗述存亡之征」,寫出了著作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以劉邦這樣的草莽英雄,居然接受「逆取順守」之策作為根本大計,這對於漢政權的穩定是有大功的。以至東漢時期最有個性的思想家王充,雖對古代聖哲多所貶譏,但對陸賈卻是尊崇有加:「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採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聖之言,不能過增。」所以,如果從討論「君臣政治得失」而言,稱陸賈為漢初政論第一人也並非虛譽。當然,賈誼的論述自有一番新的境界:「夫並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他還有一句充滿歷史智慧的論斷:「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為讎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以陸賈、賈誼為傑出代表的漢初思想家,以秦朝的速亡為例證,冷靜地總結歷史,批判暴政,勸諫漢朝統治者改弦更張,調整統治政策,這充分彰顯了思想家「先知先覺」的思想價值。
  漢代的「過秦」論,涉及的方面非常廣泛,其重點所在則有以下三端:
  批判秦朝的苛法酷刑。陳勝派出的略地河北的將領武臣等人,就曾經以此作為動員當地豪傑共同反秦的理由:「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賈誼也就此三致其意:「秦王懷貪鄙之心,... ...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他指責秦二世,「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眾,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最終導致天下潰亂。
  批判秦朝殘民以逞。秦朝統治者曠日持久地用兵,大規模地興建宮殿陵寢,無不以役使百姓為前提,民眾不堪其苦。對此,漢初政論家多有論及:「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 ...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秦朝百姓負荷之重、以至於民不聊生,直到漢代中期還不斷有人論及,彷彿依然有切膚之痛:「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 ...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一個政權與民眾為敵,其結局只能是在全民性的抗暴怒潮面前解體。
  批判秦朝扼殺言路。秦朝推行的文化高壓政策,特別是「焚書坑儒」、「誹謗之法」,對善意的批評意見給以殘酷無情的鎮壓,導致了士人離心、天下多怨的局面,在漢代思想家看來,是秦朝速亡的重要原因。賈誼分析說:「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另外一位政論家賈山也持相近觀點:「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自不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 ...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合茍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秦朝控制輿論、扼殺言路,造成的是萬馬齊喑的局面,結果是在閉目塞聽之中走向了敗亡。
  漢政權建立之初應該如何治理這個千瘡百孔的社會?,當時的統治集團並非胸有成竹。「過秦論」的興盛一時,客觀上為統治者提供了歷史借鑒。它對於漢初若幹政策的制定與調整,起了重要的指導性作用。就治國原則而言,「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一句「反秦之敝」道出了漢初政治的奧妙,也折射出「過秦」的現實意義漢初的「與民休息」政策,究竟是「黃老之學」的影響,還是「過秦論」的產物?恐怕應該仔細思量。「逆取順守」自此成為歷代沿用不替的治國法則,每當在朝代更疊之際就是撥亂反正的立論基石,其影響之大更是有目共睹。
  以秦為喻,廣開言路,成為漢代一切開明之政的源頭活水。漢文帝時期的政論家賈山,「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在這篇上書中,他歷數秦朝的種種失誤,特別強調堵塞言論的弊端,「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乃況於縱慾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 ...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漢代批評時政的直言不諱之論,往往與「借秦為諭」密切相關。如薛廣德上書漢元帝:「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漢書?薛廣德列傳》)又如直臣梅福進諫漢成帝:「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漢書?梅福列傳》)這些鯁直大臣如此出言無忌,就是由於「過秦論」的影響力足以束縛皇帝的個人意誌,使之不敢肆意而行。
  漢代的輕刑安民之政、抑奢尚儉之風,都與汲取秦朝的速亡教訓有關,也就是與「過秦論」的積極影響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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